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均衡理论视角下绿色金融的减排效应研究：从模型构建到实证检验

绿色金融是否能够有效促进碳减排？其内在机制是什么？在碳达峰与碳中和的时代目标下,科学、严谨地回答这一问题意义重大。本文将经典理论与最新前沿相结合,提出绿色金融能够通过促进绿色技术进步帮助碳减排的理论假说。构建带有碳排放约束并内生减排技术进步的一般均衡模型,解释了绿色金融通过支持技术进步实现碳减排的内在机制,并提供了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证据。本文的研究从理论和实证两个维度论证了绿色金融对碳减排的影响,指出支持技术创新是绿色金融发挥减排效应的重要机制。因而在发展绿色金融的过程中,注重金融资源的实际用途,有效支持减排技术更新,比单纯限制高排放行业的金融资源获取更加有效。同时,理论分析表明,绿色金融并非越多越好,而是存在最优规模。在积极推动绿色金融发展的同时,依然需要注重统筹规划,避免金融“过绿”带来不必要的损失。     

面向碳中和目标的中国工业部门减排路径与战略选择

工业部门(包含电力工业)是中国碳排放量最多的国民经济部门.探寻工业部门合理有效的碳减排路径是中国碳达峰、碳中和目标顺利实现的关键.本文分解了中国2000年—2019年工业碳排放历史演变路径的驱动因素,预测了三种情景下2019年—2060年工业碳排放的潜在演变路径,估计了工业部门碳中和进程中所需的投资额,讨论了不同减排时点选择下投资需求的异质性.研究发现：1)规模效应和效率效应是历史演变路径中最关键的驱动因素,而化石能源清洁转化效应、化石能源内部结构效应和清洁能源替代效应的影响较小;2)非电力工业未来核心的碳减排技术路径为能源效率提升和清洁能源消费替代,电力工业未来核心的碳减排技术路径则为清洁能源发电替代;3)在当前的技术水平下,工业部门碳中和的进程中需要超过300万亿元的巨额投资,所需投资主要集中于高排放的非电力工业.本文最后提出了“以技术为核心,以市场为机制,以政策为引导”的中国工业部门实现碳中和的战略选择.     

“双碳”目标下海南自贸港绿色金融发展策略探讨

推进“双碳”目标实现,是我国未来几十年的一项系统工程,在这一过程中,应当积极发展绿色金融,通过绿色金融不断发展促进产业转型升级。文章简要阐述“双碳”目标和绿色金融具体含义,分析海南自贸港绿色金融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的实际问题,同时提出具体策略,以期推动自贸港加快绿色金融体系建设。     

碳排放权交易下财务绩效对碳绩效的影响研究

本文基于2010—2020年实行碳交易试点地区所有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分析企业财务绩效和碳绩效的关系,并引入环境社会责任为中介变量、碳排放权交易及绿色技术创新为调节变量。研究结果表明：企业财务绩效对碳绩效存在显著正向影响;环境社会责任在两者关系中充当正向且显著的中介作用,且该结论在多项稳健性检验中得到验证。同时,碳排放权交易和绿色技术创新在财务绩效对碳绩效的影响中具有正向调节作用。异质性检验结果显示,国有企业的财务绩效对碳绩效的正向影响更加显著。进一步研究显示,碳绩效亦可显著改善财务绩效,两者相互影响。此研究为我国企业长期发展提供了战略思维,旨在实现经济和环境效益的可持续平衡,呼吁管理者关注环境社会责任,为企业早日实现经济绩效与环境绩效共赢提供支持。     

“双碳”目标下FDI对珠三角地区低碳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

目前,气候变暖、生态环境恶化等问题受到世界各国的广泛关注,发展低碳经济刻不容缓。为此,2020年9月,我国作出了实现“双碳”目标的承诺。自改革开放以来,广东省一直都是我国吸引外资的重要阵地,尤其珠三角地区更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先行地区。在“双碳”目标下,深入研究外商直接投资对珠三角地区低碳经济的影响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和现实意义。文章基于珠三角地区的外商直接投资规模、产业状况和区域分布情况,分析珠三角地区的碳排放水平和碳排放强度,采用Stata16.0软件实证分析FDI对珠三角地区低碳经济发展的影响因素,并基于分析结果提出相应的建议。     

