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俄国史学

80余年来,西欧史学的发展一直与社会科学领域内出现的新的理论、范畴、概念同步,相比之下,苏联历史学的概念系统已经陈旧,从而造成了与西方史学之间的严重差距,以及彼此的隔阂与误解。苏联社会-政治生活中的“改革”进程对历史研究产生了直接而强大的影响,历史编纂也弥漫着忧郁昏暗的气氛。1990-2005年间,在俄国出现了社会史研究的繁荣期,它体现了当时史学中所有创新的、吸引人的和有意义的东西。而从20世纪八九十年代起,青年历史学家开始热衷于新的文化史或心智史的研究。眼下,日常生活史正在大红大紫。全球史是最近10年出现的新事物,这一研究容易流于表面化,但它是重要的,也是有前途的。     

从社会史到文化史:法国资产阶级研究范式的变迁

20世纪60年代,法国资产阶级研究的社会史范式在拉布鲁斯的引导下确立.这一范式广泛挖掘新史料并大量应用计量方法,深入考察了19世纪法国资产阶级的经济活动、生活条件和社会地位.但是,该范式因重视经济活动、轻视文化和心态等因素而遭到批评.20世纪80年代以来,法国资产阶级研究发生了从社会史到文化史的转变,资产阶级认同成为了广受关注的主题.耐人寻味的是,在一些研究者从日常文化实践的方方面面中寻找资产阶级认同的有力证据时,美国学者莎拉·马萨却论证了法国资产阶级认同缺失的问题.关于资产阶级研究的不同路径实际上体现了史学家对于社会阶级的不同理解.本文主张形成关于阶级的综合认识,以使不同研究范式的融合成为可能.     

19世纪俄国和欧洲文化理论中的东方形象

19世纪欧洲和俄国史学中都存在着大量有关东方文化的僵化特征.俄国文化理论是在欧洲学者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但其中的东方形象并不和欧洲观点完全一致.19世纪俄国学者试图打破僵化模式的尝试为未来有关东方文化的评价和它在世界史中的地位的重要转变奠定了基础.文化平等的观点在20世纪开始发挥效力,它为创造复杂、多面的东方形象,以及修正现代的有关停滞的传统观念提供了可能.     

社会史研究向何处去?

社会史研究经过近二十年的发展,已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所谓历史人类学或区域社会史的标志下,不仅体现出一些扎实的新进展,而且在方法论取向上建立了与国际学术界和相邻学科对话的平台。但是,关于社会史今后的开展,还需要从学术史的脉络加以厘清,以便从新旧观念错综交糅的混乱中认清方向;需要对传统史学、对曾与社会史相对立的政治史研究主题进行认真反思,思考其与社会史的关系;还需要思考社会史研究的方式与表达途径等问题。这些,都是今后的社会史研究需要认真对待的。     

当代俄罗斯社会史研究的特点及趋向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史学经历了从危机迷惘到理性反思的转折,其中社会史研究的兴起引人注目.当代俄罗斯的社会史研究既是对俄传统史学和苏联史学的批判、继承和发展,同时也反映了历史学家面对俄罗斯社会转型艰难性与复杂性的深刻的历史思考.在社会史研究逐步发展的过程中,大多数俄罗斯学者仍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在批判地吸收现代西方史学思想与方法的基础上,为建构具有俄罗斯民族精神和时代特征的新史学而努力.当代俄罗斯社会史所取得的成就,对于俄罗斯史学融入世界史学的主潮,对于从历史和文化层面探索俄罗斯复兴的道路都具有积极的意义.     

郭沫若与中国社会史论战——侧重于学术史视野下的叙述

郭沫若及其《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社会史论战的焦点，各方论战者从理论引用、中国历史的阶段划分、古代社会性质的确定等方面对郭沫若古史研究进行了全面的评述。论战中包含着合理科学的学术成分，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郭沫若古史研究的修正和完善，以及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本文力图侧重于从学术史的视野叙述郭沫若与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社会史论战，从而部分还原其被遮蔽的学术面相。     

谢·米·索洛维约夫与19世纪下半叶俄国史学的特征

俄国国家学派历史学家谢·米·索洛维约夫以《远古以来俄国史》的学术研究实践,影响并例证了 19世纪下半叶俄国史学的四个基本特征:从史料出发建构历史解释;以历史学为中心吸收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在世界历史背景下,以融合东方与西方的视角建构俄国立场的世界历史解释;从时代出发开展世界历史研究.谢·米·索洛维约夫的历史学实践推动了19世纪下半叶俄国史学职业化的发展历程,成为凝聚俄国国家学派的中心,缔造了一个独特的俄国史学发展景观.     

