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生产、资本逻辑与城市研究

空间生产的实质,就是空间被开发、设计、使用和改造的过程,是社会利益集团通过控制土地和建筑物等空间主要特征来塑造和影响城市空间形态和组织的过程,而这一空间生产过程又受资本逻辑的支配。中国的城市作为世界空间生产体系的重要节点,也是空间生产和资本逻辑的反映,中国的城市化引发了一系列问题,在当代语境下必须给予应答。本文对城市空间生产过程中权力的作用、城市空间正义、地理差异与空间生产、资本逻辑的关系以及中国城市研究的本土意识作了进一步的讨论。     

空间正义之维的新时代城市治理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城市治理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城市治理的核心目标是维护空间正义;新时代城市治理以促进空间产品分配正义为基点,在对空间环境和社会关系的治理中建设美好美丽的空间场所以维护人民群众的发展正义;以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关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新要求为指导,探索新时代城市治理的过程机制和方式方法,切实推进人民群众的空间分配正义、空间协商正义和空间关系正义.     

空间生产的城市问题及其治理

城市在借助空间生产实现空间扩容和发展的同时,其空间也在技术理性规约下出现了空间结构失衡、生态空间失衡和空间情感失衡等空间生产问题,尤其是新冠肺炎疫情在城市空间的爆发与防控使得这些问题暴露得愈发明显.问题的产生并非完全源于技术自身,而是伴随着城市化与空间生产交织发展而出现的空间的商品化、空间的工具性改造以及空间技术化导致...     

乡村简约治理的数字化转型及其实现路径

我国乡村社会的简约治理在承袭传统中不断变革。在数字时代,简约治理对于推动乡村振兴、实现乡村有效治理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同时也有待实现数字化转型。简约治理的数字化转型源自现实基础层面的深刻变化,国家加大资源输入、社会结构基础改变、风险社会到来以及互联网的形塑作用都在不同程度上推动着这种转型。数字化转型对简约治理带来的挑战集中于行政成本、人际互动、治理回应性等方面。在保持“积极有为”治理取向的基础上,数字技术在组织体系非科层化统合、治理过程人格化互动方面,赋予简约治理以新的要素和表现形态。数字化转型的简约治理应当以公共服务为主要内容、以流程精简为构造理念、以多元参与为调适机制,实现“化繁为简、简而不少、简而高效”。与此同时,应防止带有刚性约束的数字技术弱化基层治理的自主性和灵活性,防范过于依赖数字技术治理而弱化人格化互动。     

空间正义:我国城市空间生产的基本价值取向

我国城市空间的生产要坚持空间正义。空间正义要求保障人民的空间权益,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其基本伦理诉求是以发展为基础,以平等为前提,以人民为中心,以多样性为追求。当前我国城市空间生产中存在着空间正义缺失的状况,其基本表征为空间的贫困、空间的异化、空间的同质化、空间的隔离化等。这些问题的根源在于空间生产的相对滞后、资本逻辑支配空间生产以及集体行为逻辑的存在。因此维护我国城市空间正义、促进我国城市空间生产需要采取三重维度的解决路径,即实现包容性增长、消弭资本逻辑副作用、破除集体行为逻辑。     

论城市空间正义

城市空间正义的目标是要保护公民的空间权益,其最基本的诉求就是城市空间的属人性、平等性及多样性。但是应然的价值诉求与实然的状态之间由于社会结构动力和文化动力的双重推进产生了一定的偏差,具体表现为城市空间的异化、空间的剥夺以及空间的隔离。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是矫正城市发展空间正义缺失的重要手段和方法,要建立城市空间正义,应当明确定位城市发展的价值取向,合理制定落实城市发展政策。     