基于碳配额交易和减排技术的供应链策略选择

本文以一个碳排放依赖型制造商和一个供应商组成的两级供应链为研究对象,考虑碳配额与交易机制和碳减排技术投入及消费者低碳偏好等因素下的供应链策略选择问题。若政府制定的碳配额不足以满足目标生产,制造商可以通过碳交易获得额外的碳排放权或采用碳减排技术、或两者结合,以实现收益最大化。本文采用报童模型,针对制造商的几种策略建立了供应链成员的收益模型。研究发现,对于制造商来说,碳减排技术和购买额外碳排放权相结合的策略一直是最优的;碳交易使制造商的碳排放总量上升,政府应该谨慎推行;通过制定适当的碳配额,政府可激励企业投资碳减排技术,从而降低碳排放总量并提高经济效益。     

碳中和视角下奖惩机制对逆向供应链碳减排与回收价格的影响

近年来,促进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行业健康发展,减少碳排放助力实现碳中和目标受到各界的重点关注。本文针对制造商、电商平台、第三方回收商等多个主体构成的逆向回收供应链,探讨碳限额政策与政府补贴奖惩机制并行下对逆向供应链废弃电器电子产品的回收量、回收价格、碳排放量、碳减排努力的影响,构建四种不同回收模式利润模型,得到不同回收模式下的最优回收价格和减排率,分析碳限额、消费者回收渠道偏好、拆解成本、碳交易价格、产品再制造比率对回收价格和碳排放量的影响。结果表明:消费者渠道偏好会影响回收价格和制造商碳减排率;针对污染型产品,政府应采取高的碳价格对制造商进行惩罚;此外政府政策是把双刃剑,政府补贴既可以提高企业碳减排率,同时也增加了逆向供应链总的碳排放量,且政府补贴对双渠道回收模式有更明显的减排作用。     

碳减排、环境规制与高污染行业企业价值

实现“碳达峰”“碳中和”,促使企业低碳绿色发展已成为未来经济发展的主要方向。在企业实现绿色发展的过程中,碳减排对企业价值有何影响、环境规制的碳减排效果如何深受社会各界的关注,高污染企业作为二氧化碳的主要排放者和低碳减排责任的主要承担者之一,不仅首当其冲受到环保部门的监管,而且其碳减排经验对于其他企业也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从企业视角,基于2010年至2020年全球高污染行业上市企业的微观数据,依据合法性理论、利益相关者理论、信号传递理论、负外部性理论和环境合理性理论等,实证检验碳减排对高污染企业价值的影响,分析《巴黎协定》对签署国企业碳减排以及碳减排与企业价值关系的影响,并运用多个工具变量和两阶段回归方法解决内生性问题。从企业绿色创新水平、融资约束和消费者美誉度角度,探讨碳减排对企业价值的影响机制。基于不同地区的市场特征和企业自身不同的环保意识,分析碳减排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差异。研究结果表明,碳减排与高污染企业价值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巴黎协定》的出台不仅显著提高了企业的碳减排水平,而且显著提高了碳减排对企业价值的提升作用。机制分析结果表明,碳减排可以通过提高企业绿色创新水平、降低企业...     

双碳目标下绿色技术创新对碳排放效率的影响

大量碳排放引起的全球变暖已成为影响人类生存和世界发展的关键问题，绿色技术创新作为低碳相关政策的支撑手段，对顺利实现双碳目标具有重要影响。从产业结构升级和降低碳排放强度两方面阐述绿色技术创新对碳排放效率的影响机制，基于2005—2019年省级面板数据，运用超效率SBM模型计算碳排放效率数据并分析其时空演变过程，使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进行计量分析。研究发现，实质性绿色技术创新可显著提高碳排放效率而策略性绿色技术创新无影响，在更换被解释变量、缩短时间窗口和缩尾检验等稳健性检验后结果依然成立；异质性结果表明，该效应在碳排放交易权政策试点省市显著而在非试点省份不显著；机制检验证明产业结构升级和碳强度降低在其中具有显著中介效应。提出绿色技术创新提高碳排放效率的政策建议。     

“绿金”挺“绿能” “两绿”助“双碳”

<正>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是加速实现“双碳”目标和有效促进经济、社会和环境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记者在宁夏、青海等地采访了解到，当地的水电、光伏发电和风电等“绿色能量”正通过一条条“电力高速”持续向外输送。而“绿色能量”离不开“绿色金融”的支持。既有人民银行碳减排支持工具提供的低成本资金，也有金融机构量体裁衣打造的金融产品支持。     

