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与经世致用之学的起源

本文针对学术界关于经世致用之学产生子明末清初或唐代中叶这两种传统观点，从孔子编写《春秋》的主观动机和《春秋》作为一部史学著作所体现出的经世致用的史学思想两方面入手，通过严密而翔实的论证，认为中国历史上的经世致用之学起源于春秋末期孔子修《春秋》，并以此为契机形成经世致用的学术思潮。     

《春秋》与《春秋左传》反映的原始婚俗考略

《春秋》是我国春秋时期鲁国的一部编年体史书,成书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时期,其时距离原始社会不远,仅约千余年,原始文化遗存约略可见。因此可以说,《春秋》在我国史学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是一部研究我国上古史,特别是奴隶制与封建制的交替过程和特点,以及某些原始社会史实的最可靠的参考书。由于《春秋》是用古文字写成的,又很     

论孔子与希罗多德的史学思想、治史态度及治史方法

孔子与希罗多德都是世界上杰出的文化巨人。孔子(公元前551年——前475年)既是我国古代著名的教育家、思想家、政治家,也是我国古代著名的史学家。他收录、整理、编次的“六经”,为后世保存了丰厚的历史资料。其中依据鲁史、周史和春秋其它各国史编撰的《春秋》,为我国最早的一部编年体历史著作,也是世界上第一部比较全面的史书。古代希腊的希罗多德(约公元前484年——前425年)是将西方传说的笔录转化为历史学的第一人。他所撰写的《希腊波斯战争史》(即《历史》),是西方最早的一部叙事体历史著作,故他被西方人称为“历史之父”。以往由于种种原因,人们对孔子在史学方面的成就认识不足,以为在中国只有比希罗多德晚两百多年的司马迁才能与希罗多德相媲美,因此,称司马迁为东方的“历史之父”,故就其二者作对比研究的著述较多,而忽视了对孔子与希罗多德史学的对比考     

中国古代历史编纂学的二重性特征

传统史学的二重性特征在中国古代历史编纂学中有很集中的体现,史书修纂中的客观与主观、天命与人事、直书与曲笔、实录与名教等,自《春秋》起,在近三千年的历史编纂史中始终一以贯之,构成了中国传统史学的基本属性。对待这一属性,当取审慎辩证的态度视之。     

左丘明对中国传统史学的开创之功

左丘明对中国传统史学的开创之功张汉东我国传统史学开端于春秋末期，标志是“百国《春秋》”的出现。当时可考的史学家只有左丘明，当时的代表著作也只有左丘明的《春秋》和《国语》，左氏二书为中国传统史学开了先河，启迪和影响了后代史书的编纂，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史记》中的春秋笔法

一 《春秋》一书是先秦时代的编年体历史著作。原为中国古代各国史书的通称,如史籍所载《夏殷春秋》、《周春秋》、《燕春秋》、《齐春秋》、《鲁春秋》等,都是当时各国的史书,也可以称做“国别史”。各国的史官,将每年所发生的具有特殊意义的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史学

如果认为先秦时代,是中国历史学的萌芽时期,那末,秦汉魏晋南北朝时代,则是中国历史学的成立时期.特别在魏晋以后,私家修史盛行,大量史籍涌现,史学地位空前提高,从而摆脱了附庸于经学的地位,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这一时期,史学地位的提高,有两大标志.一是西汉末年,刘向、刘歆父子、奉诏整理图书,从而编成了我国第一个图书分类目录—《七略》,将图书分为文艺、诸子、诗赋、兵书、术数、方伎六大类,唯独没有史学这一类.在这个分类体系中,史书被附在文艺略的春秋类之末,史学处于经学的附庸地位.这种现象周予同先生称之为“史附于经”.东汉班固的《汉书·艺文志》,仍采用刘歆的图书分类法,这是因为当时的史籍数量,体裁种类,才刚刚出现增长的趋势.恩格斯说:“我们只能在我们时代的条件下进行认识,而且这些条件达到什么程度,我们便认识到什么程度”.《汉书·艺文志》的分类法中,史书没有单独列为一类,不是史学大师班固的疏忽,而是时代条件的限制.至魏“秘书郎郑默,始制中经,秘书监荀勖,又因中经,更著新簿,分为四部,总括群书”.荀勖的《中经新簿》,第一次改变了汉代把史书附于《春秋》之后的图书分类法,将群书分为甲、乙、丙、丁四部,分别代表经、子、史、集.这是经史分家,史书摆脱了经学的附庸地位,史学成为     

