责任与自由：康德实践理性概念的规范性阐释

基于规范性哲学理念和负责任判断视角，我们可以对康德实践理性概念做出更加融贯契合的理解，进而消除形而上学论证的不彻底性。人类智性的绝对自发性表征了责任与判断的深层关联，也在此意义上，康德的实践理性观念表达了具有普遍立法意志彼此担责的道德人格能力，并主张基于社会理由空间建构负责任的伦理和政治共同体，捍卫和提升平等自由价值。康德还主张，实践理性既作为推动人类发展的动力之源，也在自然历史的合目的性进程中得以生成和完善，进而不断引导和切实推进人类秩序的规范性建构。因此，在历史发展中不断增强以实践理性为基本内核的道德人格禀赋，在艰辛劳作中不断创建和改善人类社会文明形态，是我们应该承担的重大责任和使命。     

“个人私利的战场”：黑格尔的市民社会道德图景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中的"市民社会"是精神发展的中介环节,既非真实的历史社会形态,亦非道德学意义上的完美社会,其本质上是"个人私利的战场"。市民社会所塑造的道德图景是分裂的"伦理上蜕化的景象",它将原本在"伦理世界"中统一起来的个体与实体分离开来,从而使得伦理生活方式"从实体出发"走向"集合并列",个体主义伦理、契约伦理与制度伦理等成为规范社会生活的核心价值。建基于市民社会基础上的社会伦理形态就是各种道德价值糅杂而成的混合体,彼此竞相为之提供道德基础而又互为犄角,这样拼接起来的现代性社会注定就只能是"一幅个体化了的冲突图景"。黑格尔的这一思维路径对于当下中国社会伦理形态的建构具有启发意义。     

德法合治探源——从社会共同体与人性的角度切入

社会共同体是人们彼此信任、认同、团结互助,在共同的价值观之下有着凝聚力的社会。在这种社会中把人与人粘合在一起的,一是利益,二是情感。但是面对利益冲突,仅靠公平来维系利益之间的粘合是不够的,还需要建立社会主体之间的情感纽带,让个体体会到自己是共同体中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从中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中可以发现,中国国家治理所致力的是建立社会共同体。全社会需要在党的领导下,凝聚社会共识,在思想上精神上紧紧团结在一起,实现一个共同的社会目标。在社会共同体的建构中,法治和德治具有互补和互助的作用。法治是赋予法律至高的政治地位,使其具备权威和能量来进行治理的一种治理方式。而德治则是赋予道德崇高的价值地位,使其具备权威和能量来进行治理的一种治理方式。法治着重于在社会分化中确立秩序,德治则努力弥合社会分化中的感情疏远和价值裂痕,二者在社会共同体的建构里发挥出相互补充的作用。法治和德治还存在互助作用。第一,法治为德治保底。法治保障了道德的底线,也使德治有了可靠的保障。第二,德治为法治固本。通过德治可以维系和强化社会道德纽带,进一步巩固法律的道德根基。法治和德治的结合不仅是社会共同体治理的最佳组合,同时还存在着人性的基础,而这种人性基础也能被大脑的心理机制所证实。根据现代心理学和大脑神经科学,大脑存在两个系统,一个负责进行逻辑运算,是不带感情的理性系统,另一个是接受外界刺激直接生成情绪和情感的系统。这两个系统既分工合作,又相互制约。由于法律调整利益关系的功能,它需要依赖大脑理性系统。德治则依赖大脑情绪性系统,也进一步调整情绪性系统,强化人与人之间的感情纽带,从而实现一种秩序。中国传统德治就是调整人的情绪系统而进行的一种社会治理。在一个共同体中,个体和共同体存在着精神上的同构关系。作为有机体的国家如同个体的大脑系统一样,有两大系统。对应个人理性系统的是国家理性系统,对应个人情绪性系统的是社会共同情感系统。在国家治理中,应当依据个体和国家的精神同构关系,把个人理性和国家理性协调一致,把个人情感和社会共同情感协调一致,实现国家层面的理性系统和情感系统的共同发展和相互平衡。在个体和共同体的精神同构中,法治的作用在于推动个体理性和国家理性的一致,德治的作用在于推动个体情感和共同情感的一致,最终把个体精神系统和共同体的精神系统连接在一起。在这种精神同构中,国家和个人产生出精神上的交互作用,国家从个体那里获得了巨大的精神能量,个体从国家那里获得了安全感、价值感以及针对外部世界的力量感。同时,德法合治有助于共同体和个体二者的理性系统和情感系统产生出平衡关系,使共同体和个体的精神系统得到健康发展。     

