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扬文化人格与20世纪中国革命

周扬是中国现、当代文坛上一位具有特殊重要意义的文艺理论家,他的身上牵连着许多尚待评说的是非功过.从20世纪80年代起,围绕其文化人格产生了激烈争论.在这一问题上,要力避情绪化,要力图还原历史的客观性.从"革命"这一视角解析周扬的文化人格,也许不失为一种有益的尝试.     

鲁迅与周扬的文艺思维模式辨析——以“两个口号”之争为中心

文艺界"两个口号"之争中对立的主角鲁迅与周扬在文艺思维上基本上属于两类不同的模式:周扬偏向于将一切归纳于某个单一的、普遍的一元原则的"刺猬"类模式,而鲁迅倾向于多元的、漫射的离心式的"狐狸"类模式。思维模式的不同是鲁迅与周扬在"两个口号"中产生冲突的深层次原因之一。辨析鲁迅与周扬两人的文艺思维模式既是对"两个口号"争论原因的多角度探讨,也是对中国现代文学史新的解读与观察,还可以吸取不应该遗忘的经验教训。     

被“遮蔽”的文本——对周扬《文学与生活漫谈》的分析及反思

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权威阐释者作为对周扬的定评,文艺理论家的周扬却被"遮蔽",这是欠公允的。1941年前周扬在文学与生活关系上的认识是较为客观的,表现出他作为理论家的时代超前意义。他谈到毛泽东1942年所谈论的问题,包含着他作为文艺理论家独特的理论感受。这里立足《文学与生活漫谈》一文,对1942年以前周扬在文学理论上的贡献作论述。     

左翼学案:周扬与“两个口号”论争

"两个口号"论争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争论时间最长的一桩学案。从1934年周扬提倡"国防文学",到1988年中共中央为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的胡风彻底平反,"两个口号"论争在半个多世纪的文学发展进程中一再成为文艺运动的聚集点,因这次论争而导致的"周扬派"与"鲁迅派"的分化在左翼文艺运动和建国后的文学史上演绎了说不尽的恩怨沧桑。周扬是这一学案的主要当事人,从左联解散,到延安整风,再到建国后的历次文艺运动,他的命运沉浮始终与"两个口号"论争息息相关。虽说周扬的一生就是一部活的"左翼文艺运动史",但实际上,周扬一生的文艺活动都深陷于"两个口号"论争的历史纠纷而不能自拔。半个多世纪以来,关于"两个口号"论争,要么是从路线斗争的角度用政治批判方式解决文艺问题,要么是从宗派观念的角度纠缠于历史的或个人的是是非非,这两种途径都无法真正解决"两个口号"论争的矛盾冲突。新时期以来,随着意识形态的淡化和个人恩怨的消解,从文艺理论上确立"两个口号"论争的对话与潜对话状态,是解决"周扬派"与"鲁迅派"历史矛盾的正确途径,也只有从文学理论意义上寻求对话的基点,才能使"两个口号"论争的理论遗产转化为建设性的文学资源。     

也论周扬现象

周扬现象，是我们研究中国现当代文艺思潮无法绕开的重大课题。探究周扬这一位在中国现当代文坛叱咤风云半个世纪的领袖人物的文艺思想，无疑是我们重新认识与整理新文艺理论思潮的最佳切点之一。朱辉军同志的《周扬现象初探护是新时期以来周扬研究中格外引人注目的文章之一。朱文肯定了周扬同志在二十世纪世界文艺理论格局中的卓越建树，对周扬理论发展阶段及其转变作了描述与剖析，并指出了周扬理论某些阶段性缺陷与失误的“身不由己”的历史原因与内在隐衷，还为人们发掘了“鲜为人知的另一个周扬”。我认为朱文很大程度上离开了对周扬文…     

欲进复退——评周扬1962年提出文艺“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

196 2年周扬提出文艺“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 ,是周扬对中国革命文艺的历史和现状进行严肃的思考的结果 ,旨在为纠正当时文艺指导思想存在的一些问题、调整党的文艺政策提供一个根据 ,由于周扬文艺理论体系的核心———文艺从属政治、服务政治———未变 ,追求政治性文艺的目标未变 ,因而随着当时形势的变化 ,他立即又退了回去。所以 ,在一定的意义上 ,可以说这是他文艺思想的一次“欲进复退”。     

周扬的位置与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建构

周扬与毛泽东的文艺思想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他是毛泽东的文艺思想有力的阐释者;同时,在一些时期,他又与这个思想体系发生冲突,这最终导致了他在"文革"中的命运.胡风与周扬被认为分别代表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两大流派.文艺为政治服务,这是周扬与胡风文论共同的归宿,两人的分歧在于文艺具体怎样为政治服务的问题上,即在由生活而通往作品的过程上.两人对立的结局,决定于不宽容的文化氛围.两人又都参与了这种文化氛围的营造.     

论"多元一体"的民族文艺发展理念

"多元一体"的理念对推动民族文艺发展、促进民族团结和繁荣是有借鉴价值的.民族文艺"多元一体"缘于民族历史、基于民族事业、含于民族文化、成于民族创造,这是在认知逻辑上的起点.挖掘、培育各民族人民群众创作的民间文学艺术,激发民族文化艺术家的创作热情,这是在创作层面上的基点.让民族文艺成为消费热点,让中国风格成为世界潮流,这是在文化消费层面上的热点.     

