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可供性：社交平台赋权粉丝社群的情感表达

社会化媒介的某些特征有着左右人类情感的特殊效应。以媒介可供性为理论路径的粉丝文化研究旨在以一种“技术—文化共生论”视角探讨社交媒体平台以何种途径和方式赋权粉丝社群的情感表达、培养作为准社会互动的粉丝实践的情感效应,以及如何将算法逻辑融入粉丝社群的情感形成机制之中。以微博为例,粉丝被微博平台进行自我赋权、社群赋权的同时,平台深度介入社会化媒介语境下粉丝群体情感氛围与情感结构的构建过程,迎合并放大了粉丝的积极性、主动性、能动性。社交平台通过算法传播背后的数据行为主义与新自由主义逻辑,使粉丝的情感表达成为娱乐工业、平台及背后的互联网资本量化的数据,当数据成为衡量粉丝与明星之间情感纽带的价值尺度,数字资本也随之加快了对社会文化的渗透。     

媒介重度使用者“粉丝”的受众特性解析

从昔日的追星族到今天的粉丝,我们常常将媒介迷作为受众群体中的一个“异类”。本文试图揭示这一特殊受众群的基本特点：传媒中介性、部落性、沉溺性与狂欢性。隐匿在粉丝狂欢仪式背后的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动力？针对这一问题,探讨了粉丝文化究竟是被操纵的崇拜运动还是有意识的文化抵抗。我们发现,粉丝受众兼备了“顽固的原子”和“激进的离子”的双重属性。人们对于受众的评价往往落在二元对立的框架中：受众行为要么是主动的,要么是被动的。本文认为粉丝现象打破了这样一种二元思维的空间,粉丝行为超越了主动性与被动性的简单对立。     

网络“粉丝”文化社区传播机制初探

一、“粉丝”与网络“粉丝”文化何谓“粉丝”?从广义上来看,“粉丝”是指一部分对特定话题有较大兴趣的人;从狭义上来看,“粉丝”就是不仅仅对这些话题有很浓厚的兴趣,而且对其有较为深入了解的人。从根本上讲,“粉丝”依然是一种受众,因为他们同样需要接收来自各个方面的信息     

算法推荐场域主流意识形态“能见度”的遮蔽与突围

主流意识形态“能见度”的提升是实现主流意识形态权力再生产和权力社会化的重要前提。算法推荐不仅带来了“国家—媒介—个人”信息权力关系的变迁与重组，而且重塑了社会信息能见度分配的底层逻辑。在算法推荐场域，主流意识形态“能见度”在可见空间、议题设置、话语叙事和价值引领等方面面临着多重遮蔽。要在解蔽中实现视觉突围，既要做到技术“收编”和议题“破圈”,以高效的算法赋能和共情的议题设置来提升主流意识形态的视觉覆盖面和视觉冲击力，又要做到流量“扩容”和算法“向善”,以鲜活的话语议题和高势位的价值引领提升主流意识形态的视觉吸引力和视觉引领力。     

迈向技术型自治：数字乡村中村民自治空间转向的社会建构

村民自治空间转向是指将村民自治场域从物理空间拓展到数字空间。“议事微信群”机制是村民自治空间转向的实践形式,主要功能为在线议事,即自治主体将待商议的村庄公共事务等事项置于微信群,在微信群中开展公布信息、讨论议题、形成初步方案、征集方案意见、公示最终方案的行为活动。从社会建构视域看,村民自治场域可以从物理空间拓展到数字空间主要缘于在数字空间中实现了问题建构、身份建构和秩序建构的有机统一,以商议村庄公共事务的形式进入数字空间尊重了问题与空间的相容性,以户籍为准入条件、以现实职位角色为基础构建网络虚拟社区坚持了村民自治的社会属性,以数字体系、乡规民约等制度章程规范主体行为保障了数字空间的秩序性。通过“议事微信群”机制推动村民自治的空间转向需要高度关注组织规模和村庄文化问题。     

