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藏传佛教中国化的四个维度

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是新时代宗教工作及其研究的重大课题。藏传佛教中国化有悠久的历史传统,自佛教传入我国西藏以来,经过藏族古贤对印度佛教的戒律传承进行选择性吸收,对哲学理论思想进行理性审视,对于传承制度、仪式仪轨的吸收及改变等过程,逐步实现了藏传佛教的中国化。近年来,在学界和宗教界关于藏传佛教中国化的研讨不但有新的汉藏文史料披露,而且有诸多不同观点的碰撞,这是藏传佛教中国化的研究向纵深推进的重要标志。笔者在以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可靠的藏文文献资料为依据,试图从藏传佛教经典文本的藏语化、阐释方式的多元化、各教派思想传承的中国化、适应社会主义社会的时代化四个维度,勾勒藏传佛教中国化的历史脉络、思想内容和现实特点。     

平等观建设与坚持藏传佛教中国化方向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对藏传佛教健康传承提出了更高的新要求。平等观建设是藏传佛教坚持中国化方向、促进自身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重要内容和途径,做好藏传佛教平等观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由于受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影响,等级观念、特权思想、支配意识等依然存在,制约和影响着藏传佛教平等观的正确践行。要正确认识和处理平等观建设与坚持藏传佛教中国化方向的关系,切实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作用,发挥中华文化的浸润作用。加强藏传佛教平等观建设,全面正确理解佛教平等观内涵,为坚持藏传佛教中国化方向提供认识支撑;正确践行平等观,为坚持藏传佛教中国化方向提供实践内容。     

论藏传佛教中国化进程中的中央王朝因素——以元明清三代为例

佛教自公元7世纪传入西藏就开始了本土化历程,从吐蕃时期王室主导推动到分裂割据时期自主以教派形式走向民间,佛教在西藏最初阶段的曲折发展过程中也探索出了实现中国化的主要方向、基本路径、转化标准和推动方式。元代以来,西藏地方正式纳入中央王朝的行政管辖,这一历史新阶段的开启也宣告藏传佛教中国化进程中出现了中央王朝这个最强有力的推动者和引导者。元明清三代,中央王朝均制定实施了相应的藏传佛教管理制度,在三代中央王朝的引导和推动下,这一时期藏传佛教不但积极、主动地尊奉中央王朝、亲近内地文化,而且在教派传承、教义教理、管理制度、文化交流、学经教育、寺庙经济等方面都有了不断适应本土特性的创新和发展。与此同时,在历代中央王朝的庇荫下,藏传佛教加快对外传播,不再局限于涉藏地区、藏语、藏文和藏族,从而成为根植中华大地、多民族共享的文化,实现了藏传佛教更进一步的本土化。     

当代藏传佛教的中国化发展

伴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和当代中国的历史发展,藏传佛教生存和发展的社会条件、政治条件以及自身矛盾性质等,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并有了很大进步。当代中国的政治文明、中华文化的优良传统,推动了藏传佛教中国化的全面发展。通过观念认同、制度适应、生活融合等途径,当代藏传佛教在信仰层面、制度层面和生活层面进一步融合当代中国进步思想和中华文化观念,不断提升中国化水平。体现人民主体性思想,实现信仰清净化;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形成信仰自由局面;贯彻教派平等思想,实现教派和谐化;贯彻全面依法治国理念,形成依法治教格局;吸收当代人民民主思想,形成寺庙民主管理体制;借鉴现代生活方式,实现寺院生活社会化、现代化,标志着当代藏传佛教的中国化水平得到全面提升。     

唐宋时期回族先民在甘宁青的商业活动

唐宋时期,具有良好商业传统的大食、波斯等地的穆斯林商人沿着陆上丝绸之路来到中国并落居在甘宁青地区,他们积极参与当地开发尤其从事商业活动,为当时的中国社会商业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促进了西北地区社会的进一步发展,也传播了伊斯兰教.     

