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文化语境与20世纪30年代特殊文学文体的盛行

20世纪30年代特殊的政治文化语境导致了独特的文学风尚的形成,这种文学风尚既体现在作家的审美选择、文学创作的整体性美学倾向方面,同时也具体地体现在文学的文体形式甚至表达方式上。30年代文学有着特殊的文学文体形式和文学表达方式的特点,而这些文体形式和表达方式得以盛行又有其深广的政治文化语境的根源。     

容告神明：盛世叙事传统与玄宗时代的典礼颂

“颂”与盛世叙事传统密切相关。在现代的文学观念中,颂作为一种古代文体不属于文学文体,其内容被认为是装点政治、缺乏情志之作,故被摈弃于文学史范围之外,不受研究者重视。但在古代的盛世叙事传统中,颂不仅是歌颂盛世的文体,颂声的出现本身即被视为盛世的表征,成为盛世叙事的对象,同时又是盛世叙事的媒介与形式。在盛世叙事中,颂的文体功能是颂美盛德并将其成功告于神明,由此关乎天人秩序。在古代的文体秩序中,颂处于极高的位置,是一种神圣文体。颂作为古代盛世叙事的核心文体,其意义不仅是文学的,更是政治的、文化的。     

18世纪西方小说文体形成的文化契机、叙述特征及模式

18世纪是西方小说文体形成和发展的重要阶段,＂小说＂（novel）这个术语18世纪才充分得到确认。商业经济发展、读者大众化、出版商业化、政治变革、意识形态、时代精神、哲学思潮等因素的影响,以及对传奇文学、故事小说、人物特写等传统文学形式的继承,构成了18世纪小说文体兴起的文化契机,并形成了18世纪小说文体的叙述特征及主要的叙述模式。     

论现代海归作家群体对中国新文学重建的主导作用

在新文学开创初期,从海外留学归来的现代作家群体,以现代文化理念,重新审视中国文学的现状,从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开启文学的重建。他们努力建立现代的文学观念;积极发起参与系列文化(文学)论争,大力拓宽现代文学空间;他们极为重视新文学的社团建设,无论是在文学组织、文学生产还是创作导向等方面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们以极大的热情投身于新文体的创建,不仅从理论认识上殷切呼唤,更是以自己的创作实践充分展示了新文体的魅力和成就。     

论胡适文艺思想的三大矛盾

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文学形式与内容的关系,传统与现代的关系构成胡适文学思想中的三大矛盾.胡适在学术与政治的关系上的矛盾彰显了一个隐身江湖又留神庙堂,有志文学又寄意家国,留连学术又不能忘情政治的现代中国学人的情怀;胡适的形式主义文学史观并未坚持到底,形式主义立场与他信从实验主义有关;胡适对传统文化激烈的批判背后隐藏着他对传统文化很深的依恋,胡适学术活动的思想资源更多来自传统.     

论文体新变与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从越文化“内源性”视角的透视

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接受世界文化新潮因素不可或缺,但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影响同样不能低估,这可从汲取地域文化——越文化精神促成文体新变中找到印证。越文化蕴含的叛逆传统、注重变革的文化精神,在我国近现代文化思潮中长时期处于领先地位,而出于越地的以鲁迅领衔的新文学作家群体在开创中国新文学中做出广泛建树,其中文体新变尤为突出,因此从这两者的同构对应关系中探究文学转型便是颇有意义的话题。文体新变包括文体理念的更新、新文学各种文体(样式、体制)的创造以及新文学文风的刷新,这些都可在越地新文学作家的文体变革实践中得以论证。     

越文化视阈中的中国文学现代转型

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固然不可缺少对世界文化新潮的有效汲取,但“传统内的变化”也是一个重要因素。越文化的新变精神,恰好与越地以鲁迅领衔的作家群体开创中国新文学的卓越建树形成同构对应关系,对此作出深入探究当能有效阐释文学转型话题。在新旧文学转型期间,越地新文学作家提供的理论话语与文学形态的现代性追求、文学新变在创新文本的全面覆盖、新文体变革传统的现代延续等,正好说明：越文化是中国文学现代转型的一种重要的“内源性”机制。     

汉魏六朝地域文化与文学研究述评

汉魏六朝地域文化与文学研究的发展经历了三个关键阶段:汉魏六朝时期的文学批评已初步具备地域视角;近现代学者的相关论述标志着地域文学研究开始由传统走向现代;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相关研究逐步繁盛与多元.近三十年来,研究者分别从文学家籍贯分布与迁徙研究、区域文学及其差异研究、特定地域作家及文人群体研究、文学风貌、题材及文体的地域研究等层面展开系统论述.国外的地域文学研究在考辨基础上重视文学集团及意象分析,为国内研究者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汪曾祺小说文体创新的文化意义

本文首先从文学史的角度探讨了汪曾祺小说文体创新对新时期文学发展的多方面的影响,继而着重从文化学的层面探讨汪曾祺小说文体创新所折射出的文化意义。因为文体作为文学话语的结构范式,既受文化的制约,同时又表征着文化。     

由"讲述"到"展示"——政治文化语境下的文体矫正与20世纪30年代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

加世纪30年代,对政治文化影响下小说文体进行"形象化"矫正的追求,使中国现代小说开始重视并发展以"展示"为特征的叙事手法,推动中国现代小说情节发展方式由"概述"到"场景",叙事风格从"热"到"冷"的转变,并由此玉成了新的小说亚文体,促进了短篇小说文体的成熟.从文体矫正的角度对中国现代小说在加世纪30年代的叙事模式转变进行分析,可以揭示现代文学文体形式产生和发展过程中的历史性因素,有助于丰富对中国现代文学文体发展的规律性的认识.     