“饭圈异化”的生成逻辑、意识形态风险及其化解

作为流量时代特有产物的“饭圈”,是数字媒介衍生出的独立文化圈层。在这个圈层中,基于粉丝对明星偶像的狂热喜爱而产生了一些不同于以往的消费行为和文化。在“饭圈文化”形成与出圈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饭圈”乱象,使得“饭圈文化治理”成为一种必然。对此,我们要看到,数字技术的发展和资本意志的不断侵入,导致了以偶像崇拜为社会依据、以组织架构为内在依据、以情感认同为价值依据的“饭圈异化”的产生。在资本意志的影响下,“饭圈异化”产生了物化和削弱偶像榜样引领、消解粉丝理性思维和价值认同、以资本意志弱化媒介平台正向引导等风险。要打破“饭圈异化”导致的文化圈层壁垒并消解其带来的风险,需要深入分析“饭圈异化”的生成逻辑,看清“饭圈异化”在意识形态安全领域呈现的新样态,进而基于思想引领、现实需求和主体规训等施以有效化解与治理。具体来说,要坚持党对青年工作的全面领导,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青年树立正确的理想信念;坚持人民至上,以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为创作导向;规范资本行为,建立健全文娱行业监管体系以破解资本逻辑的操控,完善行业规范章程以强化治理“饭圈异化”的制度保障,营造清朗的网络空间与文艺氛围。     

从“粉丝”身份转变看泰剧在中国的传播

从2003年央视八套引进的由当前大红的泰星PONG主演的影视剧《俏女佣》初次试水中国市场的失败,到2009年安徽卫视引进播出的泰国偶像剧《天使之争》意外掀起一阵“泰风”。时隔六年,泰剧才能在中国市场立足,在中泰两国不同的文化背景之下,是什么在推动泰剧在中国的传播？从泰剧“粉丝”身份转变的角度解读泰剧在中国的传播规律,发现从被动型“粉丝”到“主动型”粉丝的转变是泰剧在中国流行的关键因素之一。播出平台的多样化、网络交互传播的便利、“明星脸谱化”扩大的粉丝认知、文化接近性增进的粉丝文化认同等方面则是粉丝身份转变的成因。     

微信朋友圈的话语传播机制分析

新媒介技术的发展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交往方式,人们将网下的生活移居到网上,习惯于通过网络来进行社会资本的积累。然而,以微博为代表的网络社交平台的大众传播特征使得社会资本容易集中流向网络场域中的强势话语阶层。而微信的“生成”式结构所形成的信息过滤机制,使得每一条信息必须跨过圈与圈的屏障才能够在更大范围内进行传播,这不仅有利于还原信息本身的价值,同时有利于消解网络核心话语节点的话语权力。在此基础上,经过层层过滤的“序参量话题”不仅对人们的生活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也让微信场域中,基于话题本身价值的人际交往更加平等和理性。文章试图从微信朋友圈的“生成”模式入手,分析朋友圈的结构形式,通过描绘朋友圈的话语传播机制,探索在基于内容价值的传播条件下的人与人的关系变化。     

网络时代的名人文化、“粉丝”消费与情感劳动——我国网红现象研究的三重议题

网红即网络红人，这一群体是由市场经济与互联网媒体共同催生的产物。网红的出现见证了我国名人文化的市场化和媒介化变迁，在线“圈粉”的逻辑一方面让新媒体变成了制造名人的数字化机器，另一方面也使得网红的“非法兴起”问题愈益突出。另外，作为新名人的网红还引发了“粉丝”消费的转向，“粉丝”不仅能透过网红去消费真实，更能在此过程中凭借对新媒体的运用而将自己塑造成网红。成为网红也意味着要付出相应的情感劳动，这种劳动将网红的情绪与身体进行了最大限度的商品化处理，从而满足“粉丝”与资本的双重需求。不过，并非所有网红的情感劳动都会被资本收编和异化，比如我国正在崛起的主流网红，就构成了传播正能量的网络治理主体。现阶段，我们应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导向，大力推动我国网络社会理论的本土化，发挥网红在促进网络社会治理精细化和专业化层面上的积极作用。     