经济结构调整、绿色技术进步与中国低碳转型发展——基于总体技术前沿和空间溢出效应视角的经验考察

党的十九大报告进一步明确了推进绿色发展、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实现美丽中国的伟大发展目标,低碳转型发展无疑是实现这一伟大目标的必由之路.而通过经济结构调整和绿色技术进步这对"双引擎"有效驱动碳排放绩效改善,已经成为实现中国经济低碳转型发展的必然选择.本文首先针对现有文献在碳排放绩效测算上存在的有偏测度问题,将总体技术前沿的概念与非角度、非径向方向性距离函数相结合,提出基于数据包络分析(DEA)方法的新型效率测算模型,对1996～2018年我国30个省份的碳排放绩效进行了更加准确的测度及分解:进而,采用空间杜宾模型,全面考察了反映经济结构调整和绿色技术进步的多维因素对碳排放绩效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结果 表明:我国的碳排放绩效在"九五"期间处于较高水平,随后出现较大幅度的下滑,进入"十一五"时期后又开始回升;在各投入和产出要素中,碳减排效应和要素节约效应对碳排放绩效的改善发挥了关键作用;由于省份间竞争效应、示范效应及经济关联效应的存在,碳排放绩效表现出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即本地碳排放绩效的提高会对空间关联地区的碳排放绩效产生积极影响;包括产业结构、要素结构和能源结构在内的经济结构优化调整对本地及空间关联地区的碳排放绩效总体上产生了"结构红利";城市化与本地和空间关联地区的碳排放绩效则分别呈"U型"和"倒U型"曲线关系;归咎于市场失灵和命令控制型政策工具的缺陷,所有制结构的调整并未对碳排放绩效产生积极影响;以绿色技术创新能力和能源效率表征的绿色技术进步表现出"技术红利"效应,促进了本地和空间关联地区碳排放绩效的改善,但其间接效应的稳健性较弱.最后,本文指出我国需要在产业结构升级、能源结构优化、要素市场完善、绿色创新突破、城市化集约推进、区域间协调合作等经济结构、技术和政策领域做出协同努力,才可能有效推动低碳转型发展这一世纪工程的最终实现.     

碳排放交易政策下供应链碳减排技术投资的博弈分析

针对单制造商和单零售商组成的供应链,考虑供应链碳减排技术投资与否两种情形,构建了集中式决策、分散式决策和供应链成员协同决策的博弈模型,探讨了消费者碳足迹敏感系数、碳限额及碳减排成本系数对供应链成员最优决策及减排效果的影响。研究表明,碳交易价格与碳限额呈线性关系时,供应链及制造商的利润与碳限额并不是线性递增的关系,政府合理的制定碳限额能够促使供应链企业有效减少碳排放;当消费者支付意愿依赖于产品碳足迹时,企业可以通过投资碳减排技术在减少碳排放量的同时获取更大的利润,实现环境与经济的协调发展。制造商和零售商通过渠道协作共同决策碳减排水平时,供应链碳排放总量比分散决策情形下明显减少。     

考虑碳价下限的燃煤发电碳减排投资及其政策分析

燃煤发电是电力供应保障的重要基础,也是二氧化碳排放的主要来源之一。论文针对碳排放权价格（碳价）、燃煤发电商上网电量以及碳减排设施的单位运维成本都随机波动的情况,构建考虑碳价下限的燃煤发电商碳减排投资实物期权模型,在模型求解基础上,针对某60万千瓦燃煤发电机组,通过数值仿真方法,考察碳价下限对碳减排预期投资时间的影响,并探讨碳价初值、碳减排单位运维成本初值如何影响碳价下限政策的有效性,比较碳价下限与直接投资补贴政策的优劣,分析结果表明：（1）碳价下限政策可能会激励燃煤发电商提早进行碳减排投资,但提高碳价下限不一定能降低碳减排投资阈值;（2）碳价下限政策实施的有效区域由碳价初值、碳减排单位运维成本初值等参数有关,在该有效区域内,通过碳价下限的调整可调节碳减排投资的预期时间;（3）相对于直接投资补贴政策,碳价下限能显著节省补贴资金。     

数字普惠金融与绿色金融的协同效应与作用机制——基于共同富裕目标

基于中国2011-2020年省级数据，研究共同富裕目标下数字普惠金融与绿色金融的协同效应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与绿色金融的协同性呈动态上升趋势，空间分布存在“东高、中西低”的特征；两者协同发展能够促进共同富裕，且在共同富裕水平较低的地区以及中西部地区具有更强的协同驱动效果；机制分析发现技术创新在两者协调发展影响共同富裕的过程中表现为部分中介效应，而产业升级表现为遮掩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政府在环境保护方面的支出在其中起到了正向调节作用。基于此，强化数字普惠金融与绿色金融的双向联动，充分发挥两者的“协同推进”效应是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重要手段。     