公意：从普遍意志到立法意志——论卢梭对“意志”概念的贡献

从社会契约理论的普遍意志到康德的自由意志,意志概念的内涵发生了重要变化,不再与个体意愿的选择相关联,而是由理性来规定自身,并由此获得意志概念的实践内涵。在这一转化过程中,卢梭对意志概念两层内涵的阐发功不可没。断然摆脱与自然状态的关联之后,卢梭通过公意概念,不仅实现了由个体层面到普遍性层面的视角转换,使意志成为普遍意志;还以立法身份出现于共同体之中,并与以转让的方式进入共同体中的个体结合为统一体。由此,意志在其与法则的内在关系中呈现出自由的本色。从康德哲学的视角反观,卢梭对意志概念的贡献在于:通过意志的自由让康德看到了意志与理性相结合的可能性,而正是经由这一结合,自由意志显露出立法内涵中的道德底蕴。     

道德共识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伦理建构

现代性所构筑的理性世界,以及启蒙时代以降生成的“普世伦理”,并没有为人类全体确立真正的、共同的伦理道德共识。人类是否能从“交往—实践”与“伦理—观念”的双重维度中建构起命运共同体,成为这一历史时代的“时代之问”。确立道德共识是人类命运共同体伦理建构的基本方式,旨在协调人类复杂的交往关系。立足于历史唯物主义发掘人类道德共识的利益根源,超越元伦理学中道德相对主义与道德普遍主义的论争,从“渐进道德共识”与“未来道德共识”相统一、“底线道德共识”与“终极道德共识”相一致、“自发道德共识”与“自觉道德共识”相协调、“境遇道德共识”与“一般道德共识”相适应的致思进路出发,即从时序、性质、生成状态与实践四个层面着手确立道德共识,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伦理道德层面的可能路径。     

关于教育伦理价值问题的当代思考

教育伦理在现代社会不仅要探讨如何对教育主体进行道德立法,提升教育者的教育道德水准,而且整体上必须在马克思主义的人学意义上关注入的自由全面发展,并将此作为现代教育具有价值理性的一个标识.就教育伦理对教育行为主体进行伦理规约和价值导向而言,在当今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应当将价值追求的一元性与多元性结合起来,从而更全面有效地发挥教育伦理的实践功能.这将有利于教育主体的道德自我教育和自我发展,也有助于和谐教育精神的培育和和谐教育生活的建构.     

论责任范畴的伦理内蕴

责任普遍存在于一切以人的社会行为为研究对象的人文社会科学之中.任何一种责任范畴的使用,都包含着伦理内蕴.责任范畴随着社会发展及道德主体社会化程度的提高而不断扩展变化.作为道德精神自律的社会表达和实现人类自身价值的手段,责任内涵的多样性和复杂性经常使道德主体产生责任选择上的矛盾和冲突.强化道德主体的责任意识,培养人们的高度责任感是非常重要的现实问题.     

