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进入WTO与企业所有制结构变革

WTO文件实质上规定进入市场的企业主体是民营企业，国有企业只有在进行纯粹的商业活动时才能进入市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企业所有制结构正在朝着这个要求调整、发展，中国入世的企业所有制结构的条件逐步成熟。由于产权制度的不同，民营企业天然进行追逐利润的纯粹商业性活动，国有企业既进行一些商业活动，也进行大量的非商业活动。政府要进一步改变对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的态度，纠正一些不符合WTO要求的制度和管理方法。     

环境规制模式与就业技能结构升级:理论机理与实证检验

环境规制是促进经济绿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政策工具,不同环境规制模式对于就业技能结构有异质性影响。从环境规制强度来看,我国环境规制正在由传统命令型为主向市场型为主转变,但空间上"东高西低"的非均衡特征依然明显。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结果显示,环境规制对就业技能结构升级的影响存在产业结构门槛效应;随着产业结构水平的提高,命令型与公众自愿型环境规制对就业技能结构升级的影响呈现先抑后扬的"U"型特征,市场型环境规制则表现为逐步增强的促进作用。目前只有经济发达的东部沿海省份跨过了门槛值,大部分中西部省份仍未跨过门槛值。从三种环境规制模式的交互作用来看,提升市场型环境规制强度有助于增强命令型与公众自愿型环境规制对就业技能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因此,应当重视环境规制的异质性,根据不同地区产业结构水平,采取差异化的规制模式,从而缓解结构性失业,实现环境规制与就业技能结构升级的"双重红利"。     

所有制视角下金融错配对技术进步影响的效应研究

以所有制为标准划分工业企业样本,利用2009~2014的年度面板数据,衡量样本企业的技术进步水平,并进行随机效应模型的实证分析,研究基于所有制差异下的金融错配对技术进步的影响.实证研究结果表明:金融错配对我国工业企业技术进步有负面影响,R&D经费投入强度对我国工业企业技术进步有较大的正面影响.最后根据实证研究结果,从国有企业角度、其他所有制企业角度、金融体系、政府及其它方面提出相关的优化政策建议.     

政府绿色政策与低碳企业投资行为的相关性研究

根据绿色鼓励政策和绿色规制政策的不同特点,本文构建了绿色政策对低碳企业投资行为的传导机制模型,并运用深沪两市2010-2016年低碳企业样本对不同绿色政策与低碳企业投资行为的相关性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节能环保产业的意见》的实施为中国低碳企业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制度环境,增加了低碳企业的投资机会;绿色鼓励政策中的政府补助政策对民营低碳企业投资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对于国有低碳企业投资没有影响。绿色规制政策中的命令控制型政策能够促进国有低碳企业投资,对于民营低碳企业投资促进作用并不大;2016年之前,绿色规制政策中排污费的征收并没有促进低碳企业的投资。民营低碳企业应该更多地受到经济性鼓励政策的支持;在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过程中,公有制经济应带动非公有制经济投资低碳产业;适当加大对环境税(费)的征收力度,促进低碳业务的市场需求。     

环境规制、政府投入和技术创新——基于演化博弈的分析视角

本文从演化博弈的视角,构建在不同环境规制强度和政府投入力度下政府和企业的博弈模型,并据此分析了环境规制、企业创新和政府投入的关系。研究表明,严格的环境规制与企业技术创新可以同时实现,需要的关键因素是有效的政府投入。在此基础上,分别运用全国31个省市和东中西部的面板数据,对环境规制、政府投入和技术创新之间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发现环境规制及政府投入存在创新产出弹性,即环境规制和政府投入可促使企业进行技术创新。建议政府根据东中西部不同区域的发展状况实行差别化的政策,并注重政策的配套实施。     

