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司法中未成年被害人之保护

未成年人成为刑事被害人现象的突出,使得未成年被害人保护变得迫切。未成年人本身的特殊生理特征和其在案件证据方面的唯一性、亲历性,是对其保护的必要性所在。尽管在刑事被害人保护方面已经有一般性原则,针对未成年被害人的特殊性,还应有一系列独有原则,体现对未成年被害人的专门保护。为了落实未成年被害人保护的有关原则,需要在整个刑事司法过程中针对未成年人的情况设置必要的未成年被害人综合救治制度、辅助人制度和特殊的未成年被害人陈述收集、质证程序。     

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防范体系的实践困境与改革进路——以上海市为中心

近年来，上海市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数量和被害人人数都呈上升趋势。有关部门从制度层面、司法层面、社会层面采取了防范措施，但是，实践中面临许多困境。据此，适当借鉴域外做法，应当从被害预防、犯罪预防和制度供给三个方面改革完善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防范体系，主要包括：防范性侵害教育进家庭、学校、企业、社区，防范未成年人被性侵害风险；对性侵害未成人犯罪从严惩处，通过对罪犯信息的登记和公示、电子监管、从业限制等，避免再犯。同时，加大制度供给，织密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法网，加强被害后救助补偿，延长追诉时效期限，切实加强性侵害未成年被害人保护。     

人权保障背景下的“未成年被害人”制度的完善

在现代社会的司法过程中,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司法权益的保障正在得到加强和完善。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保护的观念,不论在学术界还是实务界都取得了充分的关注。但是,未成年被害人的司法保障权则明显不足。因此,针对未成年被害人的特点,对其权益需要优先和全面的保护。以此为原则,完善"未成年被害人"制度,建立未成年被害人法律援助以及未成年被害人法律救助等制度日显必要,以彰显人权保障的"双向保护原则"。     

未成年被害人犯罪人化的原因探析——兼谈被害之预防

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形势严峻,已引起全社会的广泛重视。而未成年犯罪人有很大的比例是由被害人转化而来。国家有义务在预防未成年人被害方面有所作为,采取宏观预防措施。大量的未成年人被害事件都表明除了犯罪人的责任外,对未成年人保护中的疏漏和未成年人缺乏防范意识是造成其易遭受犯罪侵害的主要原因。预防被害还可以通过增强公民的防范意识和改变环境中易于诱发犯罪的因素来实现,其中公民自觉防范犯罪侵害是最为主动和积极的。     

未成年人言词证据举证研究——以未成年被害人、证人为切入点

以未成年被害人、证人为切入点,研究了未成年人言词证据举证中的保障如实陈述原则、迅速原则、人文关怀原则。论证了革新庭前准备程序以及实施未成年人远程作证的必要性与可行性;阐述了运用高科技手段在庭审中保护未成年人的具体措施以及未成年人言词证据举证方式选择中应注意的问题。     

未成年人犯罪的综合预防与控制研究

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和希望,预防和控制未成年人犯罪是全社会义不容辞的责任,也是一项长期而复杂的社会工程。针对当前未成年人犯罪的现状和特点,分析了未成年人犯罪的原因,并进而提出了构筑预防未成年人犯罪体系的对策,主要包括五个方面,即构建以家庭为基础的青少年成长监护体系;构建以学校为主体的素质教育体系;建立良好的社会防范机制;建立良好的法律防范机制;构建防护矫正体系,防止重新犯罪的产生。     

我国未成年刑事被害人保护机制研究

随着法治的进步,国内外学术界与司法界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保护意识日益增强,但相比之下却忽视了对未成年被害人的保护。未成年刑事被害人作为犯罪行为直接侵害的对象,身心均受到了极大的伤害,更需要特殊的保护与救助。实践中,未成年刑事被害人保护措施严重缺失,立法保护不足、司法保护不力、配套机制欠缺,使未成年刑事被害人经常处于危险的边缘,既不利于社会关系的修复,也不利于他们的健康成长。因此,为了保障未成年刑事被害人的合法权益,亟需加强立法和司法保护、完善相关配套措施,以此来构建合理的未成年刑事被害人保护机制。     

未成年人家庭保护之民事法律框架

未成年人是祖国的花朵,是祖国未来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但同时未成年人也是社会的弱势群体,需要社会给予其最大限度的特殊保护.我国1991年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明确了对未成年人的保护分为家庭保护、学校保护、社会保护和司法保护.其中,家庭是未成年人最先接触也是对未成年人影响最为深远的基本社会单位,因此家庭保护对于未成年人来说是最主要的途径.文章以未成年人的家庭保护为接入点,分析了未成年人家庭保护在民事法律框架下的现状和不足之处,并着重探讨了未成年人的监护制度问题,希望国家可以通过完善立法的方式加强对未成年人的保护,进一步强化家庭在未成年人保护工作上的突出作用.     

