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地区跨域治理之道:基于湘渝黔边区“锰三角”环境治理的实证研究

基于经验性的制度研究是有重要理论和现实意义的.“锰三角”的成功治理并非偶然,这种模式内涵了一些有助于其走向成功的要件.通过对“锰三角”经验的制度分析,大致梳理出了多元治理主体、二维治理网络、地方性制度资源和民间政治精英的嵌入、区域性公共论坛、多层次的制度结构及其变迁等五个民族地区跨域治理的基本逻辑和制度特征.这些基于经验但又超越经验的逻辑和结构为我们有预见性地分析民族地区跨域公共问题搭建了一个系统的制度框架,并为解决上述问题提供了一条清晰的理论图景.     

结构性嵌入: 下派干部扶贫的制度演进与实践逻辑——以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的扶贫实践为例

当前对扶贫干部问题的研究多聚焦于村庄截面,未考虑对基层政府的嵌入及其关系互动。文章基于凉山扶贫实践和政策分析提出：下派干部扶贫制度变迁是由单维嵌入向结构性嵌入的演进。国家通过建构定点扶贫（“条－块”）、对口帮扶（“块－块”）、综合帮扶（“面－块”）等扶贫模式以及挂职扶贫、驻村扶贫、包联式扶贫等实践机制,实现了扶贫力量在基层政府和村级组织中的“反科层制”嵌入。嵌入性机制与本土结构的耦合协同,缓解了压力型体制与治理有效性之间的张力,促进了基层政府治理能力提升、社会整合和文明建设,但也会诱致权力惰性替代、村庄自治性消解、村民自主性弱化等负效应。同时,囿于制度和技术层面的条件制约,嵌入性机制还面临协调困境、责任困境和效率困境。后精准扶贫时期,应结合国家战略衔接,推动下派干部扶贫制度创新;结合系统协同性,推动下派干部扶贫体系机制优化;结合贫困治理“在地化”,“寓扶于育”,推进“本地人的建设”。     

组织同构与治理嵌入：农村集体经济何以促进乡村治理高效能——以四川省彭州市13镇街为例

推进乡村社会治理现代化需要大量的、持续的财力投入，完全依靠国家兜底并不现实，必须增强乡村的“造血功能”，依靠集体经济增强乡村治理的“硬核”能力。中国农村集体经济在人民公社时期、双层统分经营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时期和农地两权与三权分置时期，发展演变的目标逻辑、形式逻辑和发展逻辑各不相同，但均与当时乡村发展战略有一定的契合度。目前，在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下，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样态愈加多样化。四川省彭州市作为集体经济全员化的典型代表，在特定行政生态环境作用下，村党委运用合法机制，理性地将村民委员会和集体经济组织的功能进行整合，形成了党建引领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权和乡村治理权“合二为一”的组织同构模式。在村民委员会和集体经济组织同构中，制度性趋同、竞争性趋同和模仿性趋同交织进行，集体经济在发展中迅速嵌入治理制度、资源和技术，及时补位治理主体的缺位场景，降低了乡村治理成本，提升了治理效率与效能。     

协同复合治理:走出乡村治理困局

“压力型”体制使得村民自治过度地受到基层政府的控制和干预,阻碍了基层自治政治空间的拓展;“悬浮型”基层政府缺少对村民自治必要的支持和引导,无法保障村民自治的实施;同时,农村“两委”的关系矛盾也影响了村民自治的运行.要走出乡村治理的困境,提升村民自治的主体性,就必须发挥政府与市场在社会资源配置方面不同的优势与功能,形成政府监管与服务到位、社会组织力量广泛参与和村民自愿自觉依法自主治理的复合治理机制,尽可能地达至实现乡村社会善治的状态与格局.为此,通过体制性变革为农村自治性政治空间的拓展提供制度保障;通过乡村社会自治潜力的激发形成以村委会为核心的农村治理体系;通过确权赋权与现代公民意识的培养把农民塑造成参与乡村治理的真正主体.     

