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阶级性的法律是没有的”吗?——对“阶级性始终是法律最重要的特征”一文的一点质疑

潘念之、董立坤二同志发表于《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85年第4期上的“阶级性始终是法律最重要的特征”一文中关于法律“始终是有阶级性的,没有阶级性的法律是没有的”,法律是“和它的阶级性一起消亡”的观点,值得商榷,因为这种提法太绝对了。法律是如何产生的?潘、董二同志说:“法律是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即到阶级社会才有的”。这种说法,粗略地看,未尝不可,但仔细推敲,却缺乏科学性、准确性。这里,潘、董二同志把法律的产生与阶级相联系。我认为,准确地说法,法律的产生应与国家相联系。阶级和国家是相联系的。一般来说,两者是同时共生,无甚区别的,在论述不少社会历史现象时,两者可作同等概念使用。但在这里,即确定是否存在没有阶级性的法律时,却不能     

鼓子词与话本是“说唱”的吗?

长期以来,学术界普遍认为鼓子词与话本都是有说有唱的说唱文学,而主要依据就是《元微之崔莺莺商调·蝶恋花》与《刎颈鸳鸯会》两篇作品.然而,这两篇作品是“合并而成”的,因此无论是从鼓子词与话本本身看,抑或是从众多的与之相关的文字记载看,鼓子词都是只唱不说的,而话本则都是只说不唱的.如果要笼统地说鼓子词与话本是说唱文学是可以的,但要说它们都是有说有唱的说唱文学,却是错误的.     

“下岗”是万能的吗?

下岗已别无选择目前国家正在集中力量研究抓好1000家国有大型企业和企业集团的改革和发展。据分析，这1000家中的800家工业企业的资产占国有工业总资产的63％，销售收入占70％，利税占74％，是国民经济的支柱和主导力量。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这些企业均不同程度地暴露出许多问     

现代杂文的先导——《新青年》的“随感录”

《新青年》于一九一八年四月十五日,即四卷四号,首次开辟了“随感录”专栏,刊出七篇文章。这七篇文章,取材广泛,篇幅不限,长的约一千三百字,短的约二百字。作者任意而谈,不拘一格,或鞭挞,或暴露,或讽刺,或拨乱反正,但莫不触及时事,跳动着时代的脉搏,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续《新青年》之后,其他的报刊,如《每周评论》、《时事新报·学灯》、《民国日报·觉悟》、《国民公报》、《新生活》、《新社会》等,也设立了     

资本主义有前途吗?——评《资本主义和大灾难》

斯蒂芬·鲁西斯的《资本主义和大灾难》是一本写得非常出色的书,它对资本主义发展的局限性和资本主义所面临的问题进行了探讨。书中指出,资本主义制度需要不断积累和增加资本,否则就会产生危机,生产减退,失业和贫困增加,使制度从内部受到威胁。经济的增长以及可供分配的产品的扩大,已使资本主义得以比较容易地用较高的收入和在民主外衣下有限的社会变革来“收买”工     

《世说启微》与世说“文章”的异域变容

日本江户时代名儒皆川淇园所著的《世说启微》,是东亚较早从“文章”的角度阐释《世说》的著作。《世说》本身具有较高的文章学价值,而淇园之所以关注《世说》的“文章”,出于与江户时代阅读汉籍风气对话的需要,倡导“字义与篇旨相互发明”的汉籍阅读法。在日本“故事历史”传统与江户时代文学大众化、明清小说传入的影响下,《世说》的情节性与“作者意志”得到了凸显;同时,因为汉文化圈中各文学现象关系的变异,《世说》成了淇园展示汉诗学思想的辅助工具。《世说启微》既从异域视角揭示了《世说》“文章”的特质,又体现了汉文化圈中经典文本的丰富内蕴和衍生价值。     

“一周而一不周”是对周延性的论述吗?——与周山同志商榷

《墨经·小取》有这么一段文字:“爱人,待周爱人而后为爱人。不爱人,不待周不爱人。失周爱,因为不爱人矣。乘马,不待周乘马然后为乘马也。有乘于马,因为乘马矣。逮至不乘马,待周不乘马而后为不乘马。此一周而一不周者也。”周山同志的《〈小取〉推理论》(载《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86年第1期)一文分析说,《小取》作者由于顾全了“兼爱”的主张,于是也就顾不得逻辑性了,作出了“爱人”宾词周延,“不爱人”宾词不周延的分析。而一旦摆脱政治偏见,《小取》作者对“乘马”和“不乘马”的宾词周延性的分析完全合乎逻辑。由此周山同志断定,《小取》认识到认识概念的周延性,乃是正确推理的必要条件。我认为周山同志的分析和断言大可商榷。《小取》那段文字中的“待…而后为…”的句式应该予以加倍注意。它反映一种条件关系。而“周”训为“遍及”,不可直接等同“周延”一词。这样,上引原文的意思是;①X爱人,当且仅当X爱所有的人;②X不爱人,并非当且仅当X,     

