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财政支出与社会信任:公众感知满意度的中介效应

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调查数据,从政府职能感知满意度视角,考察政府财政支出规模与结构对公众社会信任的影响及机理。结果表明:政府财政支出规模与经济建设性支出降低了公众社会信任水平,而公共服务性与社会管理性支出的增加提高了社会信任水平,后两者对社会信任的挤入效应要大于前两者的挤出效应;政府在促进经济增长、提供公共服务、实施社会管理、分配资源收入等方面的满意度感知对政府财政支出与社会信任关系起到中介传导作用,保护生态环境绩效的中介效应因为公众的环保意识不强而未通过检验。可以通过提高公共服务支出和绩效带来的归属感、提高社会管理支出和绩效带来的安全感以及完善制度带来的公平感来提升社会信任。     

数字普惠金融促进居民消费水平均衡提升了吗——基于消费相对剥夺缓解的视角

消费水平的均衡提升是共同富裕背景下全体人民共享经济发展成果的重要体现。文章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测算居民消费相对剥夺指数,从消费相对剥夺缓解这一视角探讨数字普惠金融在居民消费水平均衡提升过程中的作用。研究发现：（1）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显著缓解居民消费相对剥夺,且主要缓解了衣着、食品类等生存型消费相对剥夺;（2）机制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主要通过缓解流动性约束、提高支付便利性以及增强社会互动三个机制来缓解居民消费相对剥夺;（3）在充分考虑了人口经济特征以及数字普惠金融自身发展状况后,文章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于中间收入群体,中、高金融素养,使用智能手机以及城镇居民的消费相对剥夺缓解效应更加显著。     

主观社会经济地位与城市居民的阶层认同

在影响中国城市居民阶层认同的诸多因素中,相对于客观社会经济地位,主观社会经济地位才是影响人们阶层自我评价的主要因素,且这种主观方面的差异来源于人们在自我期望以及与其他群体比较中产生的相对剥夺感。因此,提高民众的阶层认同,除了要增加收入,更应该注重社会公平、机会公平,提升他们的生活满意度。     

国有企业员工离职意愿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通过对7家国有企业共计4 17名被试进行问卷调查,探讨了国有企业员工公平感、工作满意度和离职意愿之间的实证关系,研究结果表明:(1)分配公平、公司参与、工作参与对工作满意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申诉机制对工作满意度没有显著的影响;(2 )工作满意度对离职意愿有显著的负向影响;(3)分配公平、公司参与对离职意愿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工作参与、申诉机制对离职意愿没有显著的影响;(4)公平感对离职意愿的影响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公平感对离职意愿产生直接的负向影响,另一方面公平感通过工作满意度对离职意愿产生间接的负向影响,并且间接影响大于直接影响。     

创新社会治理与社会问题（专题讨论）——主观社会经济地位与城市居民的阶层认同

在影响中国城市居民阶层认同的诸多因素中,相对于客观社会经济地位,主观社会经济地位才是影响人们阶层自我评价的主要因素,且这种主观方面的差异来源于人们在自我期望以及与其他群体比较中产生的相对剥夺感。因此,提高民众的阶层认同,除了要增加收入,更应该注重社会公平、机会公平,提升他们的生活满意度。     

权力责任、社会角色对权力感和分配公平的影响

采用公共财物范式和权力感问卷,运用模拟实验的方法,探讨被试在不同权力责任（个人责任、他人责任和社会责任）和社会角色（政府官员、公司经理和教师）条件下权力感（包括控制感和责任感）和分配公平的特点。结果表明：（1）权力责任只有在具体的社会角色中才能对控制感产生影响;社会角色对责任感产生显著影响,政治领域中的责任感高于经济领域中的责任感。（2）权力责任没有对公平分配行为产生显著影响,而不同的社会角色则能引起公平分配的显著差异,三个角色的不公平程度为：政治领域>经济领域>教育领域。     

供给侧改革背景下城市居民生活满意度及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山东省公共服务满意度的实证研究

居民生活满意度是衡量政府治理能力的重要标准。基于山东省17地市城市居民的公共服务满意度数据,探究城市居民生活满意度情况,并通过结构方程模型的方法构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因素模型。研究结果表明,山东省城市居民生活满意度水平较高,公共服务供给质量和供给方式的主观感知与评价是影响城市居民生活满意度的重要因素。首先,民众的公共服务期望失验和公共服务满意度对其生活满意度水平产生显著的影响;其次,政府公共服务回应性通过影响公共服务满意度从而影响民众对生活的满意度,这表明不断变化的居民政治文化与政治价值观对公共服务领域改革所提出的新的挑战。鉴于此,以提升公共服务满意度为切入点,通过实现需求导向的供给方式、增强政府回应力和优化财政资金配置效率等途径推动公共服务供给侧改革,提升公共服务整体水平,从而进一步改善民众生活满意度水平。     

