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不确定性是股市波动的因子吗？——基于GARCH-MIDAS模型的分析

本文运用混频模型（GARCH-MIDAS）分析了经济不确定性对中国股市波动率的影响。经济不确定性包括宏观经济不确定性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两方面。总体来说,经济不确定性会影响中国股市的波动,但强度有限,且A股、B股间表现出差异。经济运行（IP）和消费（inf）中的不确定性是A股、B股共同的波动因子,且IP的贡献度最高;货币政策（IR）、中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CEPU）对A股无显著影响,但会显著影响B股的长期波动趋势;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AEPU）的影响则不显著。加入显著性指标有助于提高波动率的预测精度,混频模型为分析股市波动中的长期趋势和短期波动提供了一个新视角,有助于识别股市波动中的经济影响因素。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我国股市波动率预测研究北大核心CSCDCSSCI

股票市场的波动与实体经济走势以及宏观经济政策密切相关.因此,以Baker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economic policy uncertainty,EPU)指数和我国股市代表性的股价指数——上证综指为对象,运用广义自回归条件异方差混频数据抽样(GARCH-MIDAS)模型,分析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上证综指波动率的影响,并运用该模型与常见的多种GARCH族模型进行了样本外波动率预测的对比研究.实证结果表明,EPU指数能够很好地解释我国股市波动的长期成分,并显著改善对上证综指波动率的预测精度;同时,模型信度集合(model confidence set,MCS)检验结果进一步证实,基于混频数据的GARCH-MIDAS模型能显著打败常见的多种GARCH族模型.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现金持有策略——基于中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指数的实证研究

研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现金持有策略的影响,发现企业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时会增持现金,这种现金增持行为在融资约束较为严重、股权集中度较低以及学习能力较差的企业中更加明显.此外,本文还采用中介效应分析方法,发现企业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时增持的现金,有一部分是以放弃当前投资机会为代价的,被放弃的投资机会构成了企业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时增持现金的机会成本.     

美国不确定性对中国经济的时变冲击——基于QBLL-TVP-VAR模型的实证分析

近年来,伴随着外部不确定性的凸显,中国经济不可避免地会遭受到外部不确定性尤其是美国不确定性的冲击.为此,本文基于拟贝叶斯局部似然估计的时变参数向量自回归(QBLL-TVP-VAR)模型实证分析了美国宏观经济不确定性、金融不确定性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三类不确定性对中国经济的动态影响及其差异.实证结果表明:(1)美国宏观经济不确定性引致中国产出和价格分别在2014-2020年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显著下降,对中国经济产生的不利影响最大;美国金融不确定性仅引致中国产出在2016-2020年显著下降,对中国经济产生的不利影响居中;而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仅引致中国产出在2019-2020年显著下降,对中国经济产生的不利影响最小.(2)美国宏观经济、金融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均通过降低中国消费和中关货物贸易对中国经济产生了不利影响,但美国宏观经济和金融不确定性还分别通过降低中国投资和中国股价对中国经济产生了不利影响.(3)时变预测误差方差分解结果表明,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美国金融不确定性是导致中国经济波动的主要外部因素,而在2017-2020年美国宏观经济不确定性是导致中国经济波动的主要外部因素.据此,建议政府建立前瞻性预警机制和反应机制、强化对外部不确定性的监测与分析,充分利用多种宏观经济调控工具对国内经济进行适时、精准干预和引导,扩大对外贸易开放、实施多样化的贸易开放战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速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和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来应对外部不确定性冲击.     

中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跨国动态溢出效应

中国作为世界第二、亚洲最大的经济体，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的作用日益突出，其经济政策波动对其他国家的影响也日益显著。本文基于1997年1月至2017年5月经济政策不确定性（Economic Policy Uncertainty，EPU）指数，运用DCC-GARCH模型分析了中国与美国、日本和英国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动态溢出效应。研究表明，样本国家的EPU指数波动率呈现尖峰、厚尾、非对称的特征，因而更适用非对称多元t分布DCC-GARCH模型；中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美国、日本和英国均有一定程度的正向溢出效应，但影响程度不一。进一步分析表明，中美间EPU指数的动态相关性高于中英和中日，中美和中英间的EPU指数动态相关系数走势较为相似，且趋向稳定；受地缘政治关系的影响，中日间的EPU指数动态相关系数走势明显异于中美和中英。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我国股市波动率预测研究