对《择偶怪论》的一点思考——与杜幼德同志商榷

《社会》杂志1988年第9期发表了杜幼德同志的文章——《择偶怪论》。初读该文,不免有耳目一新之感,应该说,作者的用意固然是无可非议的,但笔者以为对文中说明观点的某些事例应仔细推敲一番。在“‘脚踩两只船’太少”这则中,作者写道:“有的女子宁肯冒杀身之祸、害死本夫,与另一男子胡来;也有的男子杀害原配妻子,和另一女子鬼混……当初他们若能广泛择偶,把婚配方案改变一下,岂不是各得其所,如鱼得水,夫唱妇随,如胶似漆?”     

尼采是“古希腊人”吗?——从一则箴言管窥尼采对古希腊价值观的解读

尼采并不反对一切价值观,只是坚持价值观应该服从于生命意志,在此前提下,尼采有其自己的一套价值观。他并非直接将古希腊价值观拿来与中世纪以来的所谓奴隶道德相抗衡,他所持的价值观实际是经过中世纪与近代主体主义熏染之后的古希腊价值观。无论是尼采对古希腊价值观的继承,还是对它的背离,都有着浓厚的主体主义色彩。     

“阴冷”的“悲哀”与“曲笔”的“亮色”——浅论鲁迅短篇小说《药》的主题思想和悲剧内涵

《药》是鲁迅在“五·四”前夜(1919年4月下旬)继《狂人日记》和《孔乙己》之后创作的短篇力作。它以“表现深切”、震憾人心的巨大悲剧内涵和“格式特别”、独辟蹊径的明暗双线结构,矗起新文化运动又一文学丰碑。关于《药》的主题思想,似乎早已形成所谓定论了。传统的代表性观点认为此篇小说“集中表现了旧民主主义革命脱离群众”的“深刻悲剧”(西北大学等十四院校编写组《中国现代文学史》),“批判了辛亥革命不发动人民群众的弱点”(复旦大学、上海师大、上海师院《鲁迅年谱》),“表现了旧民主主义革命     

科技金融政策有“便车”效应吗?——基于首批“科技与金融结合试点”的准自然实验

科技金融政策在提升创新能力的同时亦有效促进了区域金融发展。本文以2011年“科技与金融结合试点”方案为准自然实验,使用2007-2016年地级市层面的统计数据研究该方案对试点地区金融发展的影响。结果发现,试点方案有效提升了金融机构信贷规模及存贷比,总体上提升了区域金融发展水平。异质性分析表明,相较于二线以下城市,科技金融政策对一线和二线城市金融市场的带动效应更加显著。机制分析显示,科技与金融结合主要通过缓解金融抑制和改善银行信贷歧视对区域金融发展产生正向中介效应;尽管科技金融政策通过地区金融结构优化对金融发展产生数量层面的负向中介效应,但扩大了试点地区的股权融资市场规模,提升了金融发展质量。上述结论不仅丰富了科技金融政策的理论研究,还为试点方案的进一步推广提供了科学建议。     

对《方志百科全书》“方志”条释义的几点意见

《中国地方志》2012年第10期刊登了王晖《什么是方志》一文,其中对"方志"及有关条的词义作了分别解释.读后感到有不少地方还可以进一步商榷.而这一条应该是《方志百科全书》最重头的一条,似应仔细推敲.故不揣冒昧,提出一些不同意见,求教于各位专家. (1)"方志".原文云:"又称地方志、志书、志,是记述某一地方古今各个方面或一个方面情况的资料性文献.记述各个方面情况的为总志,记述一个方面情况的为专志."这个说法是有问题的.谭其骧先生在《地方志与总志》一文中早就指出:"地方志不同于总志.地方志顾名思义是记载一个地方事情的.地方志所记载的地方可大可小,大的一个省一种志,小的不管一个县一个镇,也可以有县志或镇志.尽管可大可小,但总而言之是一个地方一种志.因为记载一个地方的,所以地方志简称就叫方志.‘方’是对全国而言的,‘方’是‘总’的对立体.凡是以全国为记载对象的,那就不能叫它地方志.     