湘江流域生态环境多元共治机制及路径研究

推进湘江流域生态环境治理体系现代化是打造湖南"三高四新"新发展格局和实现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分析湘江流域生态环境多元共治发展现状,发现在现阶段湘江流域生态环境治理实践中存在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目标差异、社会主体和市场主体的参与度较低以及多元主体之间的合作机制有待完善等问题,影响了湘江流域生态环境多元共治机制的有序运转.为破解上述难题,从系统论的视角出发,通过论证各参与主体与生态环境之间的责任关系以及各参与主体之间的协同关系,分别从政绩考核制度、生态补偿机制、社会主体参与渠道以及多元主体的合作方式等四个方面设计了湘江流域生态环境多元共治的优化路径,为湘江流域生态环境多元共治机制的有效实施提供保障.     

福利治理视域下农村留守儿童侵害预防与保护

从福利治理的研究视角出发,通过分析留守儿童侵害预防与保护问题,发现留守儿童侵害预防与保护工作存在多元主体发展力量不足、顶层政策设计和权威机构缺位、多元互动机制有待建立健全以及福利传递未到位的问题。政府承担主要责任的同时,重视发挥家庭的作用,调动学校和农村社区力量,倡导社会组织积极参与,营造多元主体合作互动的机制,以实现农村留守儿童的健康成长。     

基于社会支持理论的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教育与保护研究

从社会支持理论视阈研究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的教育与保护,改变以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作为客体的单向度地帮助的现状,应从内化主体的社会支持意识、对社会支持的能动建构、改善对社会支持的主观评价、强化家庭在社会支持功能发挥的作用等多角度来有效地提高社会支持的利用度,更好地教育、帮助和保护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以促进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健康地成长.     

互联网时代未成年人生物信息的特殊保护

未成年人生物信息保护与使用的争议不断白热化，立法应正视技术发展并积极回应社会关切，使未成年人在特殊保护下享受科技带来的福祉。未成年人生物信息权益存在主体有限性与客体特殊性，沿用一般个人信息保护规则难以周延保护未成年人生物信息。生物识别技术收益与风险的比例均衡，可在不同适用场景、区分保护对象下合理使用。未成年人信息权益源自国际性公约中儿童生存权、受保护权、发展权、参与权等基本权利在数据时代的全新解读。应检讨域内外生物信息立法现状，完善未成年人生物信息的特殊保护路径：一是弥补未成年人行权能力不足，确立充分知情与可验证同意、实现多层次告知程序；二是由侵权后救济转向生物信息处理前风险识别、处理中动态反馈、处理后及时删除的信息安全影响评估管理；三是改善保护主体单一结构，构造法定保护、商业保护、算法保护、监督保护的多元保护体系。     

论我国未成年人犯罪的处理措施

由于我国尚未建立专门的未成年人犯罪处罚体系,因此,未成年人犯罪后与成年犯罪人基本适用相同的处罚方法,不能体现对未成年人特殊保护的政策。如何构建我国科学的未成年人犯罪处罚体系,是我们当前迫切需要研究和讨论的问题。笔者在分析我国现行的刑罚和非刑罚方法存在的问题基础上,设计了一套专门适用于未成年犯罪人的处罚体系。     

对未成年人犯罪引入“社会服务令”制度的思考

未成年人犯罪已经成为日益突出的社会问题,在对待未成年人犯罪刑罚的问题上,司法机关考虑未成年人在心理和生理上的自身特点,片面追求保护的力度,轻视刑法的惩罚教育作用,在未成年人犯罪的定罪量刑上过多使用缓刑或单独处以罚金等刑罚,导致部分案件罪责刑不相适应,量刑畸轻,对未成年人达不到应有的威慑和惩罚作用．致使教育感化未成年人的目的达不到,反而纵容未成年人再次犯罪。因此,我国应引入英国等国家的“社会服务令”刑罚制度,以我国的国情为基础,建立具有我国特色的“社会服务令”制度,以便在惩罚和保护未成年罪犯两方面达到一个平衡,既矫正和帮助未成年人成长,又在最大程度上保护未成年罪犯的权益,并最终实现社会利益与未成年罪犯个人利益双赢。     

