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征管数字化对企业ESG表现的影响效应研究

基于2010—2020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以“金税三期”的实施为外生政策冲击,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法分析税收征管数字化对企业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ESG)表现的影响。基准回归结果显示,税收征管数字化能够显著提升企业的ESG表现。机制分析表明,税收征管数字化能够缓解代理冲突问题并提高企业信息环境质量,从而有效推动企业ESG发展。异质性分析显示,税收征管数字化对企业ESG表现的治理效应在国有企业中更加显著,当企业的内部控制质量较差或外部监督强度较弱时,税收征管数字化对企业的ESG表现具有更强的促进作用。因此,应积极推进智慧税务建设,优化税收营商环境,构建内外结合的公司治理体系,完善企业ESG的发展路径,从而促进企业ESG发展。     

大数据税收征管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研究

当前我国企业的风险承担处于较低水平,这给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和国家的长期繁荣带来了极大的挑战。借助“金税三期”工程这一准自然实验,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法研究了大数据税收征管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表明：大数据税收征管对企业风险承担具有显著促进作用。机制检验发现,大数据税收征管通过抑制代理行为、缓解融资约束、增进税负公平、优化营商环境来促进企业风险承担。进一步的分析表明,大数据税收征管对非国有企业和有产业政策扶持企业风险承担的促进作用更大。     

基于公司治理视角的企业避税行为研究

税收作为公司治理的外部机制,能通过各利益相关者影响公司的内部资本结构组成,进而影响企业对公司治理模式的选择,由于公司内部存在管理者对股东的利益侵占和大股东对中小股东的利益侵占两类行为,管理者和股东具有不同的避税倾向和选择,当管理者持股越多,其选择避税的可能性越高,而股权集中度越高,大股东越容易选择避税行为。企业避税行为对公司的外部治理环境、内部资本结构、利益相关群体、公司治理机制、治理水平的影响显著。我国应从加强低治理水平企业的税收征管、提高公司治理水平弱化不合理避税行为、完善公司治理机制避免利益侵占、塑造公司治理文化创造企业诚信以及管理者适当持股消除短视税收行为等方面来优化企业税收征管。     

营商环境优化与企业ESG表现

作为重要的外部制度环境，营商环境优化能否提升企业ESG表现值得关注。基于此，以中国资本市场2009—2020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营商环境优化对企业ESG表现的影响。研究发现，营商环境优化能够显著提升企业ESG表现。机制检验揭示，营商环境优化可以通过促进企业加强环境管理、提高产品质量和公司治理水平三大机制提升企业ESG表现。异质性分析表明，当企业内部控制质量较高、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较大时，营商环境优化对企业ESG表现的提升作用更明显。     

中小股东参与治理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

使用2014—2020年深交所上市公司的样本数据，实证考察中小股东参与治理水平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小股东积极参与公司治理会显著抑制企业金融化水平，这种效应在外部制度环境完善、内部控制水平高和股权制衡度高的企业样本中更为突出。影响机制检验表明，中小股东通过降低管理层代理成本、抑制大股东掏空行为和提升企业信息透明度实现对企业金融化的抑制作用。为完善中小股东内外部保护制度、拓宽其参与治理渠道、发挥其积极作用的相关政策制定提供了理论支持与经验证据。     

税收激励、ESG绩效与企业价值——基于内外部互动视角

增强ESG(Environment, Social and Governance,环境、社会和企业治理)绩效已成为提升企业价值的新方式,而内外部良性互动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使用2009—2022年中国上市公司数据,探究税收激励政策对企业ESG绩效的影响及其与外部市场监管、内部财务冗余的互动效应。实证结果表明：税收激励总体上能显著促进企业ESG绩效,经多种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仍然成立。考虑到企业内外部环境因素,资本市场监管程度较高或企业财务冗余较丰富时,税收激励对企业ESG绩效的提升作用更强,其中市场监督与税收激励的互动效应尤为显著。进一步研究表明,税收激励政策对制造业企业绿色转型的影响更明显。经济后果研究表明,税收激励能进一步促进ESG绩效对企业价值提升的作用。     