股票市场的波动与实体经济走势以及宏观经济政策密切相关.因此,以Baker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economic policy uncertainty,EPU)指数和我国股市代表性的股价指数——上证综指为对象,运用广义自回归条件异方差混频数据抽样(GARCH-MIDAS)模型,分析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上证综指波动率的影响,并运用该模型与常见的多种GARCH族模型进行了样本外波动率预测的对比研究.实证结果表明,EPU指数能够很好地解释我国股市波动的长期成分,并显著改善对上证综指波动率的预测精度;同时,模型信度集合(model confidence set,MCS)检验结果进一步证实,基于混频数据的GARCH-MIDAS模型能显著打败常见的多种GARCH族模型.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宏观经济与资产价格波动——基于TVAR模型及溢出指数的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Baker等人构建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和我国1997年01月-2017年09月的宏观经济数据,通过非线性TVAR模型及其方差分解构建的溢出指数,实证考察了我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宏观经济与资产价格的非对称影响,并测度了在不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环境下,经济变量间的相互溢出效应。研究发现:(1)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是非对称的,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较高时,其正向冲击将使得产出降低0.21%左右,房价和股市收益率分别上涨0.67%、0.51%左右;而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程度较低时,其正向冲击的影响微弱。(2)溢出指数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产出、房价和股市存在净溢出,且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较高时期,总体溢出指数超过50%,变量间的联动性较强。研究结果表明,相关部门在制定及调整经济政策时应充分考虑其可能引发的不确定性,并通过阐明经济政策意图等方式,将负面影响降到最低。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风险承担:基于风险投资的证据

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引入风险投资的决策模型,从理论上证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既直接降低风险承担,也负向影响风险投资退出绩效间接降低风险承担.利用1996年~2016年中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风险投资的匹配数据,实证结果支持理论预期.研究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较高时,风险承担显著更低,表现为风险投资对早期阶段企业和高科技企业的投资比例下降.退出绩效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风险承担之间具有中介作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较高时,风险投资通过IPO或者并购成功退出的交易数目更少、退出期限更长、退出收益更低,因而降低风险承担研究表明,为引导风险投资支持早期高科技企业,除通过财政、税收等政策扶 持奖励风险投资外,政府有必要维持相关政策的稳定性和延续性.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股票风险特征

构建了包含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随机贴现模型,通过参数校准、静态比较等方法,探讨了不同政策不确定性下股票风险的动态特征.在此基础上,通过实证模拟分析政策不确定性影响股票风险的传导机制,并通过组合分析法检验政策不确定性在股票风险形成中的作用,以此验证该理论模型在中国的适用性.最后,运用面板数据回归模型对政策不确定性与股票风险的关系进行量化分析.结果表明:1)政策不确定性能够通过企业现金流、贴现因子和相关系数等途径提高股票风险,该效应在控制传统风险因子、企业异质性因素和外部环境因素后依然显著;2)具有非国有性质、较低盈利能力和低资产增长率的企业股票更易受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3)在经济萧条和改革幅度较大的阶段,政策不确定性对股票风险的溢出效应显著增强.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网络舆情与金融机构系统性风险

基于45家上市金融机构2015年1月至2020年3月的月度数据，从反映系统性风险的极值风险与传染效应两个维度各选取一个指标，即条件在险值差(ΔCoVaR)和吸收比率差(ΔAbs),并利用网络爬虫与文本分析构建金融机构网络舆情指数.然后，采用静态面板与动态面板实证分析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网络舆情与金融机构系统性风险之间的关系，考察网络舆情的中介效应，并从金融机构的类型和规模层面进行异质性分析.研究结果发现：1)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金融机构系统性风险存在显著正向影响，但积极和消极网络舆情对金融机构系统性风险的影响存在差异性；2)网络舆情是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影响金融机构系统性风险的潜在传染渠道；3)网络舆情的中介效应在不同类型和规模的金融机构间存在异质性.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系统性金融风险溢出——基于关联网络视角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EPU）已成为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重要驱动因素。研究基于七个部门的35个相关因子抽取系统性金融风险信息,综合采用DYCI溢出指数法、复杂网络分析法和滚动时间窗口技术等构建跨部门风险溢出网络,考察和检验EPU与金融体系内部风险压力承接与转移的关联动态和传导机制。研究发现：EPU与金融部门各维度风险变量间存在关联网络,且EPU冲击加剧了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网络传染效应;危机时期,EPU冲击下的跨部门风险协同运动趋势明显,网络结构呈现更高的完备性。同时,本文研究结论为阻断内外部风险冲击以及维护经济金融稳定提供重要的理论基础和决策参考依据。     