卷首语

周扬是个复杂的人物 ,作为中国现当代文坛上一位具有特殊意义的文艺理论家 ,人们对他和他的理论一直众说纷纭。《周扬的位置与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建构》指出 ,周扬与毛泽东的文艺思想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 ,他既是这一思想有力的阐释者 ,在一些时期又与这一思想体系发生冲突 ,最终导致了他在“文革”中的命运 ;文艺为政治服务 ,是周扬文论的归宿 ;对周扬文艺思想的研究要放在整个中国现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体系内进行考察。《左联初期周扬文论的贡献与偏向———兼论与“自由人”、“第三种人”的论争》就周扬在左联初期文艺活动进行了…     

论沈从文书信视域中的周扬

书信能够还原历史现场,揭示一些更为真率和可信的细节,从中折射一代知识分子的生活和性格,反映知识分子在时代风云变幻之中的心路历程。沈从文曾写信向周扬求助,并在与他人的书信中多次提及周扬。其中既有沈从文对周扬文艺观点和领导方法的批评,又有他对周扬树立的"语言艺术大师"的不满,更有文革中他因周扬而遭批后的自辩等。     

“周立波现象”的传播学透视

海派清口创始人周立波,采用全新的单人表演形式,在上海的舞台剧场,以幽默调侃的语言和夸张的形体辅助,演绎和评判社会热点、重要话题、时事和社会新闻,受到上海市民的热烈追捧。随着网络的迅猛传播和在电视媒体上的偶露峥嵘,一时风靡全国,成为时下中国娱乐界的一个重要现象。媒体谓之"周立波现象"。从传播学的角度透视周立波火爆的原因,除了他定位(城市市民)准确、营销到位外,还契合了时代对快乐的需要和主流声音强调文化要贴近群众、生活和实际的方向。此外,对时事的幽默解说和反讽整合,也得力时代的进步和政治文化环境的宽松。     

"杨宪益现象"的文学、文化阐释--兼谈文学翻译者主体性要素的构成

文学翻译研究不能只局限于对翻译结果静态的、微观的文本分析,还要展开对翻译全过程和翻译主体、接受主体的动态、宏观的文学和文化研究.文章结合文学、文化和翻译主体分析的方法,解析"杨宪益现象",兼论文学翻译者主体性要素的构成.     

对失落自我的苦苦寻觅及其他--读周作人的《儿童杂事诗》

一再在文中阐述人性的归根倾向 ,是 4 0年代初期开始的周作人撰文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其心理动因 ,在于附逆后的周作人自感于本我失落而试图寻回以恢复内心平衡的迫切要求。 194 6年关押于南京监狱中《儿童杂事诗》的创作 ,正是从与这种寻根倾向一脉相承而来。诗作者在稚情憨态孩童的勾描中 ,在人与自然圆融无碍童年世界的创造中 ,在与鲁迅“兄弟怡怡”之情的重温中 ,苦苦寻觅着失去的自我。另外 ,《儿童杂事诗》也隐含着周作人的某种申辩 ,寄寓着他对人们以“变”来概括全人 ,抹煞了他“未变”部分的某种不平     

一个被遮蔽了的"康德问题"——康德对"两种实践"的区分及其当代意义

在康德哲学中,存在着一个隐性的“康德问题”,那就是他对“两种实践”的区分。康德从现象和物自体的两分出发,把人的实践分为“技术地实践的”活动和“道德地实践的”活动。前者属于现象界,涉及到人的行动与自然规律的关系;后者属于物自体界,涉及到人的行动自由与规范的关系。在后康德哲学的发展中,随着物自体的被消解、科学技术和实证主义的发展,“技术地实践的”活动成了统一的实践概念的代名词,“道德地实践的”活动的维度被掩蔽起来了。在当代哲学中,“道德地实践的”活动开始受到高度的重视。于是,“康德问题”重新成为焦点,并显示出它的重要的理论意义。     

"镇墓兽"源流考

本文从全面搜寻古代典籍相关记载入手,考察了战国楚墓出土文物"镇墓兽"的真实名称与身份,认为"镇墓兽"即"坟羊",应为"幽都"主宰,即死亡和毁灭之神,其巫术神话衍生物有"夷羊"、"土伯"等,其原型应为麋鹿,其产生年代不会晚于殷商,为上古墓葬中的厌抑之物.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意识与周贻白地方戏研究

针对周贻白＂非奏之场上不为功＂的戏剧观直接指向的是戏曲舞台上的＂活态＂表演的事实,运用活态传承、地域标志性文化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学的相关理论,探讨周贻白在地方戏研究中所体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意识,得出地方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应该首先保持其地域性的结论。     

论周扬建国前的现实主义理论

周扬在中国现当代文论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的现实主义理论又是其整个文艺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建国前,周扬紧密结合中国当时的时代特征,从本体论与创作论的角度对外国(特别是俄苏)的现实主义理论进行系统改造,逐渐建构了一套适合我国的现实主义理论体系。     

"五华才子"杨国翰评传

云南云州 (今云县 )人杨国翰是清朝嘉庆年间云南“五华五才子”之一 ,嘉庆二十五年 (182 0年 )进士 ,道光年间宦迹浙江各地。为官作文 ,杨国翰都做出了无愧于时代的历史贡献。他不仅是封建社会里一名有作为的地方官员 ,其诗文在云南古代文学史上也有一定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