社会组织参与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嵌入模式及其优化——基于G市的比较研究

从嵌入性视角出发,社会组织参与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可划分为“规制依附嵌入”和“引导自发嵌入”两种类型。“规制依附嵌入”具有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的“制度嵌入性”特征,展现出政府对社会组织行动策略选择的约束力,但社会组织对政府的依赖性使其创新动力不足、主动作为意愿不强,难以满足日趋多元化、差异化的养老服务需求。“引导自发嵌入”带有基于身份信任发展起来的“关系嵌入性”特征,注重老年人之间的社会交往和互助共享,但非专业化和激励保障措施缺失使其服务提供的水平和质量难以得到保证,发展的持续性面临挑战。这就需要构建“合作共治”型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供给模式,建立以服务契约为核心的四元主体合作结构,重构政府与社会组织间的社会契约关系,培育具有植根性的差异化需求满足体系,以提高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供给能力。     

我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治理模式的交易成本分析

我国自2000年起开始推行城市生活垃圾分类试点工作。在实践中,为降低政策执行成本,各地结合自身实际,采取行政机制、市场机制和社会机制引导居民参与垃圾分类,相应形成了三种垃圾分类治理模式。从我国目前这三种分类模式的交易成本及内在运作机制的分析可见,尽管政策执行过程体现了追求效率的逻辑,但面对治理机制自身合法性的约束,各种治理模式降低交易成本的效果并不理想,垃圾分类政策执行面临着重重阻力。为改变这一困境,结合当前垃圾分类治理的新形势,应进一步加深对各种治理模式、治理主体的认识,鼓励各方力量参与,整合多元治理机制,实现垃圾分类的协同治理。     

民族地区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一个分析框架

社会治理共同体是以公共利益为主旨,多主体在共同认可的规则下,共有共用资源并集体行动的有机体,有着主体、认同、规则、行动等基本要素。民族地区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在治理主体结构、公共性的具体特征、规则运行、资源状况等诸多方面都有其特殊性。在“理念—场域”“主体—规则”“资源—行动”的结构下,民族地区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需要在“公—共—私”的双向转化中,持续生产、拓展公共性;在政府引导下实现市场组织和社会组织的共同生长与发展,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双法”融合并形塑积极行动者;治理资源的输入与内在资源的转化并重,在社会生活实践中共有共享并集体行动。     

从政府主导到政府有为：新发展阶段我国贫困治理的逻辑嬗变

“政府主导”作为我国绝对贫困治理的一项核心制度安排,在政策制定、责任压实、监督考核、组织动员、资源调配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形成我国贫困治理的重要经验。但是,由于政府自身存在不完善性以及政治逻辑、行政逻辑对贫困治理的不当干预,政府主导的贫困治理带来一系列负外部效应,导致扶贫产业难以实现可持续发展、脱贫群体内生“动”“能”不足和主体地位缺失等。新发展阶段,要加快提升政府治理能力、协调好效率与公平关系以及发挥城乡制度联动效应,逐步推动“政府主导”向“政府有为”转变,更好发挥“有为政府”在常态化兜底扶贫保障、建立相对贫困治理机制、提供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以及调节收入再分配等方面的作用与优势,从而有效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数智赋能农村相对贫困治理的逻辑与进路

智能时代，融合“数字化”与“智能化”双重特征的数智技术进步，催生了政府在农村相对贫困治理领域的新发展。本文从数字政府建设的分析视角出发，阐述了其赋能治理的三重内在逻辑，即区块链技术、平台建设及数字管理在促进治理透明化、高效化、精准化中所彰显的技术逻辑；有效整合各项社会制度及增强组织韧性所蕴含的制度逻辑；以人为本、人民至上治理理念所凸显的价值逻辑。此外，审视当前的治理现状，仍存在技术、组织、主体上的困境，制约着农村相对贫困治理进程。为此，通过持续发展数智技术，不断完善组织体系，推动多元主体参与，提高农民接受度，培育数字精英人才五个维度来促进数智赋能农村相对贫困治理的进一步发展。     

资源型城市善治的制度逻辑

通过实地调查西北地区某个案资源型城市治理的实践过程,从城市政府与企业互动的视角分析了资源型城市走向善治的制度逻辑,即资源型城市善治的实质是不同的城市治理主体(城市政府、企业与市民)围绕城市的治理行动更多地建立在合乎情理的组织决策与广泛认同基础之上。合乎情理的组织决策与广泛认同的合作规则是资源型城市善治的合法性制度逻辑,合乎情理的制度逻辑有利于城市治理的资源动员,合乎情理的制度逻辑体现了城市治理与外部环境(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的相互依赖。     

