算法赋能的场景议题与应用框架——以数字政府建设为对象

仅就数字政府建设而言,技术赋能已经进入2.0时代,应用标志是算法营造的场景聚焦于公共服务的供给与实现,而不再视效率为唯一目标。数字算法的场景议题涉及决策辅助、公共组织变革、权力与公共价值目标等核心领域,对政府治理主体的赋能体现在个体和组织两个不同层面。理解数字赋能需要回归算法场景,基本框架由职能优化、协同合作、交互、去中心化与再中心化等构成。与之匹配,数字赋能的实现则需要在算法场景利用、场景改造和场景转换中寻找解决方案。     

技术适配治理:政府治理数字化的限度与人的主体性回归

数字化是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支撑。政府数字治理是技术逻辑与治理逻辑的互动与融合，本质上是实现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有机统一。政府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者与维护者，其数字治理必须彰显公共性，坚持以人为本理念，充分关照人性。但是在政府治理中随着数字技术的深度嵌入和全面泛化，过度追求工具理性，致使人的主体性价值并未得到充分体现。政府数字治理常常陷入“技术依赖”“信息过度采集使用”“数字规训”“算法操纵”等多重困境。因此，实践中要掌握好政府治理数字化的“尺度”，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从价值、主体、制度、过程等方面促使数字技术更好适配政府治理活动，引导数字技术向实、向民、向善发展。     

鸿沟与跨越:依“数”治理的趋势与双重效应

伴随着信息和通信技术的不断发展,大数据技术被越来越多地引入到政府治理与公共决策中,用以解决日益复杂的公共事务与公共问题,催生了以智慧城市、智慧决策为代表的依"数"治理模式。大数据技术应用于治理,一方面提高了政府效能、优化了政府工作流程、改善了政府与社会的互动;另一方面也导致了诸如"数字利维坦"、"专家行政"和"数据鸿沟"等问题的出现。技术的进步带来政府行政行为的优化,同时也强化了官僚制组织,加深了人们对技术的依赖。鉴于大数据技术(工具理性)与大数据治理(价值理性)之间的张力,我们需要对之加以反思,通过公共价值管理对这两种取向加以整合与统一。     

公共管理模式嬗变中的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

公共管理的形成及其模式的嬗变是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之间对立、竞争、互动和融合的结果：“原始民主型”公共管理是公共性价值理性诉诸于工具理性的结果,工具理性的扩张与异化是“统治型”公共管理形成的原因,价值理性的复归和工具理性的反思及二者之间的竞争与互动催生了“管理型”公共管理的产生,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之间的初步融合及和谐统一则是“服务型”公共管理初步形成及未来“民主专治型”公共管理发展的基本动力。     

我国南部边境地区“三非”问题治理体系的构建

我国南部边境地区受地理环境、经济发展、民族问题和国际环境等因素影响,“三非”问题较之其他地区更显复杂,增加了治理的难度。在国家推进治理体系和实现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背景下,应构建合纵连横式的政府和社会综合治理体系。国家层面,继续加大兴边富民力度,以边境地区的繁荣促稳定;地方政府层面,构建边境“三非””问题治理运行网络,发挥政府治理“三非”问题的主导作用;乡村层面,重建乡村自治网络,提高乡民自主治理“三非”问题的积极性;社会层面,加大相关非营利性公共组织建设,增强社会自我调节的能力。     

技术赋能嵌入重大风险治理的逻辑与挑战

以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的"健康码"治理为分析样本,从结构、功能、价值三个层面揭示技术赋能嵌入重大风险治理的内在逻辑与挑战。结构层面,应急管理体系为技术赋能嵌入重大风险治理破除了制度性障碍,但同时也加深了权责失衡的风险。功能层面,技术赋能在资源整合、模式维持、目标实现、系统适应等方面迎合了重大风险治理的客观需要,但技术工具适用范围有限且不能解决技术相关问题。价值层面,技术赋能的理性追求与风险治理的善治导向具有一致性,然而效益至上的工具理性难以突破理性吊诡的困境。为此,应建立健全技术赋能制度体系,在制度理性规范下更好地发挥技术赋能的功效。     

