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哲学与西汉政治

董仲舒（公元前198年～公元前106年）①，广川（今属河北省景县）人②。西汉著名的政治思想家和政治哲学家。司马迁认为从高租到汉武帝五世，最精通《春秋》的是董仲舒。班固《汉书》称董仲舒“为儒者宗”（《五行态》），“为群儒首”（《董仲舒传》），是汉代最著名的经学大师。董仲舒思想对后代影响也很大，南宋理学大师朱幕称他为“醇儒”．并将他的名言“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写入《白鹿洞书院学规》，作为德育的重要内容。直至清末，康有为著《春秋董氏学》，认为董仲舒思想“轶荀超孟”，超过孟子和荀子。历代思想家对董…     

论汉律中的礼法融合

礼法融合是中国古代法律的一大特征。汉代是礼法融合的发轫时代。本文从汉代礼法融合产生的历史背景、礼法融合的主要表现及其对后世的影响等几个方面，分析了中国古代法律史上的这一现象。     

董仲舒“德主刑辅”的法律思想体系

董仲舒是地主阶级的思想家,是儒家学派在汉代的著名代表。在汉武帝举行贤良策问时,他上奏“天人三策”,提出了巩固封建制度和维护封建秩序的以“德主刑辅”为核心的政治法律思想体系。 “德主刑辅”法律思想的历史渊源和现实基础 “德主刑辅”是儒家的传统立场,“德治”是儒学的要旨。但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儒家学说也在不断发展,各个时期代表人物的主张也有所不同。     

简论董仲舒对儒学的齐学化

董仲舒是汉代著名的儒家学者,长期被历史学家称为“醇儒”,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一直受到儒家学者之推崇。但细检董仲舒之思想,虽有对孔孟儒学之继承,但更有对齐文化中各种思想之吸收,董仲舒的思想绝非对孔孟儒学的简单继承,而是将鲁文化之儒学与齐文化之公羊学、阴阳家思想融合为一的结果,也可以说,董仲舒完成了对儒学的齐学化工作。     

董仲舒的天人理论与君权神授

董仲舒的天人理论是以《公羊春秋》为基础,结合阴阳五行说而提出的。为深化其天人理论的内涵,顺应大一统的要求,董仲舒以《天人三策》迎合汉武帝的需要,又以“三统说”为新王立法。“法天”是董仲舒天人理论的重要支柱,“法天”的目的是通过鼓吹君权神授,以宗教神学强调君主的至高无上。     

董王同异论

本文略论董仲舒(公元前179——104)与王充(27～99)思想之异同。 一、“可效仿者,莫过孔子” 董仲舒是以宗孔而著名的。他认定“孔子立新王之道”(《春秋繁露·玉杯》,下引只注篇名),故著《春秋繁露》以阐发其微言大义,向汉武帝建议:“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     

董学特性新论

在汉代学术史上,董仲舒的思想学说可以讲是最受学界争议的。尤其是所谓“独尊儒术、罢黜百家”的问题,已经过去两千多年了依然是众说纷坛,莫衷一是。基于此,本文拟对董学特性试作阐述。 （一）宗教性与人文性 在汉代,的确是一个宗教勃兴的时代。儒学宗教化、道教出世、佛教传入,都在汉代。这种历史现象不是偶然的。它表明了汉代社会有对宗教的急切需要,且具有产生宗教或引进外来宗教的适宜环境。在这样一种历史环境下,汉代经学家也热衷于构建国家宗教理论。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指出;“《春秋》之道,奉天而法占”,“天者,百神…     

从出土简牍看秦汉法律制度的继承和发展

本文依据出土简牍和传世文献 ,从三个方面论述了秦汉法律制度的继承和发展。首先 ,汉朝不仅《九章律》是在秦律的基础上修订的 ,而且“天子诏所增损 ,不在律上者为令”,汉武帝“废黜百家 ,独尊儒术”等体现的大一统思想反映在法律思想上的“法令由一统” ,和秦王朝如出一辙。其次 ,文章从定罪量刑的有关原则着重论述了秦汉法律在确定刑事责任资格、自首从轻、亲亲得相首匿等方面的相似之处和不同之点 ,阐述了前后两朝的发展继承关系。最后 ,结合出土文书的有关案例 ,比较了秦汉律令条文中对几种罪行的量刑处罚 ,借以说明秦汉法律内容的源渊承袭关系。结论认为 ,秦汉两朝虽然有根本不同的立国理论和政治主张 ,但从法律思想、立法原则以及具体法律内容看 ,却有多方面的承袭关系。     