竞争中性机制与我国企业体制的进一步改革

竞争中性原则强调公平竞争、中立竞争、平等竞争、充分竞争,要求政府对各类所有制企业一视同仁,平等对待,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我国在推动建立中性竞争机制方面已经取得较大成就,但部分国有企业仍存在政企不分、预算软约束、独立性较弱等问题,一些民营企业则存在家族式管理、资本无序扩张、经营者素质亟待提高等问题。继续建立和完善竞争中性机制有助于消除我国国有及民营企业发展中仍存在的问题,发挥以公有制为主体的混合经济体制的经济增长效应,促进我国企业主动参与国际竞争,有效应对国内外复杂环境的挑战,从而以公平规范的市场竞争更好推动我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我国企业、政府都应进一步确立中性机制的改革方向,提高国有企业独立性并强化其预算约束,推动民营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继续转变政府职能,提高服务意识和监管水平,消除所有制歧视,科学借鉴国际经验,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竞争中性规则。     

环境规制、党组织嵌入与企业环保投资——基于2018年全国民营企业抽样调查的分析

外部环境规制和内部环境自律是驱动企业环保投资的两种类型,中共中央统战部等5部门最新一轮（2018年）的全国范围内私营企业抽样调查数据,真实反映了企业环保投资驱动力的异质性,检验不同驱动力对企业环保投资的影响。实证研究表明：外部环境规制强度上升显著推动了企业环保投资,但环境规制本身不能提升企业绩效。当环境规制强度下降时,企业党组织可发挥环境自律的替代作用,其机制是通过文化功能、管理功能、发展功能的发挥来替代。进一步研究表明,党组织不仅本身可以推动企业绩效的提升,也可以放大环保投资对企业绩效的提升作用。本文深化了企业环保投资驱动力作用规律的认识,对推动环境规制向环境自律转变提供重要的政策参考。     

党组织嵌入与民营企业技术转型升级：来自中国私营企业调查数据的经验证据

促进企业转型升级是推动国家生态文明建设,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方式。本文基于第十二次中国私营企业调查数据,实证研究了党组织嵌入对民营企业采取技术转型升级策略的影响效应及机理。结果发现,党组织嵌入的民营企业更倾向于采取技术转型升级战略。进一步检验揭示,民营企业家主观地位感知、环境规制压力以及创新意识在上述效应中起到了重要的中介作用。此外,党组织嵌入对企业技术转型升级行动的作用强度受到地区营商环境和企业个体特征的异质性影响。本文研究结论为民营企业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中发挥积极效应提供了理论支持,也从制度视角深化了对企业技术转型升级影响因素的理解。在实践层面,为强化党组织引领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政策启示。     

环境规制能否有效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基于长江经济带的GMM分析

长江经济带作为我国发展格局中的重要战略组成部分,正面临环境保护与产业结构升级的问题,环境规制的实施能否有效促进产业升级?本文利用长江经济带2000—2014年30个主要城市的动态面板数据,实证分析环境规制对产业升级的影响,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强度和产业结构升级呈U型关系,当环境规制强度较弱时,会抑制产业升级,当环境规制强度越过门槛值且不断增强时,产业结构水平持续上升;长江经济带总体环境规制强度较低,主要城市依然处于外延式的发展阶段;长江经济带发达城市的拐点值小于欠发达城市,相对更容易越过门槛值进而使得环境规制促进产业结构升级。     

环境规制、劳动力配置与城市发展

环境规制是如何影响劳动力配置乃至城市发展的,可以通过构建一个包含污染与清洁两部门的空间一般均衡模型进行理论分析。研究表明：（1）在城市内部,环境规制强度的提高会降低污染部门的就业份额;（2）城市之间,环境规制强度的提高对劳动力配置会产生两种效应,依次为收入降低的“挤出效应”和环境改善的“引入效应”,两种效应的大小决定了环境规制对城市发展的影响;（3）考虑到劳动力异质性,环境规制强度的提高会增加城市的高技能人才比例,进而影响城市发展。基于“十一五”减排政策检验了上述理论假说。结果表明：中国的环境规制政策对于城市高质量发展起到积极的作用。环境规制强度的提高,会通过降低污染部门的就业份额而改善城市环境质量,吸引劳动力流入,增加城市高技能人才比例,促进人力资本积累与环境改善的城市高质量发展。     