数字治理中公平原则的遮蔽与解蔽——对数字治理效率优先的批判

数字治理是数字技术嵌入社会治理形成的一种新型社会治理形态。数字技术以科学理性和工具理性重构社会治理方式,即在治理中高效处理数据信息、优化升级治理过程、提供系统化解决方案以及实现多场景应用。数字技术对效率优先原则的追求和强化,使数字治理的生发和走向受到技术逻辑的控制和主导,遮蔽了其价值内核：公平原则。这表现为,数字技术“窄化”治理数据信息、“非中立化”治理决策行为、抑制人的主体性发挥、扩张政府和企业的权力等。公平作为内嵌于数字治理之中的伦理价值和社会性内核,是数字治理的应然目标和实然追求。因此,要想真正“解放”数字治理的“生产力”,需要通过完善治理数据信息、规范治理决策过程、推动人的主体性建构和限制权力无序扩张等途径,追求数字治理中效率与公平的“互构”,推动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发展。     

数智技术赋能公共卫生治理：理论阐释与优化路径

数智技术以数据互通为基础,通过全方位的数据整合,力图形成公共部门、技术企业和社会公众的多元共治格局,实现公共治理水平的全面提升。公共卫生治理的集中式组织结构、多样化治理手段和分流式程序理路,为数智技术赋能公共卫生治理提供了基础空间。基于数智理念、数智结构、数智技术的分析框架,公共卫生治理得以接受数智技术的全方位赋能。在数智理念层面,应当树立包容共治理念、普惠共享价值和群体安全追求,为结构重塑和技术铺陈提供宏观基础;在数智结构层面,应当完善公共卫生治理主体、行为和程序制度结构,构建内外共治、包容审慎、守正创新的制度体系;在数智技术层面,应当通过厘清概念、设定阈值、评估效能的方法,为技术赋能提供手段支撑。     

“全能主义政府”的公共危机治理困局

在“全能主义政府”公共危机治理过程中,由于政府在行政组织架构设置,制度资源供给以及信息传播、社会动员等方面享有着其他社会主体所无法比拟的特殊力量与优势地位,从而使自身实现了对公共危机治理的全面干预和控制.这种状况的存在,不仅造成了政府公共危机治理效能低下,抑制了其他社会主体抗击公共危机的机会和空间,同时也隐含着更多危机产生与爆发的潜在风险.因此,要摆脱“全能主义政府”公共危机治理的困局,就必须要从现代国家建构的层面来深入推进我国政治体制改革,不断提升政府公共危机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水平.     

“赋能”与“挤出”双效应下数字治理的“补丁”策略——基于代际发展权的分析框架

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大大加速了当代中国数字治理的发展,“数字赋能”与“数字挤出”是数字治理的背反式效应,老年群体被数字挤出成为数字鸿沟新形态,引发了社会对数字治理下代际发展权问题的关注与聚焦。代际发展权视域下老年群体“数字挤出”吁求对数字治理的再治理。为此,既要打好“技术补丁”,打造友好型“乐龄数字”管理;又要打好“制度补丁”形成“数字挤出”的长效治理机制,推动社会治理数字化与精细化、效率性与公平性同步提升。数字效率与治理公平双向同构,既是社会精细化治理的基本方向,也是代际发展权的现实展开方式。     

超越技术赋能:数字化改革中的治理模式重塑何以可能

赋能论、组织变革论、系统论是当前数字治理研究的三种主要视角。赋能论强调数字技术对治理主体的赋能,组织变革论关注数字技术应用所驱动的科层组织变革,而系统论则聚焦数字政府建设中公共治理系统的转型。上述三种视角都具有自身的合理性,但是它们之间的分立限制了数字治理理论的体系性与解释力。以过程性框架整合三类研究视角,数字治理发展可以被解释为从技术赋能到组织变革、再到系统重构的治理模式重塑过程。其中,技术赋能是治理模式重塑的逻辑起点,组织变革是治理模式重塑的触发条件,系统重构是治理模式重塑的政府端结果。三者在时序上的演进以及系统重构后的治理输出,构成了治理模式的重塑。     

