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权激励、代理冲突与股价崩盘风险——基于中国资本市场的经验证据

使用2007—2015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从管理者和大股东的行为动机角度出发,考察高管股权激励与股价崩盘风险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我国上市公司股权激励水平与股价崩盘风险之间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随着公司成长性和大股东控制权的提高,上述正相关关系会减小;牛市阶段股权激励水平与股价崩盘风险之间的正相关关系显著高于熊市阶段。基于此,从公司角度上看,上市公司不应忽视股权激励对股价崩盘风险的负面效应;从监管层角度上看,在鼓励上市公司股权激励发展的同时,应重点规范和完善相关制度环境。     

全流通背景下非控股大股东“用脚投票”发挥治理效应了吗?

股权分置改革后全流通的市场环境为我们从非控股大股东减持的视角来考察股东与管理者之间的代理问题以及大股东与中小投资者之间的代理问题提供了机会。以2005—2014年沪深上市公司为样本进行实证检验后发现:非控股大股东"用脚投票"有助于降低控股股东代理成本和管理者代理成本;控股股东在持股比较低时侵占上市公司利益更严重,但国有企业控股股东持股比越大,对上市公司的利益侵占越严重,同时,国有企业的管理者代理成本更高;非国有企业控股股东同样存在严重的侵占上市公司利益的行为。     

商誉减值隐藏、内部控制与股价崩盘风险——来自我国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近年来，频繁发生的商誉减值已成为股价剧烈波动的重要原因，日趋成为威胁金融市场稳定的风险因素。基于此，以2007—2016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商誉减值隐藏是否会导致股价崩盘风险以及如何有效化解该风险。研究结果表明：商誉减值隐藏加剧了股价崩盘风险，而高质量的内部控制能够有效化解商誉减值隐藏所导致的股价崩盘风险；内部控制的化解作用在代理问题严重、信息披露质量低以及投资者信心弱的上市公司中更为显著；内部控制五大要素中，“内部环境”“控制活动”“信息与沟通”“内部监督”的抑制效应较为明显。厘清商誉减值隐藏导致股价崩盘风险的内在逻辑与机理，对于深刻认识商誉减值行为、加强内部控制制度建设、强化会计信息披露监管与维护金融市场稳定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上市公司债务违约风险与股价崩盘风险

运用2008—2018年A股上市公司样本,分析KMV模型度量的上市公司债务违约风险与股价崩盘风险之间的关系,可以发现:在控制相关变量的基础上,公司债务违约风险与公司的股价崩盘风险显著正相关;在控制相关变量的基础上,2014年出现首只上市公司公开债券违约后,上市公司债务违约风险与盈余管理程度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上市公司债违约风险增加会提高股价崩盘风险,而且这种关系并不是通过提高盈余管理程度导致的,债权人的外部监督作用在高债务违约风险公司中得到有效发挥。对此,监管部门应强化上市公司债务融资行为的披露,在债务违约风险较高时提前应对,避免风险的跨市场传导。     

上市公司退市的成本问题探析

上市公司退市成本由企业私人成本和社会成本构成它们对股东退出机制产生根本性影响降低企业退市成本的主要途径是采取上市企业登记制推进国有资本的相对控股实现国有股、法人股的全额流通。     

国有商业银行治理机制对风险承担行为的影响

以2004-2007年的年报数据为来源,分别对固有商业银行、全固股份制银行的治理机制对风险承担行为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国有商业银行的股权结构对风险承担行为产生显著影响,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第一大股东相对控股能力、前五大股东持股比例和国有股比例的增加均会导致风险的增加.而外资持股比例的增加则降低了风险,董事会的规模及独立性对降低银行风险具有一定影响.全国股份制银行的前五大股东持股比例和第一大股东的国有性质降低了风险,但是两职舍一和外国董事席位则增加了银行风险.     