三十而立:社会史研究在中国的实践

新时期中国史学最引人注目的事件是社会史的复兴与发展.30年的中国社会史研究经历了整体社会史、区域社会史、新社会史三个发展阶段,这是一个不断反思和不断创新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走向成熟的过程.三十而立,回顾与前瞻同样重要.     

凭借新知以商量旧学——逻辑东渐对梁启超史学研究的影响

逻辑学是自19世纪中叶开始的西学东渐内容之一.梁启超的史学研究受到逻辑东渐的影响,具体涉及史学观念、史学研究方法以及具体史学研究领域之择取等不同方面.在史学观念和史学方法方面反思、接受西方的逻辑知识和逻辑观念,体现了梁启超对民族文化发展道路的深切思考和积极探索.对中国逻辑史研究领域的开拓,则是梁启超对中国传统史学研究领域的革新,它为探索传统思维方式、比较中西文化提供了一种新的路径.     

后现代史学在中国——一种新历史空间的生成

后现代史学是过去三十年来在历史思维领域注入的最具活力、持续时间最长的西方思潮,它在史学认识论和史学方法论等方面所催化的结构性变化,堪称一场未易旗帜的革命。在后现代史学的影响下,历史学的基本观念在变动,中国史学的方向也在转换。作为后现代史学代言人,"新社会史"风头正盛,成为目前最令人注目的史学实践。随着微观史、下层民众的历史、身体史、疾病史、新文化史、新社会史在东方语境的勃兴,后现代史学已经在中国构筑了自己的历史空间。由于后现代史学的引进正值改革开放后过去那种"革命史叙事"和"现代化叙事"模式日益显现其在史学方法论上的穷困和捉襟见肘的时期,因此颇有几分吊诡的是,在西方主要是展现其破坏性的后现代史学,在东方语境下却更多地被赋予了建设性的意义。学术界应该实事求是看待后现代史学对历史学的挑战,后现代史学完全可以也应该和包括现代史学在内的其他各种取向并存而竞争。     

文艺批评不可缺少历史的批评

文艺批评的历史方面是不可缺少的。中国当代文艺批评界忽视文艺批评的历史方面恐怕是中国当代文艺批评难以企及19世纪俄国伟大文艺批评家的精神境界的重要原因。那种忽视文艺批评的历史方面的倾向是中国当代文艺批评家世界观的矛盾所造成的。有些文艺批评家的世界观的矛盾则是中国当代历史碎片化的产物。     

斯托雷平改革对村社的影响

俄国村社是自然形成的社会经济组织,在俄国历史中占有特殊地位。20世纪初,俄国当局的重大举措是斯托雷平改革,改革的主要目的就是消灭落后的村社,引领俄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虽然改革最后并没有成功,但还是动摇了村社的根基,对村社产生了极大影响。改革促使村社的经济在某种程度上得以发展;激化了村社农民和地主、富农间矛盾并使农民分化问题加深;提高了青年人在社会中的地位,同时也使青年人沾染上不良风气。     

俄罗斯日本问题研究二百年

俄罗斯的日本学研究始于18世纪初,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以研究日本民族和日本地理为主日俄战争结束后,俄罗斯加强了对日本政治、经济和历史的研究。十月革命至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开始有目的地将日本问题作为东方学的重要学科进行研究。90年代后,俄罗斯的日本问题研究有了很大发展,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果。     

俄罗斯文化中的“知识分子”概念辨

"知识分子"是俄罗斯文化背景下的特殊文化现象,也是俄国思想史的一个核心问题.19世纪30-40年代,俄国知识分子群体形成,俄国化的"知识分子"概念也随之被大大地强化了源于古代希腊罗马文化的思维层面、心理层面和意识层面的原生意义,并且被赋予了独特的俄国文化背景下的哲学、道德和社会层面的扩展意义.东正教文化土壤为俄国"知识分子"概念增加了浓厚的"弥赛亚意识"和"普世主义"含意,使俄国知识分子自觉承担起社会现实的审视者和"社会良心"的角色.     