正式环境规制、非正式环境规制与重污染企业绿色并购

十九大报告指出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重污染企业通过绿色并购可以达到节能减排和保护环境的目的。本文利用2008~2014年重污染企业并购数据研究了环境规制与绿色并购的关系。研究发现,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并购战略的实施具有异质性影响。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与企业绿色并购呈倒U型关系,随着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强度的提升,重污染企业发生绿色并购的可能性先上升后下降;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与企业绿色并购的关系并不显著,而非正式环境规制与绿色并购呈正相关关系,随着社会公众环保意识的不断提升,重污染企业发生绿色并购的概率也不断增大。本文的研究揭示了环境规制与重污染企业绿色并购的关系,是对企业环保投资相关研究的深入和细化,对政府制定环保政策和企业进行并购决策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混合市场中的企业行为

中国市场环境的一个显著特征是不同所有制的企业在同一市场中竞争。这些企业的所有制形式大体上可分为三种: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和跨国公司在中国的子公司。这些企业拥有不同的资源,追求不同的目标,面临不同的约束,执行不同的战略,因此,也就产生不同的经济绩效。我们把这种类型的市场称为混合市场,以反映该种市场的独特特征。随着中国经济改革的继续深入,对这些企业的行为及其相互作用进行研究就成为企业战略和公共政策领域中的重要课题。     

混合所有制改革下股权性质对信贷资源配置及其效率影响研究 ——基于投资视角

银行信贷作为我国企业发展的主要资金来源渠道之一,其配置效率的高低对我国企业发展有着重大影响.同时,随着2014年《政府工作报告》进一步提出了"加快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在这种背景下,如何合理分配我国信贷资源,提高分配效率,以此推动国有企业改革成为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之一.因此,有必要在以混合所有制改革为大背景的前提下,基于投资的视角,利用2011~2016我国深交所主板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通过Eviews6.0、Stata12.0等计量软件分析不同股权性质对信贷资源配置及其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相比,更容易获得信贷资源;与民营企业相比,国有企业获得的信贷资源越多,其投资效率越低.     

中国工业企业劳动收入份额波动:结构分解视角

依据工业行业、细分行业、地区以及工业所有制结构探讨中国工业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构成和波动性并进行结构分解,得到以下主要结论:(1)根据工业行业结构、地区结构分解工业劳动收入份额波动,发现行业(地区)内效应是工业劳动收入份额波动的主要原因,其中,制造业、东部地区的劳动收入份额在工业劳动收入份额波动中起主导作用;(2)根据工业所有制结构分解工业劳动收入份额波动,发现工业所有制结构内效应是工业劳动收入份额波动的主要原因,起主导作用的部门已由国有企业逐渐转变为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3)根据细分行业分解工业劳动收入份额波动,发现行业内效应、行业间效应以及协方差效应等三种效应对工业劳动收入份额波动均有不同程度的影响,相较之下细分行业间效应与协方差效应在工业劳动收入份额波动中的贡献度更高。本文首次测算了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1998-2013年的数据,这项研究对通过结构优化方式稳步提升中国工业劳动收入份额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     

外资企业进入、政府补贴与产能过剩 ——基于FS、FP、SP和FSP混合寡占竞争模型的研究

通过构建FS(外资企业-国有企业)、FP(外资企业-民营企业)、SP(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和FSP(外资企业-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四种混合寡占竞争模型,研究各类企业的产能策略选择.结果发现,政府补贴是导致我国国有企业产能过剩的原因;在四种混合寡占竞争模型中,国有企业均出现产能过剩,同时,其产能过剩程度与政府补贴呈正相关关系;外资企业在FS、FP、FSP三种混合寡占竞争模型中,受市场竞争主体的影响,选择不同的产能策略;在FSP混合寡占竞争模型中,国有企业出现严重产能过剩,外资企业和民营企业则出现产能不足.减少对国有企业的补贴不仅有利于国有企业去产能,还能弥补外资企业和民营企业的产能不足.最后,本文在坚持政企分离、发挥市场机制、深化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去产能等方面提出政策建议.     