失范与重构：网络空间的社会乱象及其治理之策——以“饭圈文化”为例

“饭圈文化”作为一种亚文化，在网络传播中遵循“文化模因”的生命周期规律，并在同化阶段、记忆阶段、表达阶段、传播阶段存在诸多乱象，这是典型的网络空间问题，更是一种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饭圈文化”乱象频发的主要原因有：外在环境层面的风险社会与加速社会的影响；主体行为层面的意见领袖“强模因”负向传播；内在精神层面的数字化时代的“群体性孤独”。解决“饭圈”乱象需在环境上加强平台的监督责任与法律的监督作用；在行为上发挥意见领袖“强模因”的正向传播力量；在精神上重塑道德榜样、增强粉丝的文化素养。     

粉丝与偶像的张力关系及其反思

粉丝、偶像与投资者是粉丝文化的三个基本要素,它们形成了互联互动的三角结构.粉丝与偶像在这个三角结构中处于主导地位,这两者的关系体现在四个方面,即审美、利益、制约与公益内涵.在粉丝与偶像的复杂纠葛中,存在如下需要反思的问题:粉丝电影如何从畅销走向长销,偶像如何重建娱乐道德,粉丝如何获得感性与理性的平衡.     

论平台经济从业者面临的算法困境及其制度因应

平台经济从业者深陷算法困境,而现有保护路径未对其陷入算法困境的深层原因进行剖析,因而难以从根本上纾解平台经济从业者的困局。由于平台企业与平台经济从业者的利益分歧、信息不对称、议价能力欠缺等因素,平台企业极易滥用“算法权力”从而使得平台经济从业者陷入算法困境。基于此,应突破传统“公私二元”划分,遵循“数字人权”的实体和程序要求,以破解平台经济从业者面临的算法困境。前者涵盖“限权”与“赋权”两个维度,具体包括限制平台企业之“算法权力”的行使限度、规制平台企业对平台经济从业者的垄断行为、配置平台经济从业者的数据权利、增强平台经济从业者围绕“平台算法”的议价能力等;后者涉及“程序公开性”、“程序参与性”与“程序中立性”三个维度,具体包括构建平台企业的算法解释说明义务、赋予平台经济从业者对算法决策的异议权、引入第三方力量等。     

算法时代网络意识形态风险防范与实践逻辑

算法推荐是一种全新的信息资源配置方式和高效的信息分发模式，已广泛应用于网络信息传播中。其通过信息精准“投喂”，提高了用户信息获取效率，同时也带来“过滤气泡”“信息茧房”“回音室效应”等，给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带来风险和挑战。主要表现在，“算法牢笼”阻碍社会共识生成，“算法偏见”消解主流话语权力，“算法黑箱”引发公众信任危机，“资本逻辑”支配算法价值导向。分析认为，用户算法依赖、算法权力控制、多元资本渗透和算法场域应用等是算法推荐影响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的主要因素，规避和化解算法推荐给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带来的风险挑战，要深刻把握算法特征和规律，持续优化算法、用好算法、驾驭算法、规训算法。     

博弈、平衡与发展:手机游戏中的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基于场域理论视角

汗漫于网络空间的泛娱乐化、泛游戏化内容阻滞了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平台的发展,而手机游戏以其使情成体、操作爽快、体验沉浸等优点日渐成为了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新载体。以场域理论为分析框架,通过对手机游戏场域中三个子场域之间冲突与博弈：政府场域中教育主体的“灌输管控”、资本场域中教育介体的“资本操纵”以及消费场域中教育客体的“舆论反抗”,探索多个子场域交织的动态平衡关系,提出在资本场域中,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应发挥根本性引领作用,贯穿手机游戏产业链,严把手机游戏质量关;在消费场域中提高网民辨别力,矫正文化消费观;政府场域中要内化网络思想政治教育逻辑到各子场域中,让三个子场域形成自律自制的统一有机体,以进一步为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提质增效添趣。     