论王充的史学功能观

王充是我国古代一位伟大的思想家,他对史学的功能有自己的见解,认识到史学对社会、国家、人生修养等都有重要作用。他不仅提出了对《春秋》褒贬功能的看法,认识到史学的主要功用在于“载人之行,传人之名”,达到“惩恶劝善”,提出撰写史书要如实记载;而且认识到发挥这一功用必须注意方式方法;还说明了历史知识的重要性,强调史学要有益于国,可补于化。这些理论成就对中国史学理论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至今仍有借鉴意义。     

关于中国史学史分期的几个问题

一、中国史学全部历史应从 1 9世纪 90年代为分界线 ,以前为旧史学 ,以后为新史学。以鸦片战争为界分古代近代的办法 ,不可取。二、旧史学虽不能不自史官讲起 ,但应以孔子及其《春秋》为正式起点。三、旧史学按朝代分期最为妥当。按5种社会形态分期 ,看来科学 ,其实不符合实际     

史体三论

本文就“编年”,“纪传”、“本末”三种史体的始末、价值、影响等几方面谈一谈自己浅陋的看法。由于笔者是弃文务史,半路出家,对史学虽感兴味,但水平有限,今日“史体”一文只是引玉之砖,求教于方家、能士。 一、编年体的产生和发展 编年体史书出现最早,远在周代各诸侯国的史书——《春秋》均为编年体史书,如周之《春秋》、鲁之《春秋》、燕之《春秋》、宋之《春秋》等等。而墨子曾说: “吾见百国《春秋》。”还有晋称《乘》,楚称之《梼杌》等史书亦均是编年体,可惜这些书大部分亡佚。现存最早的编年体史书就是孔子根据鲁国史“春秋”编写的,定名为《春秋》,从此,“春     

《春秋》对北宋历史编纂之影响探微

北宋时期历史著作是以《春秋》所倡导的等级名分为核心内容的礼法原则为基础,突出强调其“尊王攘夷”的思想,并把它作为“史意”的出发点和实现史学明政教、彰世变之社会功用的途径,而且又是通过历史编纂的形式来揭示这一原则的。但同时应看到,由于过分重视史书编纂体例和《春秋》书法,其所产生的负面作用亦不可忽视。     

《左传》史学理论初探

本文批评了梁启超“司马迁以前无所谓史学”之说，探讨了《左传》对史学目的作用、史家著史态度、史书文字要求三方面的史学观点，认为我国古代的史学理论，是紧随着历史著述的产生而产生的。     

《左传》人物形象塑造絮谈

任何一部中国文学史,都不能不给以《左传》一席地位,否则它就是一部蹩脚的文学史。作为中国第一部体例最谨严,叙事最完备的史学巨著,《左传》在中国史学史上的正始地位是无可否认的.而同时,它又是一部成就卓越的传记文学作品.韩愈说:“左氏浮夸.”(《进学解》)这是贬辞.但这话从反面反映出了《左传》的文学性.当然,《左传》首先是史学著作,它不能超越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真实随心所欲地虚构渲     