徐光启是新兴阶级的开拓者吗?──对《试论徐光启》一文的商榷

1982年第1期《求是学刊》发表的卞僧慧先生的大作《试论徐光启》,对明末杰出的科学家徐光启作了较为全面的评述,读后颇受教益。但是,卞先生在文中屡屡提到,徐光启“代表新的生产力”,是“新兴阶级的开拓者”,对此,笔者难以苟同。鉴于这些见解与徐光启历史地位的评价大有干系,特提出不同看法,与卞先生商榷。 在《试论徐光启》一文中,卞先生引述了徐光启下列屯垦主张: “且今之举事,正须得豪强之力”,“非劝诱富民不可”。 “二十人耕水田百亩,入米十石为小旗”,“小旗给帖,许立籍广种”,耕二百五十亩为总旗,总旗许嫡男一名考县童生,耕五百亩…     

投资规模适度论——学习《“七五”计划建议》的一点启示

适度投资规模的意义全国党代会对当前形势作了正确的估计: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根本好转的任务,已经基本实现。现在的任务是把这种好的经济形势发展下去,关键在于要坚决控制住固定资产特别是基本建设投资的规模。只有保持一个适当的投资规模,才能使社会总需求和总供给逐步做到基本平衡,保证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协调、经济生活的稳定和经济体制改革的顺利推进。     

秦俑真的是“郎”吗？——与刘九生先生商榷

《秦始皇帝陵近臣侍卫郎官俑与中国古代文明——“兵马俑”证谬》一文的驳论篇——为什么兵马俑不是兵的论据是苍白无力,空洞乏味,是站不住脚的;其立论篇——秦俑为什么是“郎”,更是缺乏理论根据,其对郎系统没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和界定,将卫尉、中尉、太仆、奉常等都认定为“郎”是不正确的。对于四个俑坑的对应关系及为什么如此对应,也没有一个清楚的解释。所以,将秦兵俑简单的定位为郎系统是不恰当的。对俑坑的性质仍需继续进行深入的研究。     

漫议鲁迅对西方文化的态度——读《拿来主义》

一段时间内,文艺界的一些青年作者和高等院校文科的一部分学生,在张扬西方现代派文艺的同时,往往把鲁迅的“拿来主义”同“全盘西化”划了等号,似乎鲁迅提倡“拿来”就是主张“全盘西化”。这显然是不正确的,既不符合《拿来主义》一文的实际,也有悖于鲁迅对待外国文化艺术的一贯思想。《拿来主义》写于1934年6月4日,收在鲁迅先生的《且介亭杂文》里。文章是针对中国长期奉行的闭关锁国主义而发的。在批判“闭关主义”的同时,也抨击了近代以来的“送去主义”。主张本着“礼尚往来”的原则,在“送去”之外,也要“拿来”,是为“拿来主义”。要实行“拿来主义”,在鲁迅看来,至少要做到以下几点: 第一,“要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拿     

《庄子·天运》“苏者”称谓考说——兼论《庄子》文章的朦胧特色

《庄子.天运》提到焚烧刍狗的苏者,其称谓包含显隐两重涵义,其显性意义是取草做饭的樵夫,隐性意义是参与祭祀的巫师。苏者称谓的隐性含义,源于他在祭祀中扮演的角色。这种表述上的歧义性,使《庄子》文章呈现出特有的朦胧韵味。《庄子》文章的这一朦胧特色,是道家理念在文章风格上的表现。     

《春秋》 是实录吗? ——朱子以史视 《春秋》 说之理论困境及元儒之解决方案

朱子基于"圣人"观念反对前儒文辞褒贬与史例褒贬之说,并通过吸收左氏家说及"据实直书"方法建立了以史视 《春秋》 说.但其说无法担保圣人之意与经义之关联,为了解决这一难题,朱子又不得不退回到圣人"有意"作经,"笔削"鲁史而成之的立场上.这一理论困境反映出朱子实际上并未真正突破汉唐 《春秋》 学的"辞"→"义"诠释模式.随着宋元鼎革,这一困境成为元代 《春秋》 学家不得不面对的问题.吴澄、 程端学主张 《春秋》"非常而书",藉由诠释进路的转换以证成朱子之说.黄泽则将"据实直书"整合为获取 《春秋》 书法的环节,赵汸通过"策书之例"与"笔削八义",进一步将"直书"置于 《春秋》 书法系统中,以此解决朱子的理论困境.     

劳动价值论是不必要的迂回吗?——评萨缪尔森对劳动价值论的非难

萨缪尔森在1957年、1970年和1971年发表的三篇文章对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进行了全面和系统的批评,并认为劳动价值论是一种“不必要的迂回”.尽管这一观点受到许多反驳,但这些反驳大都是从哲学、历史和社会的角度出发,很少指出其论证的缺陷.通过分析这些论证的缺陷,并在价值对价格的决定是否必要、不同部门的剩余价值率是否相同,以及不同商品的价格比率与劳动比率是否一致等问题上回答萨缪尔森对马克思的诘难,说明劳动价值论并非是不必要的迂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