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永久性迁移意愿研究

近10年关于农民工永久性迁移意愿的研究文献显示,农民工迁移意愿呈现一定的时间、地域、性别规律;家庭式迁移是中国劳动力迁移的一个重要特点;影响农民工永久性迁移意愿的因素包括性别、年龄、受教育年限、户籍、婚姻状况、进城打工年限、收入、生活和工作满意度等。到目前为止,对未进城农民迁移意愿的深入研究依然空白,而关于家庭式迁移、农民工家庭特征和社区特征因素的研究尚有待深入,推进农民工(农民)永久性迁移不仅仅需要打破政策制度上的限制,还需要相关配套政策。     

知识型准移民再迁移意愿的影响分析——基于房价上涨的视角

如何吸引和留住更多的知识型人才是影响一个城市创新能力的决定性因素之一。基于知识型员工与一般劳动力之间的特征差异,通过个体、组织和城市三个层面构建完整的影响知识型准移民再迁移意愿的因素体系,并重点关注房价在其中扮演的重要角色,研究结果表明:房价上涨对知识型准移民再迁移意愿整体具有显著的影响,但在不同分组情况下影响程度存在着差异性。此外,个人和家庭收入状况、组织对员工职业生涯的管理及城市级别对知识型准移民再迁移意愿的影响也较大。     

对阿拉善左旗牧民城镇化迁移意愿的实证分析

牧民作为牧区城镇化的参与主体,在向牧区城镇以及城镇周边转移的过程中,其迁移意愿将直接影响到牧区城镇化的进度和效果。本文采用LOGIT模型对阿拉善左旗牧民的城镇化意愿进行了实证分析,并结合调研情况对实证结果进行了解释。在研究假设上,对牧户的家庭特征变量、牧民的个体特征变量、所在牧区的特征变量分别进行了假设。实证结果表明,阿拉善左旗牧民迁移意愿的影响因素存在着特殊性。通过实地调研分析,我们认为牧民的迁移意愿是由牧区的特殊区情、个体的成本收益分析以及草地畜牧业的产业特点决定的。     

迁移经历、生活压力与我国女性生育意愿实现

在我国流动社会与低生育率的双重背景下,以往研究多关注人们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的状况及其二者间的偏离,尚未将二者建立直接联系来分析迁移群体生育意愿的释放与实现。对此,本文基于成本效用理论,通过建构"生育意愿实现度"指标来考察迁移对生育意愿实现的影响。研究使用CLDS2016数据并结合《中国城市统计年鉴》数据发现：首先,迁移对生育意愿实现形成显著的抑制作用,且随着迁移次数的增多,生育意愿越不容易得到实现;其次,迁入地生活压力的提高是迁移抑制生育意愿实现的重要机制,生育的“经济空间”越小,生育意愿就越难以实现。本文认为,经济因素是迁移群体生育意愿转化为生育行为的关键要素之一,破除收入壁垒与降低育儿成本是释放迁移群体生育意愿的双重路径。     

城镇化过程中相关行为主体迁移意愿的分析——对浙江省海宁市农村居民的调查

本报告通过抽样调查 ,采用成本收益分析方法 ,对农民和中小企业主的迁移决策行为进行分析。对调查所得数据的回归分析结果显示 :影响农民向城镇迁移的个人特征 ,包括年龄、婚姻状况、教育水平、所从事的职业类型等 ;家庭特征 ,如家庭人口、家庭主业、家庭成员文化水平、家庭收入等因素 ,以及社会制度因素 ,如户籍制度等都是影响农民迁移决策的比较重要的因素 ;而影响中小企业主迁移的因素则包括迁移成本和对现有环境的满意度等。基于以上分析 ,本文提出了关于制定符合迁移主体意愿的农村城镇化的政策建议     

劳动权益、时间适应与外来工永久迁移意愿研究——来自广东调查的证据

本文采用广东省劳动力转移情况调查问卷数据,对外来工永久迁移意愿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1)外来工外出务工的基本动力仍然是为获取更高工资收入,底线权益是外来工对企业和政府的基本利益诉求,而社会权益的缺失加剧了外来工未来归属感彷徨状态;(2)外来工权益保障与永久迁移意愿显著相关,劳动报酬权、劳动休息权、社会保障权与平等就业权对外来工永久迁移意愿有显著影响;(3)外出务工的时间适应与外来工永久迁移意愿负相关,城市体验并没有加快外来工的城市融入,反而加剧了身份隔离。     