德育共同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的新认知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不仅具有学术共同体和学习共同体的固有属性，更是将立德树人作为高等教育的根本任务和人才培养的中心环节，这是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的本质属性所决定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作为德育共同体，立足于共同善的伦理诉求，倡导价值目标的一致性，通过价值选择、价值认同和价值信仰达成价值共识，旗帜鲜明地提出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仅强调教师和学生双主体的道德责任，更强调大学内部多元主体的道德责任和自我建构以及多元主体在不同场域的道德责任；还将集体协同作为内在逻辑，通过共同体内部不同个体和群体的集体协同实践，实现个体与共同体、共同体与社会的共生共赢和协同发展，突出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的重要性。     

互联网交往的伦理悖论

在道德哲学视域中,伦理的根本逻辑需满足两大价值条件:一是建构个体性与普遍性之间的价值关联性;二是以普遍性为预设前提和根本目标,使个体性复归于普遍性。伦理悖论的道德哲学本质表现为伦理建构的可能性与有限性之间的矛盾。互联网的交往本性及其公共性建构,天然地带来了伦理建构的新可能。公共性建构汇聚起碎片化的个体,不仅生成经验层面的网络社群,而且内在地自然过渡为价值层面的网络共同体,造就了个体性向普遍性的价值提升,因而潜藏着伦理的意义。但共同体并不等同于伦理实体,网络共同体自身建构过程呈现出"个体主义"和"精神真空"的伦理难题,未能将普遍性作为预设前提和根本目标,因而又携带着伦理有限性的基因。有"形"无"实",互联网交往的伦理建构深陷悖论之中。如何走出悖论,是互联网时代伦理生活的重要议题。     

经济与心理——与马克斯·韦伯的心理学对话

通过从心理学角度对M .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的读解 ,透过对资本主义精神现象的解释赋予意义的定义过程 ,探寻经济精神、经济心理和经济主体诸多关系的具体生成及其历史效果。经济伦理作为一种社会道德形态 ,既是一种推动经济行为的道德力量 ,又是一种有着经济主体支撑的社会精神力量。     

法伦理学视域下现代公民法律意识探赜

法伦理学的基本主题是社会个体的存在和发展,即"成人",成为具有道德蕴涵的人,这将导向现代公民法律意识的生成。现代公民法律意识是社会共同体中个体追求权利、追求法律、追求法的目的的意识,这种法律意识本质上是一种自我意识,并进而升华为理性意志。新时代下,现代公民法律意识是保护个体权利的观念基础,捍卫法律权威的思想保证,实现社会正义的精神动力,并最终涵化为一种"心心相通"的民族精神。     

道德风险：逻辑困境、心态危机及伦理矫正

道德风险是主体行动的道德不定性及社会后果的不定性，包括道德滞后或超前的风险和个体道德表达不确定的风险。道德风险所带来的道德沦丧与社会矛盾来源于文化相对主义、伦理相对主义、价值相对主义对道德世界的侵扰，以及犬儒心态、冷漠心态、怨恨心态对至善世界的颠倒。重估与化解道德风险，不仅是评估道德现状、理解道德问题、重构道德体系的重要依据，更是推进道德建设、深化改革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实现国家善治的内在要求。捍卫与守护善德、规避由道德风险带来的社会异化与人性恶化，需要重塑道德理性、凝聚道德共识、构建道德共同体。     

道德适应何以可能

道德适应作为一种分析框架何以可能？这是一个具有伦理意蕴的基础性的元问题。道德适应与现代性紧密相连,现代性的解放作为道德适应中重要的形塑力量深刻影响其叙事过程。边界意识是道德主体适应现代社会的首要意识,是道德适应的朦胧表达,并以价值边界意识、话语边界意识、交流边界意识等形式呈现。而共同体是道德适应过程的理想存在,共同体在道德适应过程中具有多重属性：如共在性,共生性,共意性。共同体意识建构是道德适应的可能归宿,这体现在德性蕴藏于共同体意识之中以及道德环境的优化依赖于共同体意识。     

论科学共同体“冲动的合理体系”

科学共同体作为科学研究和发展的主体,在科学认知过程和社会发展进程中愈来愈显示出举足轻重的作用。科学共同体通过实体“义务”的伦理诉求、“德-得相通”的道德机制、“手段-目的同一”的价值逻辑、“义利合一”的道德取向,建立伦理冲动一科技冲动的合理体系,使伦理冲动、科技冲动由差别达致契合,在科学共同体实体的伦理意志与伦理行为中实现科技与伦理的良性互动,推动现代科技的进步,促进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马克思对亚里士多德伦理正义思想的重构