如何获得乘数型能力:中国乡村建设行动中的治理研究

关于如何提升社区能力,国内外学者有不少经典研究。本文通过对四省六村的案例研究发现,村庄治理能力由政府、村庄、村民小组、村民及社会组织等多个主体的行为互动及制度性参与平台决定。村庄治理能力的改善可以借助外生性主体,也可以依靠内生性主体,而且前者需要通过后者起作用。由此,根据主体行为互动与制度性参与平台形成了四种经典模式,即乘数型能力、加数型能力、增长型能力、负增长型能力。乘数型能力模式是理想型能力模式,是各主体良性行为互动与制度性参与平台有机组合的结果。制度类型和农民主体的参与又决定了乘数型能力的类型。     

协同势差：对流域生态治理模式的一种反思

协同治理是流域环境治理公共性扩散的内生语义与实践逻辑，既有研究强调协同治理之于流域生态治理正当性的应然价值，缺乏对协同模式及其内隐机理的系统考察。协同势差是对现有流域生态治理模式的一种理论反思，概括了部分地方政府依托优势位阶持续且稳定地获取优质资源进而引致“伪协同”现象的潜在肇因。基于协同势差视角，流域生态治理的“伪协同”乱象遵循着“分锅”避责驱动下的“非强制性”协同逻辑、制度衔接“碎片化”的实践逻辑、多任务多目标考核背景下的“达标式”回应逻辑以及行政资源“漏斗”效应下的分事逻辑。结合长三角水污染联防联控实践可以发现，协同势差可具体演化为“法治结构与治理体系”权衡下的交互难所诱发的利益势差、“府际网络与社群系统”协商下的耦合难所造就的主体势差和“资源归集与智慧赋能”接续下的桥接难所缔造的信息势差。就此而言，破解流域生态治理“伪协同”困境，亟须以国家自主性嵌入为准绳、以基层党建牵引为靶向、以平台型政府搭建为鹄的，构建基于“利益—主体—信息”的协同治理界面整合机制。     

社会工作参与社区治理共同体建构的实践策略与行动逻辑——基于“情感—关系—行动”解释框架的分析

基于“情感—关系—行动”逻辑的治理共同体解释框架，以G省拆迁安置S社区社会工作实践项目为案例，运用参与式行动研究和反思社会工作力量参与社区治理共同体建构的实践策略与行动逻辑。研究发现：社区情感倦怠、主体关系异化与集体行动缺失制约着社区治理共同体建构；围绕共同价值生产、主体关系再造和集体决策共识的社会工作实践破解了上述制约，激活了社区共同体建设活力，强化了基于平等的多元主体协商合作和行动协同；实践过程中，社会工作者以“完全在场—选择在场—隐形在场”的行动逻辑推动社区逐步形成多元社会力量协同共治的局面，赋予社区内在的治理潜能和治理动力，推动社区形成稳定性、持久性、独立性和常态化的治理模式和结构，回应了社工机构撤离后的社区治理成果巩固难的问题，推动了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     

“一带一路”区域价值链高质量共建的三重逻辑

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区域价值链是共建国应对全球价值链重构的必然选择。从历史逻辑看,在十年建设历程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遵循了价值链建设主体演变规律、由沿海向内陆开放规律、区域价值链嵌入全球价值链的客观规律以及价值链包容发展规律。从实践逻辑看,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在宏观层面提供器物型、制度型和观念型国际公共产品,奠定了区域价值链合作基础;在中观层面深化产能合作并提升产业能级,创造了区域价值链合作动力与增值空间;在微观层面吸引企业主体深度参与,整合了区域价值链生产环节。从理论逻辑看,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区域价值链突破了西方经济学的全球化理论,同时推动构建新型全球化理论和包容性多元化国际新秩序;创新了价值链理论,形成了面向全球的新型区域价值链,为后发经济体参与国际分工提供了新路径;打破了全球治理理论的固有思维模式,走出了西方国家经济再平衡治理误区,缓解了全球治理赤字困境。     

技术赋能下“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构建——基于苏北F县的个案研究

构建自治、法治、德治相融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既是乡村振兴的内在要求,也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当前,自治主体的常态化缺席、两委监管的滞后、乡村认同的淡化以及行政体制的条块分割等问题制约着“三治融合”效能的整体跃升。基于苏北F县“钉治”模式的个案审视发现,技术赋能所具备的实现异地村民的“虚拟在场”、推动两委透明运转、强化村民乡村认同、整合碎片化治理资源等特质有效推动了“三治”的有机结合乃至深度融合。从“技术-制度-价值”三维视角出发,提出技术赋能“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构建的可为路径在于：平台孵化与布局、系统性制度设计和数字理念嵌入等,旨在通过数字治理平台搭建来创新基层社会治理。     