在历史学视角及体例的转折点上——一张舜徽先生《中华人民通史》研究

九曲黄河,源远流长,象征着中华民族曲折而悠长的历史,记载这个历史过程的史著汗牛充栋,但能够立范未来的却没有几部,而张舜徽先生的《中华人民通史》却是一部继往开来的历史巨著。从简单汇编言论文诰成册的《尚书》,到按年月顺序排比史实的《左传》,再到司马迁创制纪传体、独领史学风骚两千年的《史记》,史学的编纂体例处在不断地创新之中。但自从《史记》体例确立之后,史学编纂便一直未发生大的变化。至于袁枢的纪事本末体,不过是编年体或纪传体本纪部分的变化形态,班固的断代史不过是《史记》“具体而微”的一个     

论《左传》的语言艺术

我国古代很早就有“左史记言,右史记事”的制度.《尚书》是我国留存的第一部著作,《春秋》是我国第一部记事的著作.而《左传》著者则冲破传统的束缚,采取言事相间的手法来书写历史.这就使《左传》的语言,表现出和诘屈聱牙的《尚书》与谨严的《春秋》十分不同的特色.我们可以说《左传》的语言既是历史家的语言,也是散文家的语言,其中又夹杂着不少小说家言.《左传》,本来作为记载春秋时代历史的一部编年体史书,它所记载的应当是真人真事,强调所谓“不虚美,不隐恶”,要求作者用平实的语言,乃至抽象的议论来描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一般说不容许有象后世历史小说“三顾茅庐”那样的渲染和夸张,更不容许有象“草船借箭”那样的杜撰和虚构.然而产生在我国史学和文学童年时期的     

孔子的史学思想——兼评“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等观点

古代,“学在官府”,史书都由史官写成。相传孔子根据鲁史记《春秋》修成我国第一部历史著作《春秋》,实开私家撰修史书的先河。对我国后来史书分官修和私撰两种,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孔子修《春秋》目的在于通过对春秋历史事件的评判来阐述自己的思想、政治主张。司马迁曾指出:“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     

历史与史学——《史学新论》之一

历史与史学,这是两个相互联系而又有所区别的不同的命题。历史指人类社会活动的既成事实,而史学则是人们对历史的认识。所以,史学中含有历史,但不等于历史。可是,在以往的研究中,我们常常把二者不加区别地等同起来,以为史学即历史,或史料即历史。例如,我们常说的二十四史或二十五史,本是一套史书,属于历史学的范畴。但我们习惯上总以为这就是中国历史了,有时我们甚至把某些史书称     

苏冕与《会要》——为会要体史书创立1200周年而作

中唐史家苏冕所撰《会要》一书 ,标志着会要体史书的创立 ,至今已 12 0 0周年。《会要》经后人两次续作而成《唐会要》 ,深为历代学人所重 ;且自宋迄清 ,会要体史书发展为泱泱大国 ,为中国史学史和历史文献学史上之一瑰丽园地。本文探讨有关《会要》的撰述、续作及苏冕的史识等问题 ,展示唐代史学上这重要的一页     

中国史学的西“体”中用——新式历史教科书和中国近代历史观之改变

中国史学传统源远流长,其标志之一就是司马迁创立的纪传体的史书体裁,自汉代以来,延续了两千余年,成为"正史"的主要形式。但当今中国的史学,却又几乎不见纪传体史书的踪影。本文从历史观的改变为观察角度,讨论和分析了西方章节体史书如何在清末传入中国并取代纪传体和其他传统史学体裁的现象。作者认为,这一现象的出现,与清末中国和日本史学的互动有着比较紧密的关系。日本汉学家在当时所著的新式历史教科书,采用了章节体的体裁,又落实了进化论的近代历史观念,为甲午战后的中国士人所接受并模仿。其中一个原因就是章节体的史书,较能综合各种史实,用进化的视角记录和考察历史的演变。     

《通纪》历史叙事的特点与成就

历史叙事是中国传统史学的主流,本为中国史学正宗,这是一笔优秀的史学文化遗产。陈建《通纪》在编年叙事上有五大特征,说明纲目体编年史也可以成为历史叙事的有效载体。仅有叙事也是不够的,《通纪》同时也是一部致用性、学术性相结合的优秀史学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