礼乐文明的构成：“文质论”社会理论初探

相对于古希腊的城邦文明和现代西方的社会文明，传统中国形成了一种礼乐文明，其基本构成方式是“文质论”。质即自然，文即文明，文明是通过将内在于质的纹理文饰出来，所以，文明在根本上来自自然，不能超越、改变和破坏自然。礼学中的尚文尚质，在根本上都是一种文。“文质论”何以构成礼乐文明？本文分为礼仪和礼制两个层次讨论：礼仪是仪式层面的礼，其内在原理是以礼文来节文人情；礼制是社会政治层面的各种制度，其构成原理与礼仪相同。在这个层面，亲亲即质，尊尊即文。人类的群体生活并非文明的建构，而有其自然基础，即亲亲。由亲亲生出尊尊，就是在自然生生共同体中发现内在的尊尊秩序，把它文饰出来，并建立更大范围的文明共同体。在这个意义上，国家并不是必要的恶、社会契约或暴力机构，而是对生生共同体的文明转化。由于“文质论”和西方社会理论一样，并不把国家政治当做最高的文明制度，我们视之为一种社会理论，但它也与希腊政治哲学有共同之处，即来自自然，归于自然。     

亲亲姐妹——开拓创新 爱满福园

开展文化建设，提炼“孝老敬老、护幼育孤、和谐团队”的福园精神．创办了“福园之声”广播站、“福园之星”艺术团、“福园之窗”院报，以“亲亲儿女”、“亲亲妈妈”、“亲亲姐妹”为核心的“亲亲福园”服务品牌得到社会各界广泛赞誉．井被民政部授予“优质服务品牌”称号。     

论国有企业改革与资产经营

国有企业改革和资产经营是当前的一个热门课题。本文认为，以“五个机制”、“五个加强”为基本框架的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是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突破口”，而资产经营是国有企业深层次的改革的木质要求，寻找能够极大地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公有制实．现形式是下一阶段国有企业改革和资产经营的新目标。     

孝老敬老 殷殷关怀

始建于1959年的宜昌市社会福利院，在各级领导的亲切关怀与支持下，遵循“为了服务对象的最大利益”这一宗旨，在老年人护理工作上一直秉承家庭化、人性化、亲惰化、规范化的服务管理。“亲亲儿女”通过“三个一”活动，即每天给老人一个拥抱、     

瓦解“经济主义的政治模式”与“偶然性逻辑”的确立——评拉克劳、墨菲对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的“批判”

以人类解放为主旨的历史唯物主义,其基本的理论框架是一种“经济主义的政治模式”,即高度关注经济领域对抗性的政治性问题,这是从经济和财产权的视角切入人类解放这一政治性问题的唯一路径.正是立足于这种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理论框架,形成了马克思自身对于革命主体——“阶级”的建构.在“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在思考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术语时,拉克劳、墨菲在通向列宁、葛兰西的“思想墓碑”上错误地镌刻了瓦解“经济主义的政治模式”的碑文,从而将“阶级”的思考从经济基础这一分析框架上抽离出来并使其碎片化,以达到其在“资本主义民主”这一既定的前提下实现激进多元民主政治的构想.     

以孝道文化为核心的崇德向善理念之理论建构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道德建设，多次强调儒家思想在政府建设新型社会主义价值观过程中的重要地位。以孝道文化为核心的崇德向善理念的理论建构，可从三个方面进行分析论证：其研究视角是重视孝道文化在儒家思想中的核心地位，领会儒家思想占据政府建设新型价值观重要地位的明显趋势，从当代社会主义公民价值观的内涵定义来界定这一理论；其理论建构是以崇德向善为理念、以孝道文化为核心、以家庭教育为平台的结构框架；其对策和措施包括坚持“顶层设计、政府主导”的原则，采取“家庭为主、学校为辅”的教育方式，倡导“民俗为媒、繁荣节庆”的教育形式，强化“市场搭台、文化立国”运行机制。     

关于本位与过程建构:将中国理念植入国际关系理论(英文)

30年来兴起的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三大主流学派——结构现实主义、新自由制度主义和结构建构主义——有一个共同的缺失,这就是忽视对国际体系过程和国际社会中复杂关系的研究。本文针对这一重要缺失,借鉴主流建构主义,将“过程”和“关系”这两个中国文化中的重要理念植入国际关系理论,提出一个过程建构主义的理论模式。论文将过程定义为运动中的关系,论证了过程的自在性、过程动力和过程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过程的核心是关系。如果说西方个体本位的社会性质的核心理念是“理性”,那么中国社会文化的一个根本理念则是“关系”。将这个理念挖掘出来并进行概念化处理,依此确立过程建构主义“关系本位”的基本假定。同时,过程建构主义还认为,国际社会中的关系网络确定国家身份并孕化国际权力。过程建构主义是体系层次的进化理论,将分析重点置于国家之间的互动实践,强调过程的自在性以及对国际规范、国家身份和认同的建构作用。     