平台的“祛魅”: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中的组织-技术互嵌逻辑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新兴技术在塑造以数据为基础、以平台为枢纽的城市治理体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传统科层治理体系经历信息化到平台化再到数字化的调适性变迁,而技术增效、数据赋能到平台赋权的技术吸纳逻辑推动着城市治理体系不断升级。新兴技术嵌入城市治理体系既是科层组织的改革与创新战略,又受制于科层组织的权力结构和技术工具限度,组织-技术互嵌程度决定技术吸纳的深度和效度。在组织-技术互嵌迭代过程中,数字化城市治理体系呈现“人防”“技防”混合、数据与管理分离、治理要素“碎片化”的特征。城市治理体系转型需要明确数字化平台的功能定位,以问题感知为核心功能,警惕数字技术塑造的“新权力”带来城市治理“再碎片化”。     

社会治理数字化转型的底层逻辑

当代中国社会治理在新一轮科技革命下正经历着快速的数字化转型,在此背景下,数字技术与社会治理的关系是亟需研究的重大现实和理论问题。在中观层面,社会治理数字化转型有着三个重要的底层逻辑：促进连通性,推动开放与参与;实现数据化,增进智慧与安全;直面复杂性,应对风险与挑战。它们是数字技术给社会治理带来的增量变化,也是社会治理体系中其他传统要素难以提供的。这三个底层逻辑体现着数字技术对于社会治理的独特工具性价值。未来,更加深入地分析数字技术在社会治理应用中的支撑条件和非预期后果,是值得努力的研究方向。     

清晰与模糊的张力及其调适——以城市基层治理数字化转型为中心

基层治理的数字化转型是城市治理现代化的底座,是提升城市治理能力的基本途径,包含了大量微妙的调适和平衡。基层治理的数字化转型将各种社会事实纳入数字治理体系,对社会事实进行定义、测量和计算等,提高了治理主体、对象、过程以及结果等维度的清晰度,但同时也更近距离地面对难以识别和穿透的屏障,面临大量难以消除的模糊地带。数字化转型带来的清晰与模糊的张力,构成了当前数字化治理的基本矛盾,体现在基层治理的各层面各环节,构成了基层治理的条件或约束。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需要承认社会事实的内在模糊性,适度地推进社会事实的数字化转型,从而实现更加精准和有效的治理,特别是要从不同的维度适应、调节和控制清晰与模糊的张力,提升数字化转型的治理效能,但也要克制数字加载的技术冲动,尽力维系和保留社会的自主性空间。     

基于空间政治的中国城市内部空间分化治理研究

改革开放40年以来的中国现代化呈现为“乡土中国”到“城乡中国”的结构化空间转型,辅之城市“增长联盟”对城市空间的逐利经营,城市内部空间分化问题日趋严重。如何在空间上消解阶层身份符号,促成话语融合,是国家空间治理的难题之一。传统现代性在空间分化治理上的功能困顿主要表现为：资本贪婪本性带来的积累危机引致空间极度扩张和残酷剥削、现代性对城市空间的形塑会抽空人类意义而带来人的异化,这些相应促成空间政治的兴起。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空间政治运行的核心行动者,以西部大开发、全面脱贫和乡村振兴等为代表的国域空间治理已彰显出巨大效能,而城市内部空间分化治理需要地方政府实现从经济建设向公共服务转型,同时以央地税源配置调整和税种结构优化来逐步减弱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形成良性可续的地方财税体系,并在城乡有机融合、基础性民生公共产品均衡配置和城市科学规划等向度上促成空间分化的消解。     

资本的空间逻辑及其意识形态神话

从历史唯物主义空间生产的视角来看,由于资本的历史本性,从资本空间化到空间资本化的发展成为资本发展的必然逻辑。空间资本化发展使得资本获得了更加灵活的积累方式。资本既有历史的进步性又有历史的狭隘性,因此对于空间资本化的发展应从两个方面考察和审理。空间资本化的发展不仅为当代资本的创新性存续寻找到了新的发展路径和存在形态,同时也造就了资本发展的新的意识形态神话。洞穿这种意识形态迷雾成为当代资本批判的一个根本性历史路径。     