企业社会责任外部促进机制的法学与经济学研究

根据玛丽斯-曼妮假设,就算公司内部治理机制未能发挥作用的时候,企业管理者也不会在执行职务时过分滥用其权力,因为公司控制权交易市场（即外部治理机制）会治理这些不称职的企业管理者。从表面上说,公司外部治理机制原理,可以被借用到构建企业社会责任市场促进机制上。然而,不同市场之间具有独立性和不同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之间具有冲突性。如果不加修正地把公司外部治理机制原理借用到企业社会责任市场机制上,将无助于促进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市场偶尔出现缺陷,这需要政府的干预、社会的监督和法律的规范。     

公允价值分层计量对上市公司信息风险的影响——基于沪深A股市场的经验证据

随着公允价值计量模式的决策有用性在财务报告框架和具体准则制定中的作用日渐凸显,对公允价值信息的相关性和可靠性的权衡,成为相关各方关注的焦点。基于公司治理机制的视角,以2008—2012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公允价值分层计量与上市公司信息风险的关系。研究发现:按第一、二、三层次公允价值计量的资产或负债组合的信息风险逐层递增;高质量的公司治理机制降低了按公允价值计量的资产的信息风险,且公允价值计量信息的可靠性越差,完善的公司治理机制越能够有效地降低其信息风险,但对于负债项目来说,并没有起到显著降低信息风险的作用。     

CEO贫困经历会影响企业税收激进吗?

利用2008-2019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以CEO童年时期是否经历"三年困难时期"为切入点,可实证检验CEO贫困经历与企业税收激进行为的关系,以及CEO权力、审计质量在CEO贫困经历影响企业税收激进程度中的作用.研究结果表明,CEO早期贫困经历会显著降低企业税收激进程度,CEO权力的增大会增强CEO贫困经历对企业税收激进程度的抑制作用,高质量的外部审计增强了 CEO贫困经历对税收激进程度的抑制作用,同时外部审计对CEO权力的调节作用也有抑制效果.作用机制检验表明,CEO风险偏好在CEO贫困经历影响税收激进程度的过程中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     

公司治理、财务绩效与社会责任——基于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

文章以2008—2010年石化塑胶、采掘和造纸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分析了公司治理、财务绩效和社会责任的关系。结论显示,较好的财务绩效、国有产权企业、第二至第五大股东持股越多则越倾向于履行社会责任;第一大股东持股越多、高管持股不利于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第二到第五大股东持股会因为财务绩效的高低而对履行社会责任的态度会有所改变。     

第一大股东易主对农村信用社经营绩效影响的实证研究

农村信用社增资扩股的关键是引进优质法人股东,第一大股东法人类型的变化与承担社会责任的"使命漂移"二者共生同长.基于2014-2019年福建省农村信用社的面板数据,建立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分析第一大股东易主对农村信用社经营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大股东由民有法人易主为国有法人显著提高农村信用社经营绩效,第一大股东类型不变但实际控制人易主,财务绩效受到显著性正向影响,此外控股股东与中小股东的代理成本对社会绩效有显著正向影响,但对财务绩效有显著负向影响.结果 表明,基于巩固农村信用社支农扶小品牌形象目标,必须重视第一大股东易主为国有法人的效应,进而助力乡村振兴计划;基于优化农村信用社公司治理机制目标,应适度增加国有法人股东比例,以强化社会绩效,巩固财务绩效,进而提高农村信用社经营绩效.     

治理机制、政府监管与商业银行风险承担——基于山东省的实证分析

本文以山东省银行机构为样本对我国区域性银行治理机制及政府监管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越高,则风险承担越低;当董事会规模越大,高管人员薪酬越高时,银行的经营越稳健;相反,政府监管并没有对银行的风险承担产生显著影响。同时还发现,治理机制和监管措施在山东省东、西部地区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差异,且东部地区的影响更为明显。     

基金持股比例、基金制衡度与上市公司绩效

采用基金持股公司的全样本分析后,回归拟合度和解释变量系数得到了有效改进,避免了从整体上低估基金持股对上市公司绩效的影响程度.检验结果表明,基金持股对于改进上市公司盈利能力的作用大于其在公司股价升值上的获利动机,在公司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提高的前提下,为了对上市公司绩效施加足够影响,证券投资基金采取更为集中的持股方式来有效制衡控股股东,从而降低其整体上的投资分散化程度.     