董仲舒

董仲舒是河北古代较有影响的思想家,神学唯心主义哲学家,同时又是汉代最有才华的政治家,他的哲学学说和政治主张在中华民族的思维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董仲舒,汉广川(今河北景县)人,生于汉文帝前元元年(前179年),卒于汉武帝太初元年(前104年),终年75岁。他生活的年代正是经济大繁荣、政治大统一的西汉中期,当时劳苦农民同封建地主阶级之间的阶级矛盾日渐突出,封建统治者需要从理论上说明统一的中央集权以及地主阶级专政的合理性,以保障他们的利益。董仲舒的思想学说正是这个时代的产物。 董仲舒出身于大地主家庭。为追逐仕禄之途,他幼小“专精一思” (《论衡·儒增》),刻苦读书。《汉书·董仲舒传》说他:“益三年不窥园,其精如此。”《太平御览·八百四十引》述其:“尝乘马不觉牝牡,志在经传也。”萤仲舒不仅博览先秦诸子的著作,钻研《公羊春秋》和阴阳五行学说,同时还十     

儒学在元代蒙古人中的影响

公元前140年(汉武帝建元元年),“春秋公羊学”家董仲舒在上汉武帝“天人三策”中,建议以儒家学说作为封建国家的统治思想,认为“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义)也。今师导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主张“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①“雄材大略”的汉武帝基本上同意了他的意见,这就是所谓“罢黜百家,表章六经”。②“六经”,即《易》、《诗》、《书》、《春秋》、《礼》、《乐》。从此,儒家学说遂成为西汉中后期的统治思想,儒学也由以往子学的一种取得了“独尊”的地位。     

班固“天人合一”的法制观及渊源——兼与姜晓敏同志商榷

“天人合一”法制观是班固的法制思想的核心。班固认为:圣人怀明哲之性,与自然的意志相通,根据人的性情和自然意志设立了礼制和法制,因此礼法是“天人合一”的产物,法律的作用在于顺天地、卫王道、禁暴恶、惠百姓和辅助德教。班固的法制思想有其时代基础,更渊源于先秦儒家特别是荀况和西汉董仲舒的法律思想。     

董仲舒“春秋决狱”的儒法交涉

迄今，学界对董仲舒学说及其思想已有较多研究，对“春秋决狱”也有较高关注。但对董仲舒与法家的关系、董仲舒思想中的法家渊源以及所呈现的法家思想痕迹的探析，并没有太多涉及。“春秋决狱”是儒家经典学说指导司法实践的一项重要原则，现存于《通典》《白帖》和《御览》中的六个案例是研究董仲舒“春秋决狱”问题的重要文献资料。董仲舒以“原心定罪”“亲亲相隐”“诛首恶”“罪同异论”等《春秋》经义来审判司法案件，实际上是对儒家意旨与法家刑律的有机结合。所以，本文旨在从“春秋决狱”案例的具体分析出发，对董仲舒在其中的儒法交涉进行一定的阐发。     

汉代古文经学以礼统法思想及其形成原因窥探

两汉是经学的昌明时代,经学思想在汉代是官方的正统思想。经学中的礼法思想与汉代政治紧密结合,成为汉代法律思想的主流。西汉后期,随着古文经数量增多,古文经学逐渐形成一种同今文经学抗衡的学术和政治势力。而这一变化与汉代古文经学重视礼法建构密不可分。     

浅谈《春秋繁露》中的伦理观

秦、汉两代都是大一统的帝国,"宏阔的追求成为秦汉文化的主旋律。"有"汉代孔子"之称的董仲舒,提出以"六经"为行为准则,高举"崇儒更化"的旗帜,在《天人三策》中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此思想体系正适应了汉武帝时代发展的要求。"董仲舒的思想体系是天人感应的目的论,杂以阴阳五行说;以儒家宗法为中心,提出‘三纲五常’的伦理观;把人性分为上、中、下三品。"本文就试着从以下几个方面论述《春秋繁露》的伦理观。     