环境信息规制与企业绩效——来自重点排污单位的准自然实验

本文采用双重差分法探讨中国环境信息规制政策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环境信息规制能有效提高企业绩效。具体来说,在全样本下环境信息规制会倒逼企业增加创新投入,改善生产技术水平;同时也提高了企业信息透明度,降低企业与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进而提高企业绩效。但是,基于不同产权性质下环境信息规制影响企业绩效的异质性分析发现,相较于国有企业,其促进作用在非国有企业中表现更强。这一结果产生的原因可能是国有企业面临着较为严厉的监管约束,更注重加强环保设施投入,自身环境表现良好,且信息不对称对其约束作用较弱。通过变更指标衡量方式、安慰剂检验和样本量敏感性等稳健性检验,以上结论依然成立。在中国环境治理的实践中,较完善的环境信息披露规制制度对企业发展和环境改善有着积极作用。     

关于建筑央企推进混合所有制的路径探讨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要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1。国有企业推进混合所有制,有助于放大国有资本,有助于规范国有企业法人治理结构,有助于国有企业转型升级和调整结构。但是,在推进混合所有制时,要防止国有资产流失,要解决好混合所有制企业性质定位问题,解决好国企与民企有效融合问题。在上市建筑业央企推进混合所有制,应该因企施策、因业施策。对于建筑工程板块,可以按照项目合作方式推进混合所有制;对于房地产板块,可以按照并购重组方式推进混合所有制;对于特许经营板块,可以按照项目股权比例推进混合所有制。     

混合所有制改革与国有企业投资效率提升

长期以来,投资效率不高是国有企业改革要解决的难题之一,主要原因在于其内外部治理机制不完善。混合所有制改革为解决国有企业投资存在问题提供了良好机遇。微观层面,混合所有制改革有助于缓解投资软预算约束,增强国有企业投资能力。宏观层面,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有助于降低市场壁垒,推进市场公平,优化行业所有制结构,增强国有企业投资面临的竞争压力,倒逼其投资体制机制改革。对此,需要稳步推进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理顺政企关系;优化股权结构,健全公司治理机制;完善市场体系,降低市场壁垒。     

区域振兴规划对资源配置的影响研究——基于微观企业行为的经验证据

区域振兴规划是中央支持地方经济发展的重要政策,地方政府在规划获批后拥有更大的经济发展自主权,地区经济发展也获得了更多的信贷资源。这一外生政策变化为研究宏观经济政策如何影响微观企业行为提供了良好的机会,因为区域振兴规划实施之后,企业面临的经营环境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企业行为可能会因此改变。此外,相比民营企业,国有企业不仅受到更多的政府干预,还存在更加严重的委托代理问题,因此两类企业行为的变化程度存在差异,这为进一步验证区域规划影响企业行为的机制提供了机会。文章发现:(1)区域规划获得批准后,上市公司显著减少了现金资产的持有水平,这一效应仅存在于民营企业样本中,在国有企业样本中不显著;(2)区域规划获批后,上市公司过度投资的倾向显著提高了,这一效应仅限于国有企业的样本中,而在民营企业的样本中不显著。本研究发现说明区域振兴规划显著影响了微观企业的行为,企业对于区域规划政策的反应程度取决于其股权性质。文章提供了宏观经济政策影响微观企业行为的经验证据,为政府未来制定区域政策提供了参考。     

绿色金融政策创新与能源消费碳排放强度：资源配置效应还是绿色创新效应

以2017年建立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作为外生政策冲击,结合2013—2019年中国30个省份的研究数据,使用双重差分法实证分析绿色金融试点政策对区域能源消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研究发现,绿色金融试点政策实施后,相较于非试点省份,试点省份的能源消费碳排放强度下降明显,这一抑制作用对于经济欠发达、高排放强度地区以及污染程度较大的能源类型有所增强。进一步研究发现,该政策主要发挥资源配置效应降低试点省份的能源消费碳排放强度,具体表现为提高能源效率和优化能源消费结构两方面。其研究结论为绿色金融政策降低区域能源消费碳排放强度发挥环境规制作用提供了经验证据与政策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