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尊之义：从丧服制度看中国传统政治伦理的情感原则

本文通过追溯当下政府行为特点背后的思想渊源，展开对中国传统政治秩序内在精神的理论探索。研究发现，中国传统政治秩序的构建在起源处就与基于家户财产的家父长制支配不同， 强调基于人性中的尊尊之义来构建从父到君的政治伦理。 以君臣上下为主的传统政治秩序的内在精神主要是尊尊之义与道义原则，这两个维度以人的仁义之性为基础，调整着政治秩序中君臣关系的具体样态，并以礼制的形式塑造出一套关系伦理，型塑着中国人的心智结构。这一关系伦理虽然在历史与现实中难以完全实现，但仍然对政治秩序有着根本性影响。     

试论春秋战国时期的君臣伦理观

本文分析认为春秋战国时期君臣伦理观的核心是君“慈”臣“忠”。春秋时君统宗统合一的传统虽有影响，但君统已开始重于宗统，至战国时君统已脱离宗统而独立。这一时期的君臣伦理观对后世有一定的积极影响。     

中国传统社会的双轨治理体系——封建与郡县之辨

对于中国社会的考察,要接续潘光旦、费孝通等前辈的学术路径,回到传统社会分析的古典范畴。传统社会由殷周、秦汉之变,以及后续各代的发展变迁,均围绕着封建制与郡县制的辩证关系而展开。封建一方面以宗法、丧服、宗庙等礼制,以亲亲、尊尊的差等秩序为原则,确立了君统与宗统之间的逻辑关联,另一方面则以天命的神圣观,确立了君民之间的自然天养的普遍法则,使民彝与民生成为了根本的治理基础。郡县则强调战国以来的历史势变,革除了封建制各私其土的乱政之源,反而开创了一个“公天下”的世界,确立了一种超国家形态的帝国政制体系。近世以来,王夫之、顾炎武等强调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旨在依据圣人对于三代之制的理解,打破尽天下一切之权,而收之在上的集权制系统,重新理顺“公”“私”之辨。不过,对于经学意义上的封建的考察,仍是一件需要进一步推敲的工作。     

中国奴隶社会官制研究

国家机器是人类进入阶级社会后产生的,而官制则是国家机器结构的表现形式之一。中国的官僚制度,起源于战国,其实它保有许多奴隶社会的贵族统治的痕迹,如君位的继统制度、宗法制度、封爵制度等。作者以前编写过《历代官制概略》一书(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79年),现在在原书“奴隶社会”部分的基础上,结合学习心得,对中国奴隶社会的官制作一些探讨。一国家形态 (一)氏族机构发展为国家机关——宗统与君统合一中国历史上尧舜禅让的时期,已经到了原始社会的末期。由于私有财产的出现,到禹时,部落联盟的首领,实际上已经成为贵族,自他担任部落联盟首领以后,政权已开始集中于一人之手,权力很大。据《左传·     

董仲舒“独尊儒术”背后的话语陷阱——儒家公共话语建构的可能进路

董仲舒大一统宇宙论的建构和君道理论的完善,标志着儒家政治哲学的成熟;围绕权力的来源、运行、制约,形成一套完整的制度体系。然而家国同构、伦理与政治高度重合的集权政体中,政治话语实际上成为公共话语的主要内容。“儒学”经过政治话语的表达沦为“儒术”,理论层面的“君权天授”最终导向现实中的“独尊儒术”。近代以来,随着宗法制度的解体和社会结构的变革,儒家思想重新参与公共话语建构,获得了新的平台与机会。儒家道德伦理在公域、私域之间的密切关联,对解决当代不同话语体系对立所造成的困境,呈现出一定的独特性与优势。立足心性修养与仁善伦理,提供具有本土意义的人文语境和经验智慧,才能塑造真正关怀人的文明话语和生活话语。     

论“持”“迟”应是古汉语词尾(下)

<正> 我在本文上篇中列举从汉代始的四十余例“×持”式构词,认为“持”应是虚义的动词词尾。在此下篇再论“迟”和“持”兼有动词和形容词词尾的性质。下面是“迟”作动词词尾的一些词例和书证。“迟”或“持”有时交叉混用,或异写成另外的字。钦迟。《晋书·陶潜传》:“剌史王弘以元熙中临州,甚钦迟之。”又《殷仲文传》:“东阳,无忌所统,仲文许当便道修谒,无忌故益钦迟之。”符定一《联绵词典》释此词时引《汉书·杜周传》“少言重迟”句谓:“盖‘迟’犹‘重’也。”甚误。饮迟之义为敬仰,由“钦”字来,与“迟”全无关涉。“重迟”中“迟”为迟顿义,与“钦迟”中全不相同。     

传统儒家人之尊严的伦理化定位特质

儒家人之尊严的定位具有特殊性,它是一种不同于西方以理性为基础的政治、法律化的定位。儒家强调仁义作为人的尊严所在,体现出纯粹伦理化定位特质,将个体尊严指向道德优越感与超功利认同,排除了任何利益的维护和权力抗争,导致缺乏保障人之个体尊严的平等与权利观念。而自我尊严的“无我”和“忘我”的道德化主张,则严重限制了个人创造潜力的发挥和个性发展。     