浅析经济不确定性对会计的影响

把不确定性因素引入到经济学分析,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Knight(1921)最早注意到不确定性对于经济分析的重要意义,他不但创造性地将其与风险作了区分,而且还将其作为研究利润来源和企业家职能的重要线索。在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全球经济时代,企业面临着巨大的风险和不确定性,站在会计的立场上,把握经济不确定性对企业财务的影响,使得一个企业在风险联合分布的一体化经济环境中持续经营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国际油价、美国经济不确定性和中国股市的波动溢出效应研究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的全球股市震荡,油价波动剧烈和经济的不确定性使得研究不同市场间的风险传导效应具有重要的意义。在综合评价现有研究的缺陷和既有改进方法的情况后,本文借鉴Diebold and Yilmaz （2012）的研究方法探索国际原油价格、美国经济不确定性和中国股市的波动溢出效应。本文选取1986年1月到2016年12月原油价格、美国经济不确定性指数和中国股票价格的月度数据,分别研究了静态波动溢出指数,动态波动溢出指数并做出了非线性检验。实证结果表明：变量国际油价解释了大部分的波动。方向性溢出指数是双向的和非对称的。在整个样本阶段系统的波动主要来自其他变量的冲击,变量国际油价的溢出效应占比重较大。变量国际油价、美国经济不确定性和中国股价对其他变量的波动溢出都存在非线性效应,前两者的正向变量的溢出效应较大,负向变量的溢出效应较小;后者的正向变量的溢出效应较小,负向变量的溢出效应较大。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风险承担:基于风险投资的证据北大核心CSCDCSSCI

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引入风险投资的决策模型,从理论上证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既直接降低风险承担,也负向影响风险投资退出绩效间接降低风险承担.利用1996年~2016年中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凤险投资的匹配数据,实证结果支持理论预期.研究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较高时,风险承担显著更低,表现为风险投资对早期阶段企业和高科技企业的投资比例下降.退出绩效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风险承担之间具有中介作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较高时,风险投资通过IPO或者并购成功退出的交易数目更少、退出期限更长、退出收益更低,因而降低风险承担.研究表明,为引导风险投资支持早期高科技企业,除通过财政、税收等政策扶持奖励风险投资外,政府有必要维持相关政策的稳定性和延续性.     

中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实际有效汇率与金融稳定

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下,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攀升、汇率波动频繁和金融稳定的联动问题备受关注。运用熵值法构建中国金融稳定综合指数(CFSCI),采用具有随机波动性的时变参数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TVP-SV-VAR）来研究三者之间的动态时变效应,研究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会降低金融稳定,而实际有效汇率上升在短期会显著降低金融稳定,中长期的影响具有两面性,波动幅度变大。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对实际有效汇率的影响在不同时段呈现异质性,中长期效应大于短期效应,进而间接降低金融稳定。而实际有效汇率上升在短期会增加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影响程度历年来保持相对平稳,作用机制比较稳定,长期可能会降低不确定性,从而促进金融稳定。近些年来,三者之间作用强度有所下降。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股票风险特征北大核心CSCDCSSCI

构建了包含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随机贴现模型,通过参数校准、静态比较等方法,探讨了不同政策不确定性下股票风险的动态特征.在此基础上,通过实证模拟分析政策不确定性影响股票风险的传导机制,并通过组合分析法检验政策不确定性在股票风险形成中的作用,以此验证该理论模型在中国的适用性.最后,运用面板数据回归模型对政策不确定性与股票风险的关系进行量化分析.结果表明:1)政策不确定性能够通过企业现金流、贴现因子和相关系数等途径提高股票风险,该效应在控制传统风险因子、企业异质性因素和外部环境因素后依然显著;2)具有非国有性质、较低盈利能力和低资产增长率的企业股票更易受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3)在经济萧条和改革幅度较大的阶段,政策不确定性对股票风险的溢出效应显著增强.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债务融资北大核心CSSCI

本文研究了2003到2016年间我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债务融资的影响。研究发现,当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提高时,企业银行借款水平会显著下降。高预期通货膨胀会加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银行借款水平的负向影响。银行关联会减弱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银行借款水平的负向影响。具体而言,对于面临融资约束程度较高的企业,以及产业政策不支持的行业,处于周期性的行业和市场集中度较高的行业的企业,政策不确定性上升时,企业的银行借款水平的减少程度更加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