对未成年人犯罪引入“社会服务令”制度的思考

未成年人犯罪已经成为日益突出的社会问题,在对待未成年人犯罪刑罚的问题上,司法机关考虑未成年人在心理和生理上的自身特点,片面追求保护的力度,轻视刑法的惩罚教育作用,在未成年人犯罪的定罪量刑上过多使用缓刑或单独处以罚金等刑罚,导致部分案件罪责刑不相适应,量刑畸轻,对未成年人达不到应有的威慑和惩罚作用,致使教育感化未成年人的目的达不到,反而纵容未成年人再次犯罪。因此,我国应引入英国等国家的"社会服务令"刑罚制度,以我国的国情为基础,建立具有我国特色的"社会服务令"制度,以便在惩罚和保护未成年罪犯两方面达到一个平衡,既矫正和帮助未成年人成长,又在最大程度上保护未成年罪犯的权益,并最终实现社会利益与未成年罪犯个人利益双赢。     

司法社会工作在打拐系统中的缺位与补足——以柔性社会治理为视域

打拐工作集专业性、社会性二重特征于一身.目前我国以公安机关为主体的打拐司法体系遵循刑法主导的思维模式,具有"解而不治"的特点,在事前、事中、事后专业司法社会工作都缺位,导致未成年受害人及其家庭极易陷入各种混乱,引发社会不安定事件.应当以立法建构起完整的制度框架,将专业司法社会工作置于打拐工作的必要环节,形成强制干预制度,确保司法社会工作参与其中,实现对未成年人保护成效最大化.     

社会参与传统村落保护的实践路径——基于永泰县的案例研究

传统村落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空间,实施传统村落保护是对乡村文化原真性和完整性的有力维系。社会参与传统村落保护能够通过发挥社会多元主体重要价值与功能,推动传统村落保护可持续发展和乡村文化振兴,建设和美乡村。基于社会参与传统村落保护的生成逻辑,探析传统村落保护的行动系统及协同机理。以福建省永泰县为例,梳理和阐释其在发挥社会力量、提升传统村落保护效能上的经验价值,提出社会参与下传统村落保护实现路径：优化传统村落保护人才开发机制,推动社会力量与社区主体的融合,加强社会协同的民间融资和信用监督体系建设。     

对实现我国刑事被害人经济求偿权途径的思考

刑事被害人经济求偿权是被害人权利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更好地实现这一权利,既是保护被害人权利的重要内容,也是司法实践中的难点问题。本文从立法和司法两个方面分析了被害人经济求偿权的实现方式,认为存在赔偿方式单一、赔偿范围狭窄、赔偿结果难以保障等亟待解决的问题。为此,要构建赔偿主体多元化、赔偿途径制度化的救济模式,建立一个以犯罪人、国家和社会为主体,以赔偿制度、补偿制度和援助制度为内容的全方位、多层次的刑事被害人经济权利保护体系。     

强奸罪立法之探究

传统刑法理论认为,强奸罪的主体只能是男性,女性只能成为强奸罪的教唆犯、帮助犯或间接正犯,不能单独构成强奸罪。但是,随着女权主义运动和性革命,被害人由传统地仅指女性改变为包括女性和男性在内的所有人。而我国强奸罪的现行立法层面对这些新情况则没有作出回应。本文通过对强奸罪的女性主体、男性犯罪对象、重新界定性交之内涵等问题进行探讨,明确女性可以成为强奸罪的主体;强奸罪的犯罪对象也可以是男性;对未成年人应予以特别保护,希望对我国强奸罪的立法完善有所裨益。     

多元主体环境责任协同水平的地区差异与动态演进

基于中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由于数据原因暂未包含西藏和港澳台地区）,构建多元主体环境责任协同水平指标体系,运用复合系统协同度模型,定量测算多元主体环境责任协同水平,并利用Dagum基尼系数和核密度估计方法分析其空间格局和动态演进过程。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各地多元主体环境责任协同水平整体偏低,呈现出逐年上升的趋势;环境责任协同水平空间分布的总体差异呈波动扩大趋势,地区间差距是总体差异的主要空间来源;环境责任协同水平的地区差异呈上升态势,东部、中部和西部三个地区的环境责任协同水平呈两极分化态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