互联网使用与公平感——基于CSS2019的实证分析

以往研究大多发现公平感来自于社会地位或社会比较。与此不同,本文认为人们对于不平等的理解塑造了公平感,互联网可以改变使用者对于不平等的归因进而影响其公平感。基于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2019(CSS2019)的数据分析,发现人们的公平感并不完全由客观不平等状况决定。人们对财富分配不平等的归因方式同样塑造着个人的公平感。相对于不上网的群体,使用互联网的人公平感更低,一方面因为互联网上负面信息更多,让使用者产生不公平的感觉;另一方面互联网使个人更倾向于对社会成就做外向归因。对于上网群体内部而言,使用互联网进行娱乐、工作学习无法提升公平感,但如果把网络作为信息获取的渠道则会降低公平感,大多数人上网都是为了娱乐与获取信息。     

就业质量、社会公平感与农民工的市民化意愿

文章利用2016年厦门、苏州、东莞三城市农民工市民化调查数据,分析就业质量、社会公平感对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影响。市民化意愿被分解为城市定居意愿和城市落户意愿,数据分析结果显示,具有市民化意愿的农民工不足一半,就业质量和社会公平感是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重要影响因素。具体而言,务工单位成立工会、每周工作时间、工作满意度和社会公平感对两类市民化意愿都有正向影响,拖欠工资经历则不利于两类市民化意愿的产生;城市入户意愿的形成对就业质量的要求更为严格,受教育程度、工作满意度等对城市定居意愿有显著积极影响的变量,对入户意愿不再具有促进作用。据此文章提出,在开放户籍制度之外,还应该从提升就业质量和社会公平度方面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进程。     

数字普惠金融对老年人消费潜力的影响——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的实证检验

我国庞大的老年人口规模蕴藏着巨大的消费潜力,数字普惠金融具备的“包容性高、普及性广、门槛低”等特点为提升我国老年人的消费潜力提供了可行路径。文章将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对老年人消费潜力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有助于提升老年人消费潜力,且在良好的社会信任环境、高社会支持水平的条件下,数字普惠金融提升老年人消费潜力的作用更显著。进一步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优化了老年人消费结构,促进了老年群体的医疗型、发展型消费。从影响机制上看,数字普惠金融通过降低信贷门槛、提供理财产品以及信息通讯技术三种渠道影响老年人消费潜力。研究结论阐释了数字普惠金融对提升老年人消费潜力具有一定的边际效应,并为促进老年人消费指明了方向。     

农村普惠金融发展评价分析——来自山东的实证研究

农村金融是我国普惠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农村金融普惠发展水平及其影响因素是构建普惠性农村金融体系的基础。本文以2006-2015年山东省的宏观统计数据为研究样本,采用改良的普惠金融发展评价指数测算方法对农村普惠金融的发展水平进行了测度,并通过构建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影响因素模型,实证检验了农村普惠金融发展的影响因素。测算结果表明:我国农村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基本上逐年稳步提升;2008年以来,地方政府普惠金融政策的相继出台,以及2009年央行开始实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使得农村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自2008年之后增速较快。从农村普惠金融发展的影响因素来看,农村地区人均收入、农村经济发展水平、互联网发展水平、政府财政支持力度及城镇化率四个因素对农村普惠金融发展影响显著,且是正向影响的;交通便利度、农业科技化水平也属于正向影响因素,但不显著;而农业产业的重要性对农村普惠金融发展具有显著负向影响。为此,从农村普惠金融顶层设计、经济基础、财政和政策支持、基础设施建设及农业保险等方面提出相关政策建议,以期推进普惠金融的进一步发展。     

融媒体时代下薪酬公平感对双元媒体人的影响——自我效能感的中介作用

在薪酬公平感对双元媒体人的影响基础上研究了 自我效能感的中介效应.对重庆市主流媒体行业496名专业媒体人进行调研,结果显示:分配公平、程序公平、互动公平对自我效能感和媒体人探索创新能力均具有显著正影响,分配公平和互动公平对媒体人利用创新能力和媒体人联合双元均具有显著正影响,互动公平对媒体人平衡双元具有显著正影响;自我效能感对媒体人利用创新能力、探索创新能力和联合双元均具有显著正影响;自我效能感分别在分配公平、互动公平和媒体人利用创新与联合双元之间具有部分中介效应,在分配公平、程序公平、互动公平和媒体人探索创新能力之间具有完全中介效应.主流媒体应加强薪酬管理,重视薪酬公平性,从而提升媒体人薪酬公平感,激发媒体人自我效能感,促进媒体人双元创新能力,进而推动主流媒体的融合纵深转型.     