政治哲学的伦理学基础

政治哲学与伦理学的关系就是政治与道德的关系,这个问题涉及我们对政治生活的基本性质的理解。在古代政治哲学中,道德与政治是直接同一的,在近代欧洲政治哲学的发展中,出现了政治与道德相疏离的倾向,而当代政治哲学的复兴则普遍确认政治正义的道德依据。事实上,无论是道德生活,还是政治生活,都具有建立和维护社会生活秩序的基本功能,因此表现出道德与政治的相互交融性。     

先进的政治理念:文学人文精神的重要纬度

先进的政治理念是人文精神的一种体现,也是文学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政治与文学的审美价值并不存在天然的对立关系,政治是人的本质属性之一,也是人的一种社会存在形式。文学既然是"人学",那么文学就不能回避对政治的表现。先进的政治理念得到艺术化表达,必然能够丰富和提升文学的人文价值和审美价值。当下文学写作不是"去政治化",而是政治神圣感的缺失。所以,先进的政治理念,理应在文学写作中得到理直气壮的表现。     

试论“否定主义文学史观”

"否定主义文学史观"强调文学性对政治、经济、文化、哲学的穿越,呼唤文学史家回归到独特性而不是规律性;以"经典关系结构"代替文学的"文化时间结构",最终建立一种从古至今的中国文学史。这使其成为一种很有学术潜力的文学史观。     

论白话运动对新诗生成的影响

清末民初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文化大转型时期,由“文言”(古代汉语)到“白话”(现代汉语)这一社会通用语言的巨变是这一时期的重大事件。白话是开启民智、启蒙大众的重要工具,白话运动是面向大众的政治、思想、宗教、文化等改革运动的产物,特别是外国传教运动和中国报业的勃兴都极大地促进了白话运动及新诗运动,催生了白话和新诗。新诗是多元发生的文体,不仅是政治改革和思想文化大变革的产物,更是语言大变革的产物。白话成为社会通用语言决定了平民文学及平民诗歌的主导地位。白话运动对白话诗运动及新诗革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决定了新诗革命的激进方式和新诗的非艺术地抒发平民情感的功能和无定型诗体与固定诗家语的文体形态,彻底打破了古代汉诗源远流长的两大传统:诗要有体和诗要有“诗家语”。因此新诗革命既是诗的体式的革命,更是诗的语言的革命。     

先秦名之本质演绎脉络的解读

作者从先秦历史文化背景出发，通过对名之本质作具体分析，认为名在不同时期具有不同的本质含义，表现为政治——逻辑——政治的否定之否定；并进一步揭示出仅只服务于特定政治的逻辑理论最终会走向窒息。     

中国政治传统与现代公民政治

中国传统政治、当代中国政治、现代西方政治在哲学基础、制度规范、权力结构、社会基础、政治过程等方面,都体现出不同的形态与特性。其中,当代中国政治与中国传统政治有某种内在的关联性,而当代中国政治与现代西方政治却表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个性特征。创建中国的现代公民政治不可能照搬现代西方的政治模式。正确地总结中国传统和当代的政治发展的成功经验,参鉴现代西方政治模式的内在规律和合理性,创建本土化的政治发展模式,走一条有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发展之路,当是最明智的选择。     

文化体制改革困境的政治学思考

文化与政治的关联性决定了政治学是审视文化体制的一个重要视角。文化体制改革在取得进展的同时也面临重重困境。文化属性被泛政治意识形态化、政治体制改革的制约、文化权力主体职能的越位与缺位是文化体制改革困境的政治学根源。     

文学、意识形态与政治文化之间——论乔纳森·多利莫尔的政治文化批评思想

乔纳森.多利莫尔(Jonathan Dollimore)是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杰出学者,其政治文化批评思想引起当代西方学术界的极大关注,"意识形态"是他批评话语里的一个重要范畴,文学与意识形态的关系问题则始终是他思考的重点。多利莫尔指出任何文学艺术都是社会意识形态的一种"表现形式",并在文学与社会历史文化之间的动态双向建构中对文学与意识形态的关系作了独到的阐释,这对我国当前理论界探索文艺的本质特性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论现代政治文明建设

文明是人类社会的一种进步状态,政治文明则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对整个人类社会生活起着决定性的制约作用。政治文明涉及政治权威产生与延续的合理性、政治权力结构的合理、政治权力运行的合理性、政治权威与人民相互关系的合理性等问题。政治文明的两个基本类型是人治政治和法治政治,宪政问题则是从人治政治向法治政治转变的关键问题。宪政的基本内容一是用宪法来约束政治权威的行为;二是运用宪法来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力。我们必须经过长时间的努力来造就法治政治的社会土壤、文化土壤和政治土壤,同时将法治成长的过程同民主成长的过程有机地结合起来,为实现宪政奠定坚实的基础。     

“去政治化”与“再政治化”——兼谈重构文艺的政治维度

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研究的热点问题,它在文艺性与政策性两个层面,深刻影响着当代中国文艺的价值取向与发展走势.上个世纪末“去政治化”倾向,是对文艺长期从属于政治的“矫枉过正”,理论上的偏颇与实践上的负面效应是有目共睹的.新世纪以后“再政治化”以及重构文艺的政治维度的呼唤,是对文艺与政治关系的重新审视,是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文艺自觉.但其对“政治”概念的诠释,显然赋予了新的时代解读.重释“政治”内涵的丰富性与开放性特征;通过重读马克思主义原典、梳理与甄别文艺与政治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功能等;认真反思新时期以来文艺创作的经验教训,对于在新的时代条件下重构文艺的政治维度,真正实现文艺自觉,无疑是一种正确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