环境精细化治理的技术-政治逻辑及其互动

作为环境治理现代化逻辑延伸的环境精细化治理,目前正在中国多个地方蓬勃展开。在特定的政治生态中,环境精细化治理依据的是技术逻辑、政治逻辑及其互动。其中,环境精细化治理的技术逻辑具有"用数据说话、用数据决策"的精准治理优势、"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无缝隙治理优势和"资源占用少、治理成本低"的简约治理优势。但环境精细化治理并不是一个单纯的技术更新问题,其背后有着明确的政治考量。通过环境精细化治理,能够复归"以人为本"这一环境治理的根本目标,能够在培育生态理性中形成政治动员,并在维护环境正义中形成"国家趋近社会"的态势。环境精细化治理的技术逻辑和政治逻辑之间既存在内在紧张,又具有兼容性和可调适性。     

城市居住形态:从空间分异走向空间融合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条件下土地和房地产市场的发展、住房分配制度的改革、住宅产业化步伐的推进、居民贫富差距的拉大以及社会分层的加剧,对城市居住形态产生了较大影响,主要表现在居住空间分异与隔离的趋势越来越明显。适度的空间分异有一定的合理性,然而过度分化与隔离的居住空间分异格局,尤其是富裕与贫困阶层之间社会距离扩大并引起居住空间形态上强烈反差的社会现象,却可能隐藏诸多负面问题,影响社会和谐。达成居住空间融合的方式,除了摸索一套适合我国国情的混合居住模式以外,还应当强调符合公平正义原则的住房规划与建设政策。     

走向微观正义——一种城市哲学与城市批评史的视角

在城市社会语境下,城市不仅是研究的对象,也是一种重要的研究视域。作为实在,正义是一种良性、可持续的秩序;作为观念,正义是人们对良好、可持续秩序的价值追求与知识确认。宏观正义是一种以上层建筑、政治权力、社会精英为价值基点与合法性来源的正义,微观正义是一种以日常生活与普通人为生成基础、价值基点的正义。微观正义不仅是一种基础性的关系与秩序状态,更是一种逻辑、价值与情感基点。城市是正义生成与转换的场域,正义是城市存在合理性的价值确认,城市与正义历史互动、本体关联。正义转换史与城市发展史深层互动。在方法论与语境论意义上,正义也就是城市正义,没有城市也就没有正义,反之亦然。正义是一个城市存在与可持续的价值保证,非正义的城市繁荣只能是昙花一现。在城市与正义的历史互动中,伴随城市社会的生成,微观正义不断走向前台。从宏观正义走向微观正义,是城市发展、城市社会的必然趋势。但微观正义不会自然生成,需要人们进行自觉的建构。城市化的综合效应特别是其微观效应,将深层推动中国社会的正义转换。尽管中国目前的城市化仍存在诸多问题,但中国正义转型的希望又恰恰深寄于此。     

马克思恩格斯对城市居住空间的研究及启示

城市居住空间是马克思恩格斯探讨资本主义城市空间时一个重要的微观视角,马克思恩格斯对城市居住空间的研究,关涉城市居住空间生产的社会性、城市居住空间的资本化及其后果、政府在城市居住空间生产中的角色,以及空间剥夺与空间正义问题,重新梳理和挖掘马克思恩格斯的城市居住空间思想对于我们审视当代人类的空间生产实践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空间正义论纲：逻辑起点、理论特质及问题视域

空间正义的出场与发展是理论转向和城市化现实推进的结果,一方面人文社会科学的空间转向使得正义理论发展与空间的互动日益频繁,另一方面城市化的快速推进呼唤新的城市正义理论指导城市的健康发展。空间正义首先源于空间与正义历史性和实践性的双向构建,同时也是对城市化推进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不正义问题的具体回应。空间与正义是一对无法分离的相关性范畴,空间正义具有历史性、发展性、差异性以及多尺度综合性等理论特质。空间正义的研究既要关注“分配”问题,更要站在城市主体尊严的角度关注“承认”问题,以及研究空间自身的价值性和情境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