农业转移人口家庭成员动态迁移研究

家庭迁移对于实现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推进新型城镇化具有长期稳定性意义。本文从"成本—收入"视角,构建农业转移人口家庭成员迁移动态演进模型,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利用山东动态面板数据分析劳动力成员和非劳动力成员迁移动态演进规律。研究发现,动态时间序列上的预期边际净收益现值决定农业转移人口家庭劳动力成员动态迁移过程,并呈现由部分迁移向城乡两端分流沉淀的动态趋势,劳动力成员的动态迁移趋势直接决定了非劳动力成员的动态随迁趋势;向城乡分流沉淀的动态趋势受农业转移人口家庭内部主观因素和城乡社区环境、制度政策等外部因素的共同影响,且内部因素为决定性因素。     

家庭为中心的迁移及提高迁移者家庭福利的政策分析

新世纪以来,家庭化迁移成为中国人口流动的主要态势。有关研究的关注点需要从重视劳动力迁移为主过渡到以家庭为中心的迁移研究。迁移者的家庭生活和迁移过程形成紧密的互动:一方面,迁移是内嵌于家庭体系和家庭过程之中的,"家庭理性"是迁移决策和迁移行为的重要决定机制;另一方面,迁移过程作用于家庭,可能造成家庭分离的增加,迁移作为生命事件也会影响家庭生命周期和家庭发展过程,从而对家庭成员的福利和发展产生影响。当前的社会政策多是基于劳动力迁移做出的,家庭迁移实际上很少进入相关政策制定者的视野。这就要求我们在进行相关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制度建设时,要完善"家庭友好"的迁移政策,同时要注重迁移者家庭整体福利、家庭发展能力和应对风险能力的提升。     

家庭化迁移与农户耕地隐性撂荒——基于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

关注家庭化迁移对农户耕地隐性撂荒的影响,对于保障粮食安全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17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来实证分析全国层面农户家庭化迁移对隐性撂荒的影响,研究发现：家庭化迁移显著抑制了隐性撂荒,这主要源于家庭化迁移提升了农户代耕型耕地转出和显性撂荒倾向;家庭化迁移对代耕型耕地转出和显性撂荒的促进作用相比于转租型耕地转出更强,农户耕地处置偏好呈现“离地不放权”“弃耕不流转”的特征;家庭化迁移的劳动力流失效应和收入提升效应抑制了隐性撂荒,而农业投资抑制效应促进了隐性撂荒;机械化水平、农业发展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能够强化家庭化迁移对隐性撂荒的抑制作用。进一步分析表明,家庭化迁移对隐性撂荒、显性撂荒、代耕型耕地转出和转租型耕地转出存在非线性促进作用;相比于子女和配偶随迁,流动人口父母随迁对隐性撂荒的抑制作用更强。因此,家庭化迁移趋势下政府要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以提升流动人口迁移稳定性,加大对种粮农户的政策支持力度,合理引导土地流转,促进耕地高效利用。     

唐山市阳光工程培训的实施现状与对策

为了了解唐山市阳光工程培训的现状,对唐山市180个农村劳动力进行了问卷调查,在分析其现状的基础上发现：农村劳动力参训前与参训后月收入差异不显著,且实际转移就业率相对较低;农村劳动力的学历、职业资格与用人单位需求仍有一定差距;就业主要集中在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而迅速发展起来的第三产业就业人数相对较少;参与培训人数与潜在培训市场有差距;受训者对培训满意度总体较高,但对于其是否促进就业的看法并不一致。针对其存在的主要问题从培训机构和政府部门这两方面提出了几点建议,为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提供可鉴之资。     

城镇化背景下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山东省的实证分析

科学引导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对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意义重大。本文以山东省为例,选取1980—2011年间相关时间序列数据建立多变量回归模型,通过主成分分析和协整检验的方法实证考察了影响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各因素的作用规律。结果发现,城镇就业空间的大小是影响劳动力转移的最主要因素,而农业劳动生产率和预期收入等因素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影响相对最小;同时,城镇失业率越低,制度因素越弱,相应劳动力转移的文化技能素养和物质能力越强,越有利于农村劳动力的流动。     

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农户迁移行为的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以浙江省为例 ,在农村固定观察户跟踪调查资料的基础上 ,辅以追加调查 ,运用logit模型 ,分析了当前我国经济发达地区农户向城市迁移①的影响因素 ,揭示了非农劳动力迁移与农村现存制度的若干内在矛盾 ,以便为一些经济发达地区加快城市化进程提供政策参考。     

选择性迁移与农村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深化

在将人力资本积累率处理为迁移过程的内生变量时,选择性迁移就会在跨部门套利动机的驱使下提高对人力资本投资的需求,同时也有利于提高向人的质量投资的能力,因而可能带来农村地区人力资本深化的结果.中国农村劳动力大规模转移以来农村居民平均受教育程度不断提高的经验数据,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本文所提出的假说.     