媒介作为“婚姻调解员”：媒介信息获取与婚姻满意度的关系——基于CFPS 2018—2020年面板数据的考察

媒介信息获取是形成价值共识、建立社会认同的重要方式,可能促进个体的婚姻满意度。本研究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8—2020年两期面板数据,基于媒介的社会整合功能,运用混合OLS估计模型和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探究媒介信息获取对婚姻满意度的影响。研究发现：新媒体信息获取和传统媒体信息获取均对我国居民婚姻满意度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传统媒体信息获取的影响更大。异质性分析表明,新媒体信息获取对青年和中年群体婚姻满意度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传统媒体信息获取对老年群体婚姻满意度的促进作用最为显著;两种媒介信息获取渠道对城镇居民婚姻满意度的影响均高于乡村居民,而以意见领袖为代表的人际传播对乡村居民的作用更显著。     

数字普惠金融对我国共同富裕的影响研究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而数字普惠金融对于推进发展成果的可知、可感、可及具有重要作用。因此,文章在测度我国地级市共同富裕水平的基础上,先探讨了共同富裕水平的动态特征,后利用2011—2019年我国地级市的平衡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我国共同富裕的影响效果、区域异质性与非线性关系。研究发现：(1)核密度分析可知,全国及七大区域的共同富裕水平显著提升。(2)基准回归分析可知,数字普惠金融对我国共同富裕具有显著的促进效应,并且其子指标覆盖广度、使用深度以及数字化程度依然具有不同程度的促进作用。(3)区域异质性分析可知,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的促进效应仅在华东地区、华中地区以及西南地区显著。(4)门槛效应分析可知,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具有显著的“边际效应”非线性递增特征,主要体现在东北地区、华东地区以及华北地区。最后根据研究结论得出继续推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以及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相关政策启示。     

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生态宜居的影响研究

建设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数字普惠金融作为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动能,探究其是否能提升乡村生态宜居水平具有重要意义。利用2015—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从自然环境宜居、人工环境宜居、社会环境宜居三方面构建乡村生态宜居指数体系,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能显著提升乡村生态宜居水平,且可以通过农业技术进步效应和城镇化效应实现。异质性分析显示,提高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及使用深度有助于提高乡村生态宜居水平,但数字化程度对乡村生态宜居水平的影响不显著;且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生态宜居水平的影响具有区域差异,在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影响显著,但东部地区并不显著,说明在经济相对落后地区加大数字普惠金融支持力度更能提升当地乡村生态宜居水平。由此认为应持续推动数字普惠金融,创新绿色数字金融产品;鼓励农业技术绿色创新发展,提高城镇化水平;因地制宜推行数字普惠金融政策以推进乡村生态宜居发展。     

高校贫困生资助公平感的相关研究

通过问卷调查显示,普通高校贫困生的资助公平感较高,并与他们的幸福感和感恩心理之间显著相关,且过程公平感能预测贫困生的感恩心理,这提示我们可以从提高学生的过程公平感入手,开展贫困生的各项工作:要引导贫困生全面、客观地评价自己和他人,利用社会比较的心理让贫困生与处境更艰难的人比较,从而提高他们对生活的满意度;利用上行比较的认同效应,让他们看到自己和榜样之间的共同之处,激励他们向榜样学习,提升和完善自我;了解贫困生的心理控制源、自尊等自我核心评价,保证学生的话语权,倾听他们的心声,通过了解他们的个性心理特征和心理需求,进而"对症下药"进行心理辅导和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赋能”与“挤出”双效应下数字治理的“补丁”策略——基于代际发展权的分析框架

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大大加速了当代中国数字治理的发展,“数字赋能”与“数字挤出”是数字治理的背反式效应,老年群体被数字挤出成为数字鸿沟新形态,引发了社会对数字治理下代际发展权问题的关注与聚焦。代际发展权视域下老年群体“数字挤出”吁求对数字治理的再治理。为此,既要打好“技术补丁”,打造友好型“乐龄数字”管理;又要打好“制度补丁”形成“数字挤出”的长效治理机制,推动社会治理数字化与精细化、效率性与公平性同步提升。数字效率与治理公平双向同构,既是社会精细化治理的基本方向,也是代际发展权的现实展开方式。     

公共服务满意度对社会治理绩效的影响研究——基于政府回应的调节作用

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本文以549名城市居民为研究对象，考察了公共服务满意度对社会治理绩效的影响以及作用机制。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公共服务满意度对社会治理绩效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政府信任在公共服务满意度与社会治理绩效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政府回应在政府信任促进社会治理绩效过程中发挥调节作用，即高政府回应状态下，政府信任对社会治理绩效的提高有更强的正向影响；并且，政府回应对政府信任的中介作用具有调节效应，即政府回应越高，政府信任起到的中介作用越强。研究结论对提高社会治理绩效有一定启示作用。     

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户创业选择影响研究

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与北京大学地级市层面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考察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户创业的影响。研究发现:首先,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显著促进了农户创业,数字普惠金融的覆盖广度、使用深度以及数字化程度均会影响农户创业的概率。其次,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不仅能够提高农户信贷可得性,使其获得创业资金,还可以通过推广电子支付使用和互联网媒介使用降低交易成本、提升金融能力,进而促进其创业。最后,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户创业选择的影响因户主年龄、人力资本以及家庭所处地区的不同具有差异性。     

论转型期社会心理困境与消解途径

当前,我国转型期社会心理困境主要表现在相对剥夺感的普遍增强、社会焦虑蔓延、自我保障心理过度以及个人生活满意度滞后等方面,在一定意义上已构成了社会向纵深发展的心理阻力。营造良好的社会公平环境、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创造充足的就业岗位、建立有效的心理疏导机制是消解转型期社会心理困境的主要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