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外流域协同治理生态补偿的主要模式及其实践情境——兼论对黄河流域生态补偿模式优化进路的启示

流域生态补偿是一种以流域水资源保护为核心，调节流域经济发展和水环境保护关系的制度激励手段，也是一种促进跨流域协同治理的重要制度设计。基于外部性以及协同治理理论(SFIC模型),构建流域生态补偿“动力-主客体-行动”关系分析框架。通过应用分析框架对田纳西河流域、易北河流域、墨累-达令河流域、新安江流域、赤水河流域、黄河流域等国内外流域协同治理生态补偿典型案例进行比较分析，可以归纳出权威管理机构主导下“输血式”、市场主导下“造血式”、中央主导下“混合式”、跨区域政府间“输血式”四种类型的生态补偿模式，且每种模式类型都有其特定的应用条件和制约因素。借鉴国内外经验，黄河流域协同治理生态补偿模式可以从法制保障、平台支撑、市场引入、绩效考评等方面进行重点优化。     

魏晋时期洮河流域的城池及其防御体系的构建——以《水经注》所载为核心

洮河是黄河上游的重要支流,洮河流域自秦代起即是城池与防御体系兴建的重要地区。本文主要以《水经注》所载为核心,结合历史文献学和历史地理学的研究方法,对魏晋时期洮河流域的城池及其分布特征、防御体系进行探析。通过考察魏晋时期洮河流域的城池及防御体系,反映当时洮河流域的水域文化和地缘政治关系的演变。     

基于公私合作模式(PPP)的西部区域可持续发展研究——以贵州省赤水河流域为例

PPP模式被广泛应用于公共部门和民营部门合作过程中所提供的公共产品或服务。文章通过对赤水河流域生态保护的利益相关方需求分析,探讨了各利益相关方的需求及其与生态保护目标的关系。同时还从伙伴关系、利益共享、风险分担角度分析了在赤水河流域应用PPP模式提供生态系统服务,促进区域可持续发展的可行性。笔者认为PPP模式的应用可以有效解决赤水河流域生态保护的资金供给,并且有利于流域的可持续发展。文章最后结合赤水河流域特征设计了赤水河流域水环境保护基金框架。     

古代两河流域和巴林的海上国际贸易--楔形文字文献和考古发现中的狄勒蒙

古代两河流域的文献记载苏美尔和阿卡德人通过波斯湾与狄勒蒙(古代巴林岛)、马干和麦鲁哈(古代印度)进行海上国际贸易.狄勒蒙处在古代两河流域的海上贸易线上,扮演了两河流域文明和埃及文明以及印度文明三大文明贸易和文化交往中的中介角色,此间发展起来的古代狄勒蒙文化深受古代两河流域与古代印度河流域两大文明的影响,一度进入了两河流域文明范围.大量的珍贵物资由狄勒蒙进入两河流域,由此认为狄勒蒙是富俗、和平,令人向往的神圣地方.     

美澳两国典型跨界流域管理的经验及启示

美国和澳大利亚分别在田纳西河流域和墨累一达令河流域开发的过程中通过颁布专门的流域立法和成立专门的流域管理机构,并不断加强管理过程中的公众参与,改善了流域内的自然生态环境和社会环境,成为流域管理成功的典范,对我国的跨界流域管理工作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参考美国和澳大利亚的流域管理经验,我国应加强流域管理立法,提高和明确流域管理机构的法律地位和职权,加强流域管理机构与流域政府,以及社会公众之间的协调、沟通与合作,增强流域管理中的民主性和科学性,并通过制定具体的行动方案,提高公众参与流域环境保护的认知和实践的积极性,改善我国流域环境生态恶化的局面。     

我国流域开发管理的目标模式与体制创新

科学、合理的流域开发管理体制 ,是实施流域可持续发展战略目标的基本组织保证。在对我国现行流域开发管理体制及其存在的问题作了较深入的分析和研究的基础上 ,结合流域水资源开发的特点 ,提出了我国流域开发管理的目标模式 ,即以流域为单元的一体化管理 ;并借鉴国外流域开发管理的有益经验 ,构建出我国流域开发管理机构的基本框架     