“五四”与新人的发现

本文围绕“五四”启蒙运动中对于“■”的更新的探求,论述了“新人”的起源、性质及其由发现以至失落的过程,藉以展示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的“怪圈”运动的一部分成因,并进而提出在现时代条件下如何总结“五四”经验教训以实现“新人”建构的基本设想。     

现代国家的建构与村民自治的成长——对中国村民自治发生与发展的一种阐释

村民自治作为一种历史过程,其发生与发展应置于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加以考察。仅仅依靠自上而下的外部性力量,是无法建构一个以农民为主体的乡村治理体系的。继政权下乡和政党下乡之后,以农民群众为主体的村民自治的“登场”成为历史的必然。公社体制废除后的村民自治制度,其实质是党支持农民当家做主,在农民的主动参与中确立其主体地位,并将分散的农民吸纳到国家体制中来,以此建立对国家的认同,达到国家治理与村民自我管理的协调,从而推进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制度—示范—创新是村民自治进程的基本运行逻辑,这既保证了国家的统一性,又充分尊重社会的自主性和创造性。从现代国家建构的角度看,中国的乡村治理体制也需要相应的转型,对各种权力资源和治理机制加以整合,实行国家治理与乡村自治的共同治理,并在这一过程中推进村民自治的发展。     

“双向嵌入”视角下美国对湄公河水资源问题的介入

2020年9月，“湄公河—美国伙伴关系”正式启动，取代了由奥巴马政府发起的“湄公河下游倡议”，水资源合作成为该新机制的核心议题之一。在湄公河水资源问题上，美国的战略意图日益明确，合作路径也持续更新，地区的影响力迅速拓展，给中国周边安全埋下重大隐患。因此，美国对湄公河水资源问题的介入，成为当前中国周边外交值得关注的重要问题。本文尝试提出“双向嵌入”分析框架，认为美国对湄公河地区水资源问题的介入是治理和竞争双向互动的过程，在“治理整合”维度上，主要是以其资金和知识的优势提高治理能力为基础，以整合共同利益强化利益合作为动力，以及时抢占时机扩大舆论引导效果为手段来介入湄公河地区水资源治理。在竞争驱动维度下，美国主要是以加强双多边伙伴关系来扩大地区影响力，以升级机制建设来谋求“制度霸权”，以价值观和话语的双重输出来推广其治理理念，从而在“影响力”“制度”以及“理念”三个方面完成对中国的竞争。     

图腾制度对中国宗法秩序的塑造与影响

图腾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中国古代宗法国家与社会的制度形态和生活样态.图腾制度的影响首先表现在它的血缘划分原则构成了西周昭穆制度和"选建明德"两大国家制度的根据,而源自图腾制度的"礼"则成为宗法国家的规范基础.更深刻的影响体现在对传统中国社会秩序的塑造上,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宗法原则补充了国法,成为官府治理地方的辅助工具;宗族则成为审判机构等级系列中的初审法庭.中国的法制现代化之路的重要关键,就是要在精神文化内核上,彻底打破宗法藩篱,重构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合理关系.     

试论“五四”前后对宗族文化的重新审视

面对当代社会中"宗族复兴"的现象,有必要梳理和分析"五四"前后对家族制度和道德伦理的批判理路,发掘和分析其时审视宗族文化的多元角度和深层动因,追索宗族批判话语的生成背景,体会历史当时的丰富信息,从而对家族文化在新旧世纪的命运能有更加全面和客观的认识.     

两晋宗室封爵承封谳议

两晋宗室承封王深刻影响了两晋政治发展。两晋宗室封爵主要以嫡子、嫡孙承封,辅之以庶子、庶孙承封,嗣王承封时间以逾年承封为准。两晋宗室承封王的封国等第和封户数额随世数而有变动,但未形成定制。由西晋而东晋,宗室封爵承封由庶子、庶孙承封者人数有所增加,承封亲属范围扩大,但两晋宗室封爵承封仍然严格限制在五服之内。两晋宗室封爵并不严格贯彻长子承袭原则,长子出继现象有其特定的时代背景和历史渊源。     

春秋时期家臣职权扩展与宗法制嬗变

西周时期小宗世袭为大宗家臣，异姓亦可世袭为家臣，“事保厥家”乃其职责。然至春秋，家臣势力逐渐增强，由西周“事保厥家”的“宗法性家臣”发展成春秋后期“执国命”的“陪臣”。伴随着春秋时期权力下移，家臣权力上升、职能增强且家臣身份也呈现多样化发展。家臣制源于宗法制，在不断调整与完善的过程中又不可避免地要摆脱宗法制的约束，逐渐发展成为后世帝国时期官僚制的雏形。同时，家臣选任及流动的自由冲击了宗法制下世卿世禄的原则，也折射出宗法制下传统社会观念的演变趋势，最终影响到后世“家”“国”关系的构建。     