社交媒体时代粉丝行为典型特征、突出问题及价值引导

与传统媒体时代相比,社交媒体时代的粉丝行为由以文本审美向以偶像及其生活的审美偏好发展,由原予式的个体行为转变为类互动的社群行为,由单一封闭的偶像崇拜到开放多元的泛偶像崇拜,由纯粹情感投射到被商业资本逻辑裹挟,情感共鸣由宏大叙事转向个人生活叙事,并在这个过程中暴露出情绪宣泄、审美偏差、出格展演、虚幻沉迷等思想行为问题.对此,应加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依法规制偶像文化产业的发展;挖掘和培育优质偶像,发挥偶像对粉丝正确价值观的引领作用;善用粉丝力量,进行正确的道德实践和舆论引导.     

总体国家安全观视域下网络社交平台的算法治理

算法是一系列解决问题的指令。以算法技术为支撑的网络社交平台,既是私主体,也具有一定的公共性,成为影响国家安全的关键场域。在微观层面,算法的非中性作用催生“信息茧房”;在中观层面,算法权力负效应侵蚀社会利益;在宏观层面,算法安全与国家安全之间强关联。然而,传统网络社交平台算法治理模式存在滞后性、碎片化和有限性的局限,网络社交平台民意的算法反馈环节仍需要改进,整合多元民意的算法能力待提升,网络社交平台算法未能有效解决非理性的参与。为此,需要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从理念、技术与执行三个层面完善网络社交平台算法治理体系。具体包括秉持敏捷治理理念,加强算法治理的双向性沟通;运用多重治理工具,优化算法以统筹多元化发声;合理划分责任边界,增强算法治理制度的执行力。     

自上而下的改革开放与自下而上流动的女性农民工

女性农民工群体,伴随着改革开放而生,经历和体验着从农村到城市场域变迁带来的身份和权利的冲突与矛盾,女性农民工身份在其被城市化的同时也被边缘化.要从根本上扭转女性农民工“弱势群体中的弱势”地位,则需先扭转改革开放场域中错置的“上下”位置.     

政府改革与社会制约

场域是各种客观位置中的一种关系网络,场域的结构限制着能动者,无论是个人还是集体;而惯习是一种认知结构和精神结构;它既能由社会产生,又能产生社会。当中国社会转型新场域的建构与国家社会政策及目标的重设(惯习)时,既促使政府与市场、国家与社会两种权力边界合理化与重新制度化,又对政府改革、政府行政形成了新的社会制约。     

博客圈：成人继续教育的网络新平台构建

博客圈是以博客为基本单位构建的基于互联网的新兴交流平台,是由一群有写作热情、共同兴趣和交流意愿的网民组成的同质性群体和社会关系圈。博客圈的主要功能在于聚合博友、交流情感、分享信息和合作行动。作为理想的话语环境,博客圈很好地做到了公共性与私密性、情感性与中立性、能动性与结构性的平衡,可以极大地避免博客单体写作和分散传播的无组织化缺陷,有利于网络社会的秩序整合与越轨控制。网络的便捷性、互动性和开放性等特征使博客圈成为成人继续教育的信息交流、教学研究和信息分享的公共平台。可以说,博客圈在成人继续教育中的使用尚未真正开始,其广泛的应用推广和规范管理等方面依然存在伦理、技术和法律的问题值得我们关注和研究。     

“文学场域”视阈下的西南联大诗人群再考察

目前,“现代主义”诗歌阐释框架在很大程度上遮蔽了西南联大诗人群具体的诗歌实践及特殊的诗学构想。借助“文学场域”研究视阈,可以突破既有的研究范式对历史复杂性的简化与涂抹,深入考察西南联大诗人群如何占据着20世纪40年代“文学场域”中一个独特的结构性位置,从而发展出自我的文学立场与独立的文学活动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