基于多目标决策的流域水系统资源承载力分析——以浏阳河流域为例

在阐述河流流域水系统承载力的内涵及衡量指标,分析河流流域水系统承载关系的基础上,以人口、经济和环境为目标,以供水量、污染容量以及人口规划和工农业产值规划为约束,建立了基于多目标决策的流域水系统资源承载力优化模型。以浏阳河为例分析得出,按照浏阳河流域的可供水量、理论纳污容量和人口、经济发展规划速度,若以环境优先为前提,2015年浏阳河水系统资源承载能力满足要求,若以经济优先为前提,则基本满足要求;而无论是以环境优先还是以经济优先为前提,2020年均会出现水系统资源承载能力无法满足要求的情况。进而提出了浏阳河流域可持续发展管理对策。     

跨境河流水量冲突诱致因素解析

厘清跨境河流水量冲突的诱致因素是降低跨境河流冲突风险的前提。根据国内外跨境河流数据库资料,分析跨境河流水量冲突的诱致因素。基于跨境河流水量冲突的频次筛选典型河流;对典型河流水量冲突的相关事件进行深入剖析,提取典型河流水量冲突的诱致因素,并分析共性因素;利用最优尺度回归模型对共性因素进行验证,定量分析水量冲突共性诱致因素的影响力。研究发现：人口因素、经济因素和水文条件对水量冲突具有显著影响,其中,水文条件与水量冲突呈现负相关性,而政治外交关系和约束体系的影响并不显著。     

中小城镇协调发展研究——以郑州市中小城镇发展为例

国外中小城镇发展的进程及经验对郑州市城镇化发展具有重要启示：郑州市城乡一体化既面临着发展机遇,又面临着严峻挑战;中小城镇协调发展是历史趋势、时代要求、城市本身功能以及客观需要的必然结果;采取统筹城乡发展的有力措施促进城乡健康、协调、可持续发展。     

城乡统筹视野下的流域经济与贫困地区流域发展战略研究

以流域经济作为切入点,提出流域综合发展规划的思路以及基于城乡统筹的流域规划理论,并结合贫困地区流域发展的战略,探讨了重庆渝东北地区的巫溪大宁河及柏杨河流域的发展思路.     

山东沂沭河流域近600年洪涝灾害研究

基于沂沭河流域近600年历史洪水资料的搜集、整理和分析,对该流域洪涝灾害发生的时空分布特征以及形成原因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自公元1368年至1950年的近600年间,历史文献记载了该流域共发生洪涝灾害102次,平均每6年发生一次,其中轻度涝灾45次,占洪涝灾害总数的44．1％;中度涝灾37次,占36．2％;大涝灾16次,占15．6％;特大洪涝灾害4次,占4．1％．“明清小冰期”频繁变化的气候特征、流域地貌特征和河道变迁是洪涝灾害发生的主要原因．     

《准噶尔史略》评介

我国新疆天山脚下的准噶尔部,是厄鲁特蒙古的一个游牧部落。“准噶尔”蒙古语,其意为左翼。明末清初分布在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的伊犁河流域和楚河、搭拉斯河流域的准噶尔部,在其首领巴图尔珲台吉领导下强大起来,统辖了分布在额尔齐斯河流域的杜尔伯特、分布在塔尔巴哈台及其以北一带的土尔扈特和分布在额敏河流域至乌鲁木     

大数据时代下西南山地环境变化的自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小区域尺度的地形与坡向分析

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为历史学研究带来了机遇和挑战，尤其是在历史文献资料较为缺乏的西南山区，如何获取丰富的数据资料进行科学研究成为摆在历史学研究者面前的一大难题。本文综合利用文献资料和田野调查等多学科方法，以及数据库和ＧＩＳ等手段，以聚落为研究西南山地小区域环境变化的载体数据，获取了丰富的多源数据，创建了具有连续时间序列的流域聚落信息数据库，量化分析了自然因素中地形和坡向对山地环境变化的影响。研究认为，在掌鸠河流域，不同地形区对聚落空间演变和环境变化的影响具有明显的时间动态性，坡向的影响则并不显著。本文为大数据时代下综合利用多学科方法和多技术手段研究西南山地小区域环境变化提供了一个典型的案例参照。     

