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质之争与汉魏社会转型

“文质”是中国古代思想理论中一对比较特殊的范畴,多被后世的思想家用来描述社会的发展阶段,并据之来批判社会的弊端,提出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案.在汉魏之际的社会转型中,不少人就利用这一理论来批判现实,提出改良社会的主张,他们将“礼情”、“奢俭”、“繁简”、“名实”、“淳朴”与“浇薄”等一系列问题都归为“文”与“质”的范畴,并提出了“以质救文”的口号.“文质”理论在汉魏之际的社会转型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佛典汉译的文质之争与西方意译、直译之争的对比研究

佛典汉译的文质之争是我国翻译思想的第一次争论,历时长久,影响深远.由于年代久远,文质之争常被一些学者比附为西方的意译、直译之争.事实果真如此吗？对比研究显示:佛典汉译的文质之争与西方意译、直译之争的出处不同,内涵不同,争论过程也不同,佛典汉译的文质之争渊源于我国传统文化,内涵是译文语言的文丽或质朴,需要解决译文是否需要文饰的问题,属于语言风格的争论;而意译、直译之争渊源于西方传统文化,内涵是按意翻译还是按词翻译的问题,讨论如何传达原文的问题,属于翻译方法的争论.这些不同说明文质问题不等于意译、直译问题,二者虽有关联,但侧重点截然不同,我们不能简单地把佛典汉译的文质之争比附于西方的意译和直译之争.     

谈古代公文的文质观

公文作为＂贯道之器＂、＂政事之先＂,应体现实用、清新、质朴的文质观,但是,我国古代公文的文质观却因不同朝代推行不同的文化政策等原因略有区别。春秋战国时期,文章主要是以质为主,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一些＂文＂的要素。秦朝＂尚质而不文＂,西汉初期以朴实简明、宽博深厚为主流,但自西汉中期以后至唐初,受大赋、骈文影响,出现侈丽、浮华倾向,明清时期又出现了繁琐、八股之风。面对这种不良的文质观,当时的统治者及文章大家通过颁布法令、＂整风运动＂、身体力行等措施极力倡导平易自然、反映现实的文质观。     

东汉译经中所见的语法成分

日本《大正新修大藏经》所收录的东汉汉译佛经材料中,已经出现的几种比较特殊的语法现象,诸如范围副词“都”,引进动作涉及对象的介词“共”,同义连用总括范围副词,同义连用助动词,句未有“不”的疑问句等,都早于同时代的其它文献材料。汉译佛经使用的是通俗化、口语化的语言材料,从汉语文研究的角度看,汉译佛经中保存了大量的口语,对汉语史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论王夫之的文质观——以《尚书引义·毕命》为例

文与质的关系问题是中西方文艺理论的一个重要问题。王夫之的著作《尚书引义·毕命》对此有极为深刻的讨论。与一般人讨论文质问题的切入点不同,他是从象、形与文、质的相互关系来展开的,并且是建立在他的以“气”论思想的基础上的,因此他的文学观是与哲学观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东汉支谶译经新词研究

汉译佛经在近年来颇受汉语词汇研究者的重视,尤其是佛经文献中出现的新词,它们对同时期中土文献的词汇系统进行了补充和完善,对汉语史以及辞书的编纂都具有重大意义。《汉语大词典》是目前中国最权威的大型辞书,但它对东汉时期的佛经语料关注较少。以支谶佛经为中心,探讨《汉语大词典》(下文简称《大词典》)中未收录的新词,以期进一步完善东汉时期的词汇系统。     

佛教史视阈下康僧会译经之儒学化及其意义

安世高译经使中国佛学趋于独立,但仍不离道术;支谶及其再传弟子支谦译经奠定了佛学依附玄学的基础。康僧会译经兼收众长,借用儒家话语体系以儒释佛,使佛教自觉服务于主流思想,有效地遏制了信众与朝廷走向对立的可能,从而实现了佛教中国化的新突破。自此,佛教开始公开、积极地向士大夫阶层传播。     

传统文质观的方法论意涵及现代意义

文质观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项重要内容。其形成源于古人对生存世界及合理生存方式的深入思考。自然之质是文化创生与发展的源泉,而文化则是人的存在方式。以文显质是传统文质观中的存在方式。基于文化体验之差异,以文显质相应呈现出"文以载道""立象尽意""修本废言""随说随扫"等不同实现方法,这体现了传统文质观深刻而丰富的方法论意涵。系统把握这一点,有助于深入理解传统文质观,发掘当代中国社会现代性发展的合理路径。     

孔子“文质观”的古为今用——对电视相亲节目的思考

[摘 要]电视相亲类节目席卷荧屏,形成一股热潮,以文质观这种文论观点来看待此现象,观众的质疑、批评、谩骂,原因在于此类相亲节目过度包装、策划、炒作,而忽视了电视节目本身的内涵,娱乐教育服务功能,可以说是文胜于质。本文欲对《论语》中孔子“文质观”略作梳理,并且通过其之精髓来推进电视节目的良性发展及提供重要的借鉴意义。     