企业集团碳减排压力与债务分布——来自高耗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基于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现实背景,本文以2008—2020年中国A股高耗能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发现企业集团面临的碳减排压力越大,集中负债的程度就越高。机制检验显示,融资约束加剧和经营风险提高是上述效应产生的主要途径。异质性检验发现,当企业集团未通过环境管理体系认证、受媒体关注度较高或集权程度较高,以及地区金融市场化水平较低、行业竞争激烈或地方政府更为重视“减碳”时,碳减排压力对集中负债的影响更显著。本文从环境规制的角度对企业集团债务分布的制度动因进行了扩展性探讨,对企业集团提高财务资源配置效率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企业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管理体系建设发展路径研究

在国家碳达峰、碳中和战略发展背景下,企业作为社会能源消耗主体之一,开展节能降碳是对实现“双碳”目标的有效支撑。深化企业碳管理意识,开展企业碳管理体系建设是企业高质量绿色低碳转型发展的必由之路。本文从企业角度,提出了企业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管理体系建设思路,耗能企业应选择科学、合适的路径与措施,构建企业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管理体系,以碳达峰、碳中和为发展方向,提升企业碳管理水平,实现绿色低碳发展。     

数字科技驱动银行绿色发展

<正>截至2021年6月末,新网银行累计实现碳减排93.38万吨,其中线上化服务方式减少客户碳排放89.71万吨;以电子化业务进件和无纸化办公累计减少纸张消耗18.34亿张,实现碳减排3.67万吨。随着“双碳”战略目标的提出,经济社会加快向绿色低碳转型,绿色发展成为时代命题。同时,数字科技正在逐渐成为重组全球要素资源、重塑全球经济结构、改变全球竞争格局的关键力量。     

我国建筑业碳排放效率提升路径研究——基于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

促进建筑业碳减排，对于我国“双碳”目标的实现至关重要。然而在多因素相互作用下，各省市自治区实现高效建筑业碳排放效率(CEECI)的路径并非一致。运用包含非期望产出的超效率SBM模型，对2018—2019年我国30个省份的建筑业碳排放效率进行测算。从组态视角出发，应用定性比较分析方法分析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能源消费结构、经营管理水平、所有权属性、技术水平对高效碳排放效率的共同作用机理，总结出区域建筑业低能耗管理型、规模管理型、规模市场化型三条等效低碳发展路径。根据地区资源禀赋的差异，提出了适合不同区域建筑业低碳发展的差异化路径。     

“双碳”背景下绿色金融创新人才培养的影响因素及对策研究

“双碳”目标背景下绿色金融创新人才培养的影响因素,按照贡献度依次是:师资结构、教学内容及方法、金融机构的规模、金融机构的利润和企业与高校联动程度。高校要实施分层分类的绿色金融创新人才培养教学模式,促进师资结构合理化;金融机构要依托互联网平台扩大机构规模,拓宽业务范围,提高自身对绿色金融创新人才培养的重视程度;高校要多建立校企深度合作机制,让学生可以将理论与实践结合,实现校企共赢;政府要统一绿色金融创新人才标准,推进绿色金融创新人才政策落地,促进绿色金融创新人才的培养。     

地区竞争、推广数字普惠金融与绿色经济效率

基于考虑非期望产出的Super-SBM模型测算了2011—2018年中国265个地级市的绿色经济效率,综合运用面板模型、空间杜宾模型,系统分析了地区竞争下推广数字普惠金融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1)绿色经济效率存在显著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地理距离与经济差异是其产生空间溢出的重要因素;(2)推广数字普惠金融有助于提升全社会和本地的绿色经济效率,但对邻近地区的绿色经济效率存在一定抑制作用;(3)地区适度竞争下推广数字普惠金融有助于提升全社会和本地的绿色经济效率,但地区过度竞争下推广数字普惠金融则对其产生显著“拉低效应”;(4)地区竞争下推广数字普惠金融对邻近地区的绿色经济效率具有显著负向的空间溢出效应;(5)推广信用类数字普惠金融对绿色经济效率的提升作用最大,地区竞争与推广数字普惠金融的交互作用对绿色经济效率产生的负向影响也主要源于信用类数字普惠金融。为此,推动地区间数字普惠金融的协调发展,保持地区间的适度竞争,分类推广数字普惠金融,将有助于提升绿色经济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