西北内陆河流域水资源保护立法研究

西北内陆河流域水资源的保护对西北地区生态保护、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具有重要意义。然而因其流域内气候、地理、经济和文化的特殊性,致使全国性水资源保护法律规范对西北内陆河水资源的调节不具有针对性和高效性。西北地区内陆河流域与外流河流域相比的整体差异性、其内部的整体相似性,以及现行法律法规的冲突和不足,客观上要求制定一部西北内陆河水资源保护专项基本法,并从立法目的、立法原则和具体法律制度进行提炼和构思西北内陆河流域资源保护基本法。     

从考古遗存看玛纳斯河流域自然环境与早期人类活动的关系

新疆玛纳斯河流域分布着较为丰富的细石器文化的遗存,如克拉玛依市遗址、西洪沟1号遗址、西洪沟2号遗址、沙乐村遗址。该文通过对遗存所处的自然环境以及采集到的遗物的分析得出:玛纳斯河流域的细石器遗存的分布与自然和生态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生产工具的制作水平及所处的自然环境对人们的生存方式会产生很大影响;石器的制作加工是人类与自然环境发生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     

关于红水河流域经济开发的若干问题

一、红水河流域经济开发的原则流域经济开发的研究和实践在国内外都有很大的进展,也有很多成功的先例。譬如国内葛洲坝、新安江、丰满水电站,以及重庆市郊的长寿电站,都使水电开发与生态、社会和经济效益紧密结合在一起。国外有美国、法国、西班牙等国开发河流的实践经验。流域经济的开发要根据各河流的地理环境,各国的社会制度和经济水平,采取不同原则。借鉴国内外经验,我们认为,红水河流域民族经济开发,应本着下面三个原则。     

基于可持续发展的额尔齐斯河水资源合作开发利益协调机制

额尔齐斯河水资源开发对我国新疆地区用水安全及工农业发展具有战略性作用,然而作为跨界河流,中国与其下游哈萨克斯坦在很多利益方面存在差异,使得两国的合作开发面临很大挑战。通过对额尔齐斯河流域目前相关合作现状的研究以及水资源合作开发利用主体及其诉求的分析,依据可持续发展的理论,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额尔齐斯河流域水资源合作开发的利益协调机制理论模型。     

加拿大流域管理法律制度解析

加拿大流域政策和法律体系凸显了重视水的生态价值和水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确定了流域水资源管理的生态系统管理方法、联邦和省政府协作保护流域生态系统,及富有成效的流域管理体制等特色。我国应借鉴加拿大流域管理法律,依法确立水资源的生态价值,树立流域生态系统管理理念,形成流域管理和区域管理的沟通协作机制。     

河流伦理与流域生态补偿立法

人类与河流的关系源远流长,在道德层面表现为河流伦理。河流生态伦理是其主要内容,流域生态补偿是其实现形式。流域生态补偿虽是经济补偿,但是这种补偿也具有道德性——对河流内在价值的生态补偿,而这也为其立法提供了基础。在流域生态补偿立法过程中,首先必须处理好三对关系,即上下游关系、干支流关系,以及河流与蓄水体之间关系。这些关系其实都是道德关系,这也为法律调整提供了可能;其次必须重视河流伦理作用,即充分夯实立法的伦理基础,促进立法被人们自觉地遵守,促进立法进化并改进其思路。     

我国流域水环境管理现状

流域的水环境管理是我国环境管理的难题之一，也是制约我国社会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该文系统地总结和阐述了国内外流域水环境管理的发展现状及成功经验，并对我国流域水环境管理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指出我国流域水环境管理存在管理机制不统一，法律体系不健全，管理手段单调及公众意识不高等问题。同时阐明了我国必须借鉴国外流域水环境管理的经验，从国情出发，探索有中国特色的流域水环境综合管理模式，走中国的流域水环境管理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