唐律伦理法思想的社会学分析

唐律的伦理法思想,根源于天人合一的世界观、耕农社会的宗法思想、儒家法律化思想的影响,也与唐初的时代背景紧密相关。礼教思想主要体现在唐律中的立法指导思想、同罪因身份而异罚、依礼教原则解释律条、修律以礼为蓝本等方面。唐律伦理法思想的基本精神与特色是家族主义、礼刑合一、义务本位、男尊女卑、仁恕教化等。唐律伦理法思想有其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     

哀敬两尽：从“君视大敛”看君臣、父子伦理的情感内涵

以君臣、父子为代表的政治伦理与亲属伦理及其内在的精神情感构成了中国社会结构、家国关系及政治秩序的深层根基。本文通过对《士丧礼》中“君视大敛”这一环节的描述分析，指出君臣之间以敬为主的情感内涵与父子之间以哀为主的情感内涵相互影响，交织在一起，而从根本上讲，这两种情感及其相互作用统一于儒家的仁义思想之中。通过对这两种伦理之情感内涵的讨论，文章进一步明晰了中国历史传统中家国关系的内在精神情感通路，即性情仁厚之人在家庭内部孝敬父母，才能在国家层面忠于君主，而国家层面的君臣关系也关照、影响着家庭内的父子关系。文章同时也为理解当下身处尊卑有等与亲疏有差两层关系中的中国人的内在情感状态、行动伦理以及在此结构中形成的社会人格提供了一种新的解释。     

宋元宗族的坟墓和祠堂

宋元时代是祖先祭祀方法由坟寺到祠堂变更的重要时代。本文以苏州范氏为中心,从宋代士大夫的社会问题,特别是家族、宗族的侧面论述坟墓、坟寺、祠堂的实态和祖先祭祀。从社会史特别是家族、宗族的方面将坟墓、坟寺和祠堂的问题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具体论述苏州范氏的坟墓和坟寺、祠堂的问题、家族宗族的迁居和定居、阶层性、风水、夫妇合葬、坟寺和祠堂的管理、运营等。     

空间与秩序：明清以来鄂东南地区的村落、祠堂与家族社会

鄂东南地区聚族而居的村落形态既受当地山区丘陵自然环境的影响,更是自宋以后,特别是明清以来外来移民不断迁入定居、繁衍的结果。而且移入先后的不同导致村落形成和扩散方式的差异,进而在一定区域内形成一姓数村、团状聚居和一娃一村,分散聚居等多种聚居模式。这种家族式聚居的村落形态为宗族的组织化管理提供了有利的生存土壤。来自江西等宗法文化较浓厚地区移民的迁入,以及不同族群为着生存空间的竞争,导致鄂东南地区在清代前期进入普遍的移民家族的组织化和制度化进程。以宗祠——支祠——家祠为层级的祠堂建筑格局与家族聚居区——自然村落——单个家庭的聚落形态相对应,体现出建筑格局与家族结构在某种程度上的契合。其中与自然村落相关联的支祠(鄂东南称之为祖堂、宗屋、公屋)更是构成所在村落的公共空间,并成为族人祭祀、娱乐、教育、生产等公共生活的核心,地理空间与血缘家族空间的重叠、建筑的象征功能与宗法组织的实际运作共同维系着清代以来鄂东南地区以家族为特征的乡村生产、生活秩序。     

“祭祀不祈”与“内尽己心”:以祭礼中的“鬼神”为例论儒家思想的“理性主义”

本文以儒家典籍中的“鬼神”为研究对象，借此对儒家思想的“理性主义”特征进行讨论。儒家思想对鬼神的理解，继承了巫术时代鬼神能影响现实之认识，又为其赋予了新的内涵。新的内涵以“形气论”为认识基础，一方面将鬼神世界与人间世界视作同质且可以互相沟通，极力强调鬼神尤其是“人鬼”与祭祀者之间固有的“父子”关系的重要性，形成了以“报本反始”为核心意义，以“格神”“敬飨”为直接目的的祭祀之礼；另一方面，儒家强调，“格神”的最关键条件是主祭者“事死如事生”的“诚敬之心”，而这一诚敬之心源自于“孝”的情感。     

民情反思与士人的社会改造行动——晚清温州永嘉学派保守主义的实践及其困境

同光时期士人推行的地方社会重建运动,是在太平天国运动所引发的新民情经验反思的基础上展开的。在这一过程中,由士人集团所继承的学术思想传统,在塑造文人精英意识形态以及作用个人选择意志时起到了颇为关键的作用。同时,承担这些思想历史传统的组织载体为结社和宗族。社会位阶的差别以及对社会经验判断的差异,导致现实社会改造方案出现了分歧。其中,具有较高功名的上层士人选择了一条重建宗法和学统的保守方式,力求将人心气禀重新安顿到传统政治格局内,但这一努力在实施过程中所达成的民情效果却出现了与其“敦风易俗”这一初衷相背离的结果,即学阀望族成为垄断性的地方社会势力。这条保守路径最终陷入了困局,但并不意味着晚近士人经世作为的终结,相反,它孕育了中国现代社会结构转型的历史契机,即以普遍人格结构为心性基础的社会组织生活将成为现代民治政体的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