民国政府的治藏政策与藏传佛教中国化的历史进程

民国时期,在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较为困难的背景下,由汉藏民间僧俗大众掀起,并得到历届民国政府支持的汉藏佛教文化交流活动迅速发展,不仅推进了汉藏佛教界的交流与互动,而且有助于加强西藏与内地各族民众的交流与了解,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发展奠定了重要的文化、心理基础,推动了藏传佛教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在历届民国政府支持下,以九世班禅、诺那呼图克图、喜饶嘉措等为代表的藏传佛教僧人在内地弘法讲经、传播藏传佛教及西藏文化,传播的人群范围不再局限于以往的皇室、高官等阶层,而是拓展至内地更广大的各阶层民众。传统的藏传佛教法会具有了团结民众、抵御日本侵略等时代意涵。1936年,国民政府制定颁布《喇嘛转世办法》,沿袭清代治理西藏之策,以国家法律管理藏传佛教活佛转世事宜。同年,国民政府还颁布《补助汉藏僧侣游学规则》。这些政策措施极大地促进了汉藏佛教文化交流,加强了西藏与内地的联系。     

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及其基本经验

中国改革开放是在特殊的历史条件和背景下发生和展开的,围绕着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这一发展主线,经历了起步、展开和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三个阶段,期间理论和实践互相推动,逐步走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革道路.其基本经验主要是第一,正确抓住了改革的时机和对改革作了正确的定性;第二,实行全面协调渐进的改革战略;第三,有效、妥善地处理改革中几个重要关系,即改革、发展、稳定三者之间的关系;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的关系;物质文明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的关系;借鉴外国经验与从我国国情出发的关系.     

唐宋时期播州筑城活动的国家认同构建

播州为今贵州省遵义地区古代称,《太平寰宇记》载"播州播川郡,今理遵义县,按郡地即秦夜郎、且兰二郡西南隅地",播州自唐讫明计700余年。唐宋以来,中央朝廷在播州建立了羁縻州制,实行"因俗而治","以夷治夷"的统治政策,播州渐被纳入了国家管辖体系之内。杨氏土酋作为边疆代管者,促进了边区民族的"内地化",以州县治所为地方城市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城市成为了权力的中心和场所,并服从征调,内修政治,发展经济,"务农寓兵",奠定了播州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发展渐同于中原以及中华文化"多元一体"和国家认同构建的基础。     

藏传佛教哲学的存在论、知识论、实践论的辩证统一——《藏传佛教哲学思想研究》之宏观审视

藏传佛教在继承并创新印度佛教的基础上,形成了融形上学和形下论于一体的佛学体系（亦哲学、亦宗教）。作为宗教哲学它既追求出世又在世间,把出世和在世有机统一起来,是世间的哲学与出世间的哲学的辩证统一。《藏传佛教哲学思想研究》准确把握了这一特点并将其作为自己的基本研究思路,同时它将存在论、知识论、实践论融为一体,填补了国内研究空白,对藏传佛教及其哲学研究做出了贡献。     

土族的藏传佛教信仰

由于历史等诸方面的原因 ,随着藏传佛教的发展 ,至明代以后土族几乎全民信仰藏传佛教 ,并延续至今。从目前仍然保存的一些宗教活动的主要场所和内容中可以看出 ,现代的土族文化作为一种农业经济形态下的文化模式 ,虽然有农业文明的共性 ,但也有其因宗教活动而滋生的个性 ,不可对它的文化形态进行简单的定性     

青海在藏传佛教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

佛教产生于印度，公元七世纪传入我国藏族地区，佛教进入藏区后，与藏族的原始宗教一本教在冲突中不断相融合，逐渐形成了具有高原民族特色的佛教宗派一藏传佛教。藏传佛教形成和发展的核心,地区在西藏，因此无论佛教信徒还是学者游客对西藏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其实，从历史上看，藏传佛教     