数字赋能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的价值意蕴、偏差审视及优化路径研究

数字乡村建设与生态环境治理交叠派生出的充沛政策势能为数字赋能农村人居环境有效治理奠定了坚实的制度基础。围绕数字赋能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的运行机制、价值意蕴、偏差审视、优化路径等四重逻辑维度展开立体解析。在深描数字赋能农村人居环境治理运行机制的基础上,系统刻画了数字赋能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的多维功能,并从“理念迟滞：传统治理思维的滞后性约束”“结构失衡：治理主体之间的合作性缺失”“技术鸿沟：城乡二元分割背景下的数字基础孱弱”“制度异化：数字赋能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的保障力度式微”等四个方面深度审视了数字赋能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的实践困境,进而提出文化驱动,推动农村人居环境数字化治理的理念升级;结构重塑,激活数字赋能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的内生动力;技术适配,推动数字赋能与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深度契合;制度优化,重塑农村人居环境数字治理的多重保障等数字赋能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的效能提升路径,以期促进数字技术更好地融入农村人居环境治理,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数字赋能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方案。     

行业协会的组织嵌入与行业秩序改善——基于天津市自行车行业协会的案例分析

天津市自行车行业协会的创生过程,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通过“组织嵌入”实现行业有效治理的案例。对该案例的分析表明,在一个接近过度竞争的市场结构中,当众多分散且相互竞争的小企业难以形成一致性行动时,通过外部组织“嵌入”,以互补性制度供给参与行业治理,可以使企业间从非合作博弈转为合作博弈,有效遏制行业内企业的无序竞争,加快推进行业秩序有序化。本文通过一个关联博弈模型证明,“嵌入型”行业协会在与原有制度的适应性、与公共秩序的互补性、与行业内企业激励的兼容性等方面具有较高的组织效率。因此,“嵌入型”行业协会可以为行业治理资源的有效整合和充分利用提供一种思路和参考。     

试点治理的逻辑：一个分析框架及其应用

试点是探索治理模式创新的重要路径，具有试验、扩散等多重治理逻辑，且因内嵌于国家行政体制而呈现出多层级治理结构的制度特征。试点制的试验逻辑体现在因地制宜、探索经验的试验阶段；扩散逻辑则在总结经验、复制应用的推广阶段。试点治理具有“机制—制度”的双重特征，多层级—分阶段治理模型旨在凸显试点中“中央—地方—基层”的多层级治理结构及其具体运作机制，其中，纵向呈现治理结构，横向隐含治理逻辑，互动过程由各类运作机制构成。凉山“学前学会普通话”行动试点可以作为验证该分析框架的案例。作为少数民族地区“推普脱贫”的典型，凉山“学前学会普通话”行动拥有“试点中试点”的完整治理过程，展现了试点治理背后的多重治理逻辑及相应的治理机制。试点治理也存在失败的风险，推广试点成功经验的有效性以非试点区的治理情景和治理资源为前提条件。     

内源发展视角下社会工作介入农村垃圾分类的路径

农村垃圾分类治理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不仅关乎"政绩",更是关乎"民需".面对这一治理问题,如何以内源发展的理念来有效激发村民参与的内生动力成为了解决目前困境的一种应然选择.而社会工作由于其"助人自助"的理念特性,与内源发展视角下的垃圾分类治理理念具有天然的适切性.因此,可以考虑从内源发展视角出发,结合社会工作的具体方法,讨论社会工作在与政府行政体制互嵌的情境下,如何从尊重村民需求、提升垃圾分类能力及环保意识、重构垃圾分类支撑平台等方面有效提升垃圾分类效力的问题.     

协商民主取向的村民公共参与制度创新——浙江省常山县“民情沟通日”制度调查与分析

浙江省常山县的"民情沟通日"制度是一项以民主协商为取向的村民公共参与制度创新,其构建的协商型村民公共参与具有公共性和公开性、平等性和广泛性、商议性和互动性等重要特点.这种制度将沟通与协商引入民主决策过程,创新了村民公共参与的方式;将沟通与协商嵌入利益协调和整合过程,促进了村民参与的理性;将程序和规范引入沟通、协商过程,提升了村民公共参与的制度化.多元化利益需求、乡村治理的现实困境以及地方政府和精英的主动推动是决定协商型村民公共参与制度创新的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