情欲描写移植错位:《金瓶梅》非文士之作

1 与《金瓶梅词话》关系密切的情欲小说,当推《如意君传》,对两书进行比较研究,有助于弄清文学上的传承关系,且能为成书找到新的佐证。《金瓶梅词话》第三十七回,写西门庆与王六儿秽事“犹如武则天遇敖曹”,虽未明指书名,然确为《如意君传》之本事。《如意君传》不仅对《金瓶梅》,对后来的情欲小说影响也大。《肉蒲团》在书中两次直指《如意君传》、《绣榻野史》、《痴婆子传》之书名。《如意君传》为短篇,卷首有华阳散人甲戌秋所作之序。《肉蒲团》今见为日刊本,时当清康熙乙酉(1705年)刊行。初曾疑“如”传华阳散人甲戌序,或伪托“假虚”即子虚乌有也。词话本“犹如武则天遇敖曹”一说,给人们提供了证据,此书确在《金瓶梅》之前。今且以《肉蒲团》刊行之康熙乙酉为终点,将此前的“甲戌”列下:     

权力与伦理:韦伯支配社会学中的国家理由问题

韦伯在权力与伦理之间的纠结，鲜明地体现了马基雅维里主义“国家理由”学说的双重性。和马基雅维里一样，韦伯看到，随着近代国家的兴起，政治成为一个独立的价值领域，与其他价值领域相冲突，但又不能彻底脱离其他价值领域。因此，他拒绝纯粹信念伦理，主张效果取向的责任伦理。不仅如此，他还直面马基雅维里时代尚未凸显的现代官僚制问题，把政体伦理降格为行政管理的正当性，从而使官僚制与伦理的关系问题走向前台。从这个意义上说，韦伯是一位“新马基雅维里主义者”。韦伯没能也无意彻底解决权力与伦理的冲突，他接受政治的“手段—目的”在伦理上的不一致之非理性现实，但他留下的官僚制与伦理的关系问题早已不只是一个德国问题，更是一个当代政治的普遍问题。今后中国的国家和社会治理研究不仅要从制度层面，还要从观念层面解释中国如何从传统伦理性的“家产官僚制”演变成今天的官僚制。     

中国传统社会与国家同构状态探析

由于中国传统社会小农经济基础和宗法制度的制约作用 ,以及忽视个人权利、漠视经济利益的思想的影响 ,中国传统的国家与社会处于一种同构状态。社会被笼罩在国家之下 ,国家权力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方面 ,政治领域的规则成为整个社会的游戏规则 ,政治权力成为主宰整个社会运行的指挥者。     

嘉绒藏人的房名制、内婚制与改土设屯——金川嘉绒社会的国家进程

在中国西南地区,国家力量通过改土归流,促使地方社会组织和文化转变,建立了官员治理之“民”间的平等地位。清乾隆年间,四川省金川县的嘉绒社会经历了裁撤土司、设立屯兵、划分土地与征税等一系列变化,但嘉绒人的房名制度、阶层内婚和劳役的存在,共同再生产了土司时代的等级社会;加上国家对藏传佛教的认可,土官获得了基于宗教的传统政治权威。嘉绒社会呈现出不同于华南和西南其他地区的国家进程。     

A Transversal Lineage

ABSTRACT

This article proposes the term “perceptual abstraction” to describe the methods of artists who take bodily contingency as their medium. It focuses on the low-frequency drone work of an anonymous figure called Eleh. Like others in the Minimalist tradition, Eleh follows a processual ethic that begins from a minimum of structural elements and asks how they might reshape one another over time. What sets Eleh apart, however, is its singular focus on frequencies within, and sometimes beyond, the lowest reaches of human hearing. These tones play strangely on the sensorium because they can evade cochlear audition even while haunting other registers. This is bass as an agent of bodily mystification, and in Eleh's hands it becomes a sonic strategy for modulating felt space and fleshy thought. If Eleh diverges from most Minimalists in these ways, then liner notes and cover art point to another, more like-minded body of work. Might Op(tical) Art—with its interest in “charging fields” and rhythmically unraveling retinal perception—share at least as much with Eleh, at the level of affective strategy? If so, could we posit an alternate, transversal lineage of artistic practices defined not by form or tradition, but by a desire to confound perception, by whatever aesthetic and sensory routes?     