企业社会责任对公司债发行定价的影响研究

企业社会责任是推动经济、社会与环境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金融市场的正向反馈能够强化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研究检验了企业社会责任对公司债发行定价的影响。首先,企业社会责任表现能显著降低公司债发行价差,重污染企业会削弱企业社会责任的定价效应。其次,基于利益相关者视角对企业社会责任进行分解发现,股东责任和社会责任能显著降低公司债发行价差,然而员工、供应链和环境责任尚未得到债券市场投资者的认可。机制分析表明,企业社会责任对财务信息透明度较低、发行期限较长的公司影响更大。此外,企业社会责任的定价效应在民营企业中更显著。企业社会责任的定价效应主要由股东责任和社会责任驱动,亟需发挥金融市场资源配置功能,促进金融资源向员工、供应链和环境责任表现好的企业倾斜,助力多维企业社会责任协调发展。     

国外家族企业集团代理问题探析

从世界范围看,与分散持股企业比,家族控股股东的存在是更普遍的现象,这种企业形式面临着与分散持股不同的代理问题,即家族的大股东与外部小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而在家族企业集团中又存在着大股东控制的结构与小股东控制的结构,小股东控制的结构在某种程度上会使代理问题更严重,以致降低企业的价值。所以我国在家族企业的发展中,对小股东控制的结构要采取慎重的态度。     

股权性质、企业社会责任与审计收费——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良好的企业社会责任表现有利于维系利益相关者关系,进而实现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本文以2009—2013年中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企业社会责任与注册会计师审计收费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注册会计师对社会责任表现良好的企业,会降低审计收费。进一步考虑股权性质的研究表明,社会责任表现对审计收费的负向影响在国有企业更显著。本文的研究结论有助于注册会计师从企业社会责任层面进行审计风险评估,同时对于政府相关部门完善企业社会责任规范体系及修订审计准则亦具有一定的政策启示意义。     

企业社会责任的公关危机与股东价值——基于上证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媒体报道企业的社会责任问题,会影响企业内部利益相关者和外部利益相关者的企业社会责任行为,从而为企业在将来应对因未履行社会责任引发的公关危机提供有价值的帮助。媒体报道和上市公司公告中分别涉及企业内部利益相关者和外部利益相关者的负面信息及其相对应的企业,将事件发生之后涉及企业的股价与该企业股价的长期回归值(即期望值)之间的差异进行统计分析,得出企业对于不同类型的利益相关者履行的社会责任,对于股东价值有负面影响。尤其是当涉及内部利益相关者时,企业社会责任的未履行将对企业股东价值产生不小的负面影响,容易引发企业公关危机,因此值得企业为此设计一套预案以应对突如其来的危机。     

上市公司融资结构对公司治理影响分析

本文选取 1999～ 2 0 0 1年 2 11家非金融行业上市公司 ,详细分析我国上市公司融资结构对公司治理的影响 ,本研究有两个发现 :(1)有较高负债率的公司资产周转率和净资产收益率较高 ,这说明增加债务融资比例 ,可以降低股权的代理成本 ,有助于减少股东的利益向经理人转移。 (2 )股权集中程度和企业的绩效不显著相关 ,控股大股东尤其是第一大股东 ,未积极关心企业的资产效率提高和致力于公司代理成本的降低。实证结果还显示大股东维护自己的私利操纵公司 ,损害小股东的利益。     

论企业经济责任审计风险的成因与控制对策

经济责任审计是随着我国改革开放,为加强廉政建设,更好地维护财政经济秩序而开展的一种新型的审计形式。与常规审计相比,经济责任审计具有自身的特点,所承担的审计风险也具有特殊性。经济责任审计风险的成因及表现形式复杂多样。为提高审计质量,更好地发挥经济责任审计在经济监督中的地位和作用,应当对经济责任审计风险进行有效地控制与防范。     

商业银行内部治理机制及其对银行绩效的影响

建立有效的银行内部治理机制不仅能完善商业银行风险控制,而且能促进其稳健经营与可持续发展,从而有利于银行绩效的改善。对山东、河南两省商业银行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说明,第1大股东的国有性质和股权集中度与银行绩效负相关,外部董事比例和监事会功能与银行绩效正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