论荀子与儒家文质观的情感转向

荀子突破了孔孟以来的文质传统,在文艺的众多因素中,率先发现了文艺中的情感因素并加以系统论述,将对文质观的探讨由伦理道德的内容上升到情感因素,使文学艺术的研究回归其本身,儒家的文质观乃至整个艺术研究活动也由此开始了情感论的转向。他提出的"情文俱尽"的文艺标准和"称情而立文"的文艺创制原则,为中国诗学的情感论传统奠定了基础。     

佛经翻译中的读者观照及其影响

读者,在翻译过程中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在制定翻译策略时充分考虑读者因素,就是基本的读者观照。这一问题实则早在我国古代的佛经翻译中就有所体现。分析佛经翻译中所体现的读者观照,并就其对我国译学的深远影响进行系统梳理,将有助于研究并挖掘我国传统译论。     

近代文言教育边缘化的开端：白话文如何进入国民学校

1920年初,在政府和新文化派精英的共同“运动”下,北京政府教育部终将国民学校“国文”改为“国语”。这标志着白话文以“国语”的合法身份进入知识生产体系,同时亦是文言教育传统的衰落和边缘化的开始。     

明清小说中的喷火兽母题佛经来源及其异国情调

在清代历史演义小说中,喷火兽母题大为兴盛,这当属西来佛教故事母题。丝绸之路上的诸多游牧民族国家影响了由印度至华夏中原的佛经传译,给佛经文学注入了一些不可小视的游牧民族因子,而其中以马崇拜为代表的怪兽崇拜即是如此。对火器的热衷,也使得清代小说中的异兽喷火描写成为一种虚拟想象的心理补偿。清代小说家由于实战经验和军事常识的不足,使其在营构文学世界时只好在佛经故事的宝库中搬取材料,从而构成了通俗小说中的喷火兽意象的书写。     

中国雕版艺术的一朵奇葩——佛经版画概说

佛经版画源于中国,是中国雕版艺术与印度佛传文化共同浇灌出的一朵奇葩。本文论述了佛经版画的起源,列举历代单刻佛典及大藏经所附版画精品,归纳了佛经版画的内容、形式及艺术特点,揭示出佛经版画的独特风貌。     

重评胡适与“学衡派”关于语言的论争

胡适提倡白话文和白话文学,主张废除文言,但总体上来看,其观点存在着一定的偏差,论据和论述过程也有值得商榷之处,新文学派急功近利的行为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新文学的直白化和艺术性欠缺."学衡派"在极力反对白话文的基调下,也有对白话文较为合理的认识.他们并非完全排斥白话,而是反对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主张语言的渐进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文言进行现代化的改造."学衡派"对新文学阵营相关论点的反驳和论争,使得新文学在发生期对于白话文和文言文的认识趋于合理化,客观上对新文学发展起到了纠偏的作用.     

论中国古典艺术的形式美--以书、画、诗为例

作者认为,书、画、诗的形式美,在中国古代艺术形式的审美创造领域最有代表性。书法家以情性对"形质"加以软化、活化、动化,使原有字形发生美的变化,以"草书"而臻至最高的审美境界。画家以"气韵"与"形模"合作,发展到"写意"而走向绘画艺术的高峰。诗则是由诗人自己创制种种形式,又在越来越严格的形式中自由施展而显示诗人的才能。当传统的形式被用得烂熟而失去制约感,探索、创造新形式便成为一代才人"再领风骚"的壮举。     

如此“学术品位”——评《中国文言小说总目提要》

宁稼雨所“撰”的《中国文言小说总目提要》意图超越包括《中国文言文小说书目》在内的许多小说书目和词典,但他著录一些己见著录、仍然存在并很容易见到的小说动辄云“未见著录”、“已佚”和“未见”,在小说的分类、类型问题上,也表现得轻率和随意。更让人怀疑他的“学术品位”的是,他的《提要》不但没有“尽可能标明出处来源”,而是大肆“掠美”,其中抄自李剑国的《唐前志怪小说史》和《唐五代志怪传奇叙录》二书的内容最多。     

汉译佛经中的判断句研究

本文在已有判断句研究的背景下,着重介绍汉译佛经判断句的研究状况。主要包括两部分内容：一是利用佛典语料研究判断句,二是针对佛典语料判断句的研究。文中在评述相关研究成果的同时,提出了目前研究中的某些不足或值得注意的问题。     

甲骨文地支纪日补例

甲骨文中以十天干和十二地支相配成的六十甲子来纪日。有时 ,也单用天干来纪日 ,但很少单用地支纪日的 ,常玉芝《殷商历法研究》第一次对地支纪日的例句作出了详细分析 ,但该书还存在一定的遗漏。本文对《甲骨文合集》等 6种著录书中所收的 6 6 0 0 0多片甲骨刻辞作了穷尽性的调查 ,对地支纪日进行了一些补充说明     

试论古代藏区寺院的出版事业

文章主要论述了藏区寺院雕版印刷的出版特点和在寺院中结集完成的以藏文《大藏经》为代表的大量文化典籍,充分表明了藏区寺院为我国出版事业做出的卓越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