宗族风土的地域与心性：近世福建义序黄氏的历史人类学考察

本文是笔者宗族风土论的一个组成部分。即近世福建义序黄氏宗族的历史人类学研究部分。笔者采用了传统中国政治制度的结构分析和福建地方社会风土考察相结合的研究视角,根据人类学田野调查的观察和对族谱等第一手资料的解读,勾勒了宋代末期到民国中期义序宗族的历史。义序个案提示,虽然族产和乡绅的能动性时宗族的组织化具有决定性的功能作用,但父系的观念系谱和以此为基础的宗族乡村的日常生活和文化传承是近世宗族存续的文化前提和社会基础。这种宗族的风土性渊源于传统中国政治制度结构性要求和以儒教为代表的精英文化的长期渗透,同时在这一过程中宗族自身亦成为晚期王朝统治和德治政治文化的基础。     

理学社会化与元代徽州宗族观念的兴起

元代后期的徽州出现了宗族观念兴起的趋势。它不仅体现在地方精英的言论中,也表现为家谱编纂的普及和祭祖方式的变化。它是有元一代理学在徽州深入传播和地方社会结构变动相互作用的结果。元初对于科举的中止以及重视出身和注重功利的铨选方式,一方面产生了新的拥有世袭权力的地方豪强,另一方面也促使很多习儒者转而成为民间师儒,促进了理学的广泛传播,并使理学中独特的鬼神观广为人知,宗族观念也由此得到了内在的观念基础。而元代后期豪强世家对于理学的接受则最终刺激了理学社会化的实践。宗族观念在元代后期徽州的兴起正是这一系列因素作用下的结果。     

宗法、丧服与庙制：儒家早期经典与宋儒的宗族理论

宗族是理解中国社会的关键之一,这已是学界共识,但以往研究多把宗族视为基于现实利益而产生的工具,忽视古人关于宗族内在逻辑的言说。本文分析了早期儒家和宋儒的宗族观,认为古人关于宗族的种种制度安排实际上是基于复杂而深刻的伦理思想。宗族之所以在中国具有如此长久而旺盛的生命力,原因或在于此。     

清代石仓阙氏的科举参与和文武之道

学轨制是教育不平等的重要来源。清代科举考生们同样面临学轨的选择：除了正途考试和异途捐纳外,还有文科举和武科举之分。前人研究多关注文科举中的乡试和会试,鲜有人研究学轨选择的起点--童生试者。本文利用浙南石仓的科举账簿,考察清代中后期阙氏的科举参与。通过炼铁积累财富后,阙氏先是捐纳监生,后逐步参与科举。太平天国战争后,人口减少、武科举中式率提高,阙氏实现了“文武并举”。通过进一步比较“保身家”与“向上流动”这两类科举动机的表现及其结果,本文发现,向上流动的期望可能是个陷阱。因此,基层民众参与科举最终给人以“保身家”为主的印象,是民众自我调适的结果。     

传说、风水与一个多民族宗族的生成——柳州“计氏豢龙传”故事的演化及社会过程

本文以广西柳州著名的“计氏豢龙传”故事的演化为线索,讨论了明清以来一个居于“内地边疆”地区的家族之变迁。通过正史、地方志、碑刻、族谱等各类史料,梳理出柳州计氏家族通过科举从一个地方土司家族上升为书香门第,在遭遇危机时编制家族叙事与再造风水以重振家声,最终生成一个多民族宗族的过程。在此基础上,王朝国家缔造的地方社会空间为家族与宗族这类社会主体提供了能动性的活动场域,而宗族所推动的社会各阶层和族群间的沟通与互动又促进了“内地边疆”地区纳入国家体系的进程。     

当正式制度与非正式规范发生冲突：计划生育与宗族网络

中国宗族制度的核心是祖宗崇拜和传宗接代的香火观念。这种传统的文化规范与当前计划生育政策发生直接冲突。一方面,强大的国家机器毫不妥协地推行计划生育政策;另一方面,复兴的宗族网络支撑着古老的香火观念。虽然计划生育的严格推行大幅度地降低了生育率,但本文所分析的村级数据却发现宗族关系越强的村庄,其生育率越高,从而揭示了非正式规范是如何通过社会网络软化刚性的正式制度的。     

新农保、宗族网络与农村家庭代际转移

在传统养老方式日益弱化、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全面覆盖的背景下,本文以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数据为基础,探讨了正式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与传统宗族养老文化对农村家庭代际转移的影响.研究表明,在新农保制度覆盖初期,农村老人参保对代际转移具有挤入效果,随着政策的深入开展,新农保制度对代际转移的挤出效应逐步显现.而宗族网络对家庭代际转移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以宗族为载体的传统养老文化依然保持着较大的影响力,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新农保制度的效果.     

教育、宗族与地域社会——清中叶江西万载书院再考

地处江西省西北边陲的万载县,在清中叶的嘉庆道光年间出现了兴建书院的热潮,地方宗族也参与其中。宗族参与的方式是以创建族学书院为主以及购置学田、奖以花红盘费、创建试馆等助学措施。宗族创建书院的资料在县志和族谱中均有记载,但各有侧重。县志中收录的族学,强调的是作为书院教的一面,同时也是地方宗族实力兴替的一种体现。族谱中收录的族学,突显的是其养的一面,甚至因此纠缠于义学与义田的兼行分理纠纷之中。宗族组织的积极参与地方教育,与同时期活跃的族群、士绅等群体,使得地域社会的凸显成为清中叶的时代特征之一,有助于帮助理解19世纪以后大历史的发展演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