亚里士多德政治哲学的主题是个人和城邦共同体的善,个人与城邦共同体的和谐完善状态具有“伦理正义”的理论旨趣。与古希腊哲学崇尚至善的伦理正义不同,“市民社会正义”注重守护个体权利,从而丧失了共同体的崇高性目标。为了扭转市民社会的私利性,黑格尔诉诸伦理国家解决个体利益与公共善的矛盾,但他只是阐发了国家的形式主义。经由对黑格尔哲学的反思,马克思通过市民社会批判重构了亚里士多德的伦理正义,将伦理正义的实践主体由精英群体扩展为无产阶级,无产阶级通过社会革命颠覆雇佣劳动实现自由劳动,最终在自由人联合体的伦理共同体中实现伦理正义。马克思的正义观超越了狭隘的分配正义和法权正义,是建立在个体和共同体善的基础上的具有终极关怀的伦理正义。     

政治理性及其场域:缘于基层依法自治的考察

相对于法律理性,最大公约数的政治理性对于实现基层依法自治更具前提性的价值。在国家和个体的双重维度上,这种政治理性至少涵括了法治为民、社会价值认同、公共生活意识和有序交往参与四个亟待完成的向度。而检省教化式的传统思路,沿承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脉络,还原应然的场域逻辑,是政治理性生成的必然理路。具体到基层依法自治视阈,这一理路展开的可行选择是:通过审慎创设和遵循自治制度伦理建构基层社会共同体。     

天才之眼的道德承担与写作伦理的现代嬗变——从鲁迅小说《示众》的意义生成说起

旁观与直观、客观与主观等语词彰显了中国现代语境与话语场域转变中写作伦理的现实需求、历史变化及其困境与出路。天才之眼的直观是王国维建构文学内在品质的核心话语,直观不仅具有艺术自主性品质,同时呈现文学伦理关系内涵。这种直观是中国现代语境中旁观焦虑的艺术转化,正是在旁观的道德焦虑背景中生成了《示众》小说书写的主体建构方式。鲁迅"写我们自己的社会,连我们自己也写进去"开启的写作伦理维度,在新的历史语境中发生了身份认同与时代认定的转变。     

伦理实体：科学共同体的人文本质

科学共同体作为科学研究和发展的主体,在科学与社会互动进程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不但涉及对科学认识论的阐释,而且伦理价值向科学的融入等问题已经成为科学共同体关注的重要内容。可以说,在现代社会,伦理实体已经成为科学共同体人文本性的实质内涵。作为伦理实体的科学共同体,应以促进科技与伦理生态整合为价值自觉,否定＂原子＂式的追究,而以＂实体＂为形上出发点和价值根据,在扬弃＂个体主体＂的基础上关注＂实体主体＂,以＂生态思维＂超越＂本体思维＂,促进科技伦理困境的超越,实现现代科技与社会的和谐互动。     

论道德传统

高扬传统道德而贬抑道德传统认知误区的消除亟待道德传统研究的推进。道德传统亦称伦理道德文化传统,它是以道德生态为存在境遇,由道德价值、道德规范、道德理念等构成的具有历史特殊性、多元综合性、开放变迁性、生态合理性的变体链。以理性存在者所处当下为界点,分别前溯后展,可把流变中的同一个道德传统分成两段,即"被建构的道德传统"和"建构的道德传统"。"被建构的道德传统"具有既定、先在性,是活着的历史的产物;而"建构的道德传统"是"被建构的道德传统"的自然延续,具有开放性;二者经由道德承续实现彼此沟通。     

论文学的伦理精神

文学作为人类一种特殊的精神现象，总是与道德存在着深刻的内在联系，从而呈示出特定的伦理精神。就其最直接的根源而言，文学的伦理精神决定于作家的伦理态度。此外，文学反映对象特定的伦理内涵以及不同时代读者特有的伦理要求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文学的伦理精神。不仅如此，作为一种相对独立的精神现象，文学又总是以特殊的力量反作用于社会道德，具有特殊的伦理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