土地资产置换与农村劳动力城市化迁移*

农村劳动力的城市化迁移已经成为中国发展的一个瓶颈。表面上看是城市户籍制度阻碍了城市移民的迁移,但实际上是农业转移人口的土地资产（房地产）不能随人口转移而导致的城市移民的安置问题。农业转移人口土地资产的沉淀,既增加了迁移人口的城市安置成本,也增加了他们脱离乡村的退出成本,不利于农村劳动力的城市化迁移。另一方面,目前城市政府对低收入阶层提供的住房仅仅限于已有的城市居民,且住房的资金来源主要是政府的公共财政和部分土地出让收入,对城市政府是一种负激励,导致了中国城市化空间区域上的无边界约束和人口城市化的严重制约。因此,如何为城市政府寻找一种对外来移民提供城市住宅的解决方法和激励措施,就成为农村劳动力城市化移民的关键所在。将农村劳动力移民的土地资产进行置换来解决移民的城市住宅,对城市居民的所有住宅实施房产税收作为城市公共产品供给的基础是一种现实的解决思路。     

影响江西省农村贫困家庭教育投资意愿的因素研究

通过问卷调查和访谈获得相关数据,借助Logistic和Probit回归模型对影响江西省农村贫困家庭教育投资意愿的因素进行实证研究。结果发现：父亲受教育程度、学校教育质量、在读子女数量、投资者对教育的态度以及其对国家教育支出政策的满意度,是影响农村贫困家庭教育投资意愿的显著因素;而信贷的可得性仅在Probit回归模型中对农村贫困家庭教育投资意愿产生重要影响。     

城市化进程中农村劳动力的"两栖"迁移

本文从预期收益、机会成本和不确定性的视角对我国大规模的劳动力"两栖"迁移现象做出了新的解释.作者认为,"两栖"迁移是城市化的过渡形式,是现阶段中国城市化制度安排的合理选择.但是,"两栖"迁移规模与城市化进程相分离却是一种不正常的现象.城市化政策的着力点应充分考虑城市化过渡阶段的现实,建立起科学的农村劳动力"两栖"迁移的内在转换机制,进而降低转移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提高低工资市场的回报率,并利用内在价格机制和政策杠杆来稳步推进城市化进程.     

农村劳动力非农收入的微观影响因素研究

结合4725位农村劳动力的实证调查数据,运用结构方程模型探索农村劳动力非农收入的微观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影响农村劳动力非农收入最大的因素是人力资本,其次是社会资本因素,再次是家庭土地因素,最小的是家庭人口因素。家庭人口因素和家庭土地因素通过人力资本因素和社会资本因素对农村劳动力非农收入产生间接影响;人力资本因素除对农村劳动力非农收入产生直接影响外,还通过社会资本因素对非农收入产生间接影响;社会资本因素对农村劳动力非农收入产生直接影响。     

移居老年人的城市定居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深圳市的实证研究

将移居老年人作为一个非均质的整体进行研究,描述移居老年人在城市定居意愿上的分化,从社会适应的角度对其定居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二项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大多数移居老年人在城市定居的意愿并不强烈,流而不迁的非永久迁移是一种常态化的现象。在个人特征方面,来城市生活的时间越长,越倾向于选择在城市定居;在经济适应层面,收入并未对移居老年人的城市定居意愿产生显著影响;在社会生活层面,城市生活满意度和社区参与频率对其定居意愿的选择产生了显著影响;在心理适应层面,身份认同、社区关系、社区归属感对其定居意愿的选择没有解释力。     

农民分化、农地流转与劳动力转移行为

农地流转行为意愿及劳动力转移行为意愿与农民的异质性密切相关,职业分化、人力资本分化及收入分化分别不同程度地影响着农地流转行为意愿及劳动力转移行为意愿;促进劳动力转移并不一定会加速农地流转,农地流转行为并不是劳动力转移行为的主要动因,对于不同特征的农民,农民分化、农地流转与劳动力转移的内涵也不同。     

外出对流动人口生育意愿的影响差异分析——以广州市流动人口为例

外出在一定程度上会引起流动人口生育意愿的转变,但外出的各种因素对生育意愿的影响存在着一定差异.根据"广州市流动人口的调查问卷"数据,运用双变量列联表和多变量logistic回归,分析外出对流动人口生育意愿有影响和无影响两个群体的个人特征和迁移流动特征可知:是否生小孩、外出距离、居住地、职业是引起这一差异的重要变量,第一次外出年龄、外出打工时间和家庭人均年收入也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这一差异的出现.由此推知,外出对流动人口生育意愿的影响程度主要取决于他们融入城市文明的广度和深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