国家善治与公共文化治理的互动机理与路径统合

公共文化治理形成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逐步建成并完善的过程中,目的是为公众提供优质的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从规范上看,公共文化治理的公共性符合国家善治的基本理念和价值取向,关注的是公众与国家之间的合作关系。目前,公共文化治理全民参与不充分,需进一步提升公众的认知度;公共文化治理中治理结构、治理过程、治理手段和治理伦理等方面存在的困境,都必须坚持和贯彻国家善治理念才能得到解决;公共文化治理对文化的公共性重视程度不够,需挖掘文化的公共价值,让文化回归公共领域。因此,为了提升公共文化治理效能,应坚持制度约束与德性涵养双重融合、人民至上与技术赋能双管齐下、政府委托与社会代理双向合作,优化公共文化治理生态,形成以人民为中心的公共文化。     

服务型政府的公共精神结构分析

服务型政府是我国政府职能转变与和谐社会视角下政府治理模式的重要选择。本文以公共精神结构为分析视角,通过探讨服务型政府治理在理念——模式——职能方式等三个层面的价值演化,分析服务型政府形成的公共伦理结构,以期论证服务型政府的实践因由。     

数字赋能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的价值意蕴、偏差审视及优化路径研究

数字乡村建设与生态环境治理交叠派生出的充沛政策势能为数字赋能农村人居环境有效治理奠定了坚实的制度基础。围绕数字赋能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的运行机制、价值意蕴、偏差审视、优化路径等四重逻辑维度展开立体解析。在深描数字赋能农村人居环境治理运行机制的基础上,系统刻画了数字赋能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的多维功能,并从“理念迟滞：传统治理思维的滞后性约束”“结构失衡：治理主体之间的合作性缺失”“技术鸿沟：城乡二元分割背景下的数字基础孱弱”“制度异化：数字赋能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的保障力度式微”等四个方面深度审视了数字赋能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的实践困境,进而提出文化驱动,推动农村人居环境数字化治理的理念升级;结构重塑,激活数字赋能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的内生动力;技术适配,推动数字赋能与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深度契合;制度优化,重塑农村人居环境数字治理的多重保障等数字赋能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的效能提升路径,以期促进数字技术更好地融入农村人居环境治理,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数字赋能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方案。     

政府公共危机管理失灵:内在机理与消解路径——基于风险社会视域

频发的公共危机让人类步入了风险社会。公共危机的治理显然无法通过危机衍生系统的自适应来化解。政府作为危机管理的核心主体毋庸置疑,特别是对采取政府主导性发展战略并取得举世瞩目成就的中国而言,其功能性地位更为凸显。然而,现行的基于常态公共事务管理的政府管理理念、管理体制和管理方式,制约了政府公共危机管理的绩效,甚至形成政府公共危机管理的低效或失灵的路径依赖。这集中表现为,基于传统人治理念治理风险社会的公共危机,使政府进退失据;基于现行官僚体制治理风险社会的公共危机,形成有组织的不负责任局面;基于垄断式管理模式治理风险社会的公共危机,使政府力不从心。鉴于此,更新危机管理理念,重塑官僚体制,引入协作治理体系,就成为化解政府公共危机管理失灵的基本路径。     