西方财产观念的发展

财产观念是个人和社会价值观的核心,可由此探究不同文明、国家、社会和民族的特性。它涉及广泛,包括经济、法律、政治、社会、宗教、哲学、伦理等诸多学科领域,是跨学科历史研究的一个理想视角,但史学界对财产观念发展史重视得还很不够。西方历史中始终有不同的财产观念,这种观念的两极是财产的公有和私有,更多的情况下是权衡财产的社会意义和个人利益何者为先。其中私有财产价值高于社会利益的时期只是在18至19世纪。到了20世纪,随着国家对财产的调控,西方社会进入平稳发展时期,直到七八十年代福利社会危机引发对财产权的重新关注。这种关注决定了在21世纪,西方社会在个人财产与社会利益之间要继续寻找一种新的平衡。     

必要和可能：开展十九世纪中国音乐的研究

十九世纪是中国音乐发展的一个重要历史时期,而对于十九世纪中国音乐的研究却十分薄弱.全面而深入地研究十九世纪的中国音乐必须首先明确音乐史上十九世纪的概念,抓住其三条发展线索,并以辩证的眼光和态度对待它.     

资本主义趋向问题及相关论争的思想史考察

资本主义趋向问题是贯穿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核心问题之一。从19世纪马克思恩格斯围绕“两个必然”论断进行政治经济学论证,到20世纪由资本主义“适应论”和“变质论”引发的一系列论争,再到21世纪资本主义危机频现推动对这一问题研究的复苏,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们对资本主义结构体系的分析不断深入,对资本主义未来走向的认识也愈加清晰。对这一问题研究总体经历了由预判资本主义消亡结局向全方位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结构体系的转变过程,贯穿这一思想史发展过程的主题是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本主导逻辑的批判,论证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性衰落趋势和资本积累极限存在的客观性。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制长期共存竞争的格局并不会从根本上改变资本主义的历史命运。     

19世纪至20世纪初的俄国长篇小说

19世纪及20世纪初的俄国现实主义长篇小说因肩负反对封建农奴制和抵制资本主义制度的双重任务而独秀于世界长篇小说之林.它重视文艺复兴和启蒙文学中冷静地观察、如实地描写、客观地反映社会面貌的现实主义传统,又表现出对充满人文精神的光明未来深深的求索.与西方现实主义长篇小说所宣扬的社会因素和生物因素决定人的原则不同,俄国现实主义长篇小说作家承认个体的精神自主性,并把它凌驾于物质世界和周围环境之上,但不割断人和社会环境的联系,而是深刻地、精细地展示两者之间的辩证关系.     

世界历史上版图最大之帝国初探

古往今来世界上版图特大的帝国(王朝)有哪些,其中最大的是不是蒙古帝国——这是一个饶有兴趣并有待研究的问题。通过地图量算和文献研究,得知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大英帝国是世界历史上版图最大的帝国,1580—1640年的西班牙帝国是第二大的日不落帝国,19世纪中叶的俄罗斯帝国是欧亚美连成一片的第三大帝国,13—14世纪的蒙古帝国则是地跨欧亚的第四大帝国。     

“南—北”“东—西”话罗斯（俄罗斯）——《儒家思想的遥远回声》再辨析

俄国德·谢·利哈乔夫院士说：＂俄罗斯从来不是东方＂（＂Россияникогда не была Востоком＂）。古代罗斯,在其历史发展初期（公元9世纪中叶）,位于东欧平原一隅;后来（从16-17世纪直到19世纪）她逐渐＂东扩＂,以至＂地跨欧亚两洲＂。尽管如此,莫斯科公国和俄罗斯帝国在历史上不曾是也不可能是＂沟通＂东西方文化的＂桥梁＂。联系东西方文化（＂中西文化交流＂）的是欧亚大陆上的＂丝绸之路＂。因此,所谓俄罗斯人与＂东方人＂、＂东方民族＂在＂民族性格＂、＂民族心理＂、＂思维方式＂,在＂价值观、社会观、人生观等方面＂彼此＂接近＂、＂近似＂、＂相似＂,甚至＂同出一辙＂（代替＂如出一辙＂）以及诸如此类说法,纯属牵强附会,不经之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