评周桂钿《董学探微》

康有为著《春秋董氏学》,晚清经学家皮锡瑞称“董子之学”,1935年《协大学术》刊登李兆明《董学研究》一文,遂生“董学”一词,与孔学、孟学、荀学、朱学、陆学、王学并列,各领风骚千百年。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周桂钿教授,由张岱年、钟肇鹏等先生指导撰成《董学探微》一书,主要内容乃十二论——宇宙、人性、仁义、义利、贤庶、德才、贵志、名讳、辞指、常变、中和、大一统,造诣深度与广度超越徐复观《两汉思想史》及金春峰《汉代思想史》专章、李威熊《董仲舒与两汉学术》、赖庆鸿《董仲舒政治思想之研究》、周辅成《论董仲舒思想》等,堪称董学里程碑。     

汉史研究中的几个重要问题新探

学术界受《汉书》的误导,常把“秦汉”并称,不妥。秦、汉之间,应有“后楚、楚汉战争”;两汉之间,应有“新、更始之乱”等时期。《汉书》还从古为今用的角度,全面作伪董仲舒传,编造汉武帝尊儒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等。事实上,汉武帝尊儒是“绌抑黄老崇尚儒学”;并且崇尚的儒学是《七经》,不是仅仅《五经》;其中最重要的又是《孝经》,不是《公羊》;《公羊》、尤其董仲舒的《公羊》学是武帝时期滋生酷吏的温床。同时,对学术界常说的“汉承秦制”也要正确理解等。     

汉代民间的“苍天”崇拜

“天”的构造、“天”的性格、“天”与人的关系,是两汉哲学论辩的基本命题之一。而“天”的权威,是得到各家的公认的。《淮南子》继承了庄子“与天为徒”（《庄子·人间世》）的思想,提出“循天”的原则（《原道》）。《吕氏春秋》“法天”的观念,也为汉代思想家所继承。董仲舒说,“人生于天而取化于天”,人事必须“合于天道”（《春秋繁露·阳尊阴卑》）。这样的思想,其实是有深厚的社会文化基础的。汉代社会对于“天”的迷信,在当时的意识形态体系中曾经表现出具有宗教意义的广泛影响。     

董仲舒的《天人三策》是班固的伪作

古今学术界都用《天人三策》来研究董仲舒,这是个重大的学术误区,《天人三策》是班固的伪作,它不出自司马迁,整个西汉人均未提及《天人三策》.《天人三策》独出于班固,但不能自圆其说1．《天人三策》的第一策是复试卷,第二策才是公共考卷,但第二策非儒学策问,乃百家策问;2．《天人三策》非一时之作;3．董仲舒在景帝时即为有一定名气的“公羊”博士,没有理由再参加武帝初期的儒学博士考试,他任江都相与对策无必然联系;4．《天人三策》前两策不是董仲舒的作品,第三策乃武帝晚年与他的书信往来,且晚于《春秋繁露》与《公羊董仲舒治狱》;5．班固伪造《天人三策》的目的是想把董仲舒装扮成汉代的“儒者宗”.今后我们研究董仲舒不能以《天人三策》为根据,武帝尊儒与他“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无关,董仲舒在思想性质上非儒家,属韩非的“义政”学说.     

董仲舒对策年代考

董仲舒是在汉武帝元光元年(前一三四年)对的策,这本来在《汉书·武帝纪》中说的明明白白,但《资治通鉴·汉纪九》却把它改为汉武帝建元元年(前一四○年)。司马光还通过他的《通鉴考异》为这一改动进行辩解。清人齐召南在乾隆年间版印的官本《汉书》的考证中支持了司马光,清人沈钦韩在他的《汉书疏证》中也支持了司马光。这一改动、一辩解、一考证,使人们产生了一个很大的历史误会:即认为董仲舒的对策引起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建元元年到元光元年这六年间的一系列尊儒术罢百家的举动,都是以董仲舒的对策为动力的。这个误解至今未消除。董仲舒对策之前就已经走     

汉代五经博士与私学教育的双向互动

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的“立太学以教于国”的政治主张以后,官学成为汉代政治教育和经学传播的主导力量。而具有独立学术特色和传播方式的私学,并没有因为官学的蓬勃发展而被削弱,相反成为官学教育的有益补充,特别是保存了五经之外的学术思想和文化的传承。官学和私学的相辅相成促进了汉代政治格局、思想文化的发展以及汉民族文化心理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