“双碳”目标下数字经济赋能绿色低碳发展论析

“双碳”目标是引领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抓手,对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具有深远意义。作为赋能“双碳”目标的新引擎,数字经济凭借技术创新效应、产业升级效应、生态普惠效应,为提高能源利用效率、降低碳排放强度、重塑生活生态空间创造更多可能性,进而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然而,当前三大产业仍具有较大碳减排空间,亟须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为此,我国应紧抓数字经济发展机遇,以“双碳”目标为导向,坚持“数字化+低碳化”发展路线,促进农业绿色高质量发展;把准“智能化+绿色化”发展方向,加快推动绿色制造体系建设;完善“信息化+集约化”发展模式,引导现代服务业绿色转型。在政策措施层面,应深入推进数字政府建设,以数字治理赋能多维降碳发展;大力促进数字金融发展,以金融科技缓解碳减排融资约束;稳妥推动碳市场体系建设,以技术手段助力碳排放权交易。     

《东南学术》2006年总目录

(篇首数字为期数·页码)·公共管理与公共政策·特邀编审:陈振明1.50政府管制、公共企业与特许经营权竞标———政府治理自然垄断问题的政策选择分析黄新华1.58NGO、反全球化运动与全球治理李丹1.65从“多重权力概念”看东亚区域治理夏路2.20影响服务性机构绩效的主要因素阿里·哈拉契米著孟华译2.27战略管理的实施与公共价值的创造———评穆尔的《创造公共价值:政府中的战略管理》陈振明2.35公共理性、道德与公共行政唐桦2.43行政扩张型虚假城市化现象的机制分析———委托—代理理论的视角李学3.11超越集体行动的困境:社会资本与制度分…     

国外城市政府绩效管理的基本经验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绩效管理是西方国家推行新公共管理的一个重要措施.其城市绩效管理的经验有:以提高顾客满意度为价值;追求,构建多元评估体系,推崇绩效管理“3E”模式,以法律规范绩效管理等,对于推进我国城市政府绩效管理具有借鉴意义.进一步推进我国城市治理实践,完善绩效管理必须以科学发展观和正确政绩观为指导,建立以公众满意为核心价值追求的绩效综合管理模式,实施多元化评价和设计科学的评估指标体系,并积极推进政府绩效管理制度化.     

“国家-要素-情境”框架下边疆民族地区社会治理公共价值的实践及其优化

边疆民族地区社会因“边疆”“民族”“社会”三重因素叠加,具有地域性、民族性、复杂性和敏感性等突出特征。新时代的边疆民族地区社会治理公共价值镶嵌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话语体系中,形成于边疆民族地区治理的具体实践,决定着边疆民族地区社会高质量发展的目标追求和未来方向。国家在场通过党的执政权威“在场”、政府治理行动“到场”和边疆各族民众的政治认同,成为边疆民族地区社会治理公共价值的实践前提。要素互动通过主体互动表达、客体交互衍化和多要素互嵌,揭示边疆民族地区社会治理公共价值的过程机理。情境调适通过内外环境与地缘情境的统筹应对,多元力量与内生条件的整合,多重动态情境的生成利用以及固有静态情境的激活改造,生成边疆民族地区社会治理公共价值的优化策略。三者共同推动边疆民族地区社会治理公共价值从“自洽”生成走向“互洽”发展,实现边疆民族地区社会共建共治共享。     

后新公共管理改革的起因研究

目前,世界各国公共行政改革是在各种各样的环境中进行着不同的多样式的变革转型,没有一种普世的适合多国的主流范式,各国政府都在探寻新的改革之路,后新公共管理改革理论呈现多元化。善治、新公共治理、跨国公共治理、多层级治理、数字时代治理、元治理、整体政府、新公共服务、公共价值管理、新韦伯主义国家和发展型国家等新模式如雨后春笋般冒出。后NPM兴起的主要原因:求新癖和超越癖的刺激;新公共管理自身的缺陷,日趋衰落;公共部门碎片化,政治控制弱化;治理、协作、网络、全球化、通信技术等因素影响;韦伯主义的复兴和新官僚制诞生;价值理性的兴起,公共价值、服务、参与和协商等民主思潮的推动。后新公共管理改革的一些要素包括:治理、协作、整体、网络化、多元、开放、伙伴关系、参与、协商、集体偏好、透明、绩效、信任、期望、满意和结果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