藏传佛教格鲁派寺院教育的基本特点述论

教育是一种社会历史现象,它随着人类文明的出现而产生,社会的进化而发展。一个民族文明程度高低的主要标志,就是取决于这个民族的社会历史和文化教育的发展程度。     

藏传佛教中国化在甘青河湟地区的当代实践和发展态势——基于本区域东北段佛教寺院的调查

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藏传佛教中国化是我国宗教中国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甘青河湟地区东北段位于青藏高原东北缘,是青藏高原东部多文化互动的典型区域,历史时期和当代都处于宗教中国化的前沿地带。文章基于多次实地调研获得的材料,在借鉴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主要从当代实践方面对甘青河湟地区东北段藏传佛教中国化进行了研究,并探讨了其发展态势。研究发现,目前,甘青河湟地区的藏传佛教继续保持着爱国爱教的优良传统,同时信教群众日趋多元,宗教仪式汉藏交融,寺院神灵汉藏共处,宗教建筑、宗教艺术也更加本土化,这些都无不体现出这一区域宗教中国化的特点。甘青河湟地区的藏传佛教在历史时期已经走出了一条以中华文化为底色、融合区域特点的宗教中国化道路,在宗教中国化的当代实践上也正在呈现出具有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点的发展态势。     

藏传佛教信众宗教经济负担的历史与现状

一、藏传佛教信众宗教负担的历史佛教自松赞干布时代传入藏族地区就遭到苯波教信徒们的激烈反对和抵制。赤松德赞亲政之后，对玛祥仲巴杰等崇苯大臣灭佛之事铭记在心，他不仅颁布了不得灭佛的诏书，规定僧人不得为奴、不得服兵役和免予支应乌拉差税等特权，还采用吐蕃传统的盟誓方式，规定对僧侣的供养制度，以保证僧侣的生计和提高僧人的地位，使其成为从国库中领取薪俸者。　我们知道，无论是印度佛教还是汉传佛教，出家的僧人一般以化缘为生，无论地位多高的僧人，都可伸手向人要求施舍，一文不为少，千金不为多。佛教传入吐蕃之后，这方…     

清代中国蒙藏地方立法中的藏传佛教因素探析

藏传佛教的生命法思想、公平正义的理念,对清代中国蒙藏地方法制理念、行政立法、军事立法、刑事立法、经济立法、证据制度等方面产生了重要影响,从整体上促使清代蒙藏地方立法逐渐文明化,为清代国家的西部政治法律整合提供了一定条件.     

唐宋时期寓桂文人对桂林风俗的印象与影响

唐宋时期,桂林的政治、军事、经济地位日益重要,隋唐时为桂州始安郡;宋代静江属县,半抵瑶峒[1],南宋绍兴三年(1133年),升桂林为静江府,成为岭南名城.度岭南来文人仕宦,如唐代的褚遂良、张九龄、李商隐、李渤、刘恂,宋代的曾布、王正功、张孝祥、范成大、周去非、陶弼等,或任职桂林,或在桂林暂驻,他们多是著名的学者、文...     

唐宋时期回族先民对西北商业经济的开发与贡献

重视商业经济,是伊斯兰教的特点之一。唐宋时期,伴随着伊斯兰教的传入,回族先民对西北商业经济进行了开发。他们一方面继承了阿拉伯商业的传统,另一方面在新的环境下,又有所创新、有所发展。在长期不断的开发中,为西北区域经济的繁荣与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唐宋时期回回民族对海外农业和药材业品种的引进与输入

唐宋时期,中国和阿拉伯诸伊斯兰国家展开了频繁的经济文化交流。随着回回民族的东来,海外珍贵的农业和药材业品种,也源源不断地通过丝绸之路输入到我国。这些由回回民族新输入和引进的经济品种,不仅增加了我国农业和药材业的种类,而且也丰富了各族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对中西经济文化交流与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开发,起到了重要地促进作用。     

中国化:外来宗教适应中国社会的表现形式

中国化是中国国情对外来宗教的要求,是外来宗教适应中国社会而生存发展的表现形式和必然趋势.外来宗教要在中国发展必须具备三种"适应",即适应中国政治需要,适应中国主流思想文化,适应中国民间习俗.外来宗教的中国化有三种情形,即潜移默化式中国化、救危图存式中国化、转相化导式中国化.研究此课题,对处理好宗教与中国社会主义的关系有重要启迪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