企业环境信息披露与股价崩盘风险

基于2009-2019年A股非金融企业数据,检验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对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并进一步地关注所有权性质和公司治理水平的调节作用。实证研究发现,提高环境信息披露质量能够降低企业未来股价崩盘风险,环境信息披露对股价崩盘风险的抑制作用在非国有企业和公司治理质量较高的企业表现得更为显著,表明环境信息披露影响股价崩盘风险存在一定的作用条件。实证结果支持了环境信息披露对经济后果的积极影响,以及加强环境信息披露制度建设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数字经济、税收征管与企业纳税行为

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直接提高了税收征管技术与管理强度,进而影响企业纳税行为。基于2010—2021年中国上市企业面板数据考察数字经济、税收征管与企业纳税行为的相关性及因果效应,可以发现数字技术的实施、税收征管强度的增加均显著降低了企业的避税行为。同时,数字经济背景下的地方政府间税收竞争与税收征管强度大小也是影响企业避税行为的重要因素。分样本回归显示,数字经济背景下的税收征管促进了国有企业税务合规,显著抑制了其避税行为,但在抑制民营企业避税行为方面显著性较弱。因此,为加快推动我国税收数字化转型升级,应秉持税收公平原则,有效促进企业税务合规：一是要坚持数字经济和“以数治税”融合发展的总思路;二是要坚持减税降费与严格征管并重的工作思想;三是要充分考虑地方政府间税收竞争和税收征管执法力度。     

市场竞争如何影响国有上市企业创新产出？——兼论“限薪令”的调节效应

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高质量发展亟须提升我国国有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创新不仅需要资本的支持,而且需要公司治理的保障。基于3543家A股上市企业2003—2019年的非平衡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在资本市场治理下,市场竞争能否促进国有上市企业创新产出,“限薪令”又如何影响竞争与国有上市企业创新的关系。研究发现,市场竞争的加剧显著改善了国有上市企业创新产出,并且“限薪令”的实施强化了市场竞争对国有上市企业创新的正向影响。机制检验结果表明,市场竞争通过削减国有股东带来的政策性负担进而促进了国有上市企业创新产出。但是,市场竞争只有对公司治理水平较高的国有上市企业才能形成创新效应。可见,产权并非企业创新的直接决定因素,治理质量较高的国有上市企业可以通过市场竞争推动创新发展;同时,“限薪令”存在正外部性,能够与市场竞争在国有企业创新治理方面实现协同效应。     

基于分类转移的盈余管理研究——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党组织对管理层行为和公司经营的影响是公司治理研究的重要内容。采用混合所有制企业数据,就党组织对分类转移盈余管理的治理效用及其影响机制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党组织能够通过现有的领导体制对分类转移盈余管理产生显著抑制作用,且这种抑制作用会因党组织嵌入企业的方式、企业股权性质和时间窗口的差异而有所不同。这一结果不仅验证了党组织在影响企业行为方面的重要作用,为明晰党组织在企业中发挥作用的路径以及党组织在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中的治理效用对比提供了有效反馈,而且丰富了分类转移盈余管理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为企业完善内部制度和消除制度诱因提供了有益探索。

     

避税对企业价值的“双刃剑”效应：多多益善还是适可而止?

税收规避对企业价值的影响一直是学者讨论的热点话题。基于2009—2019年上证和深证A股公司样本实证检验发现,当企业避税程度较低时,避税能够促进企业价值的提升,而当避税程度达到临界值之后,避税行为则会对企业价值的提升产生抑制作用;与此同时,避税对企业价值的促进作用区间要大于抑制作用区间,表明两者之间存在非对称的倒U型关系。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内部控制和政府补贴作为调节变量均能使倒U型曲线的转折点向左偏移,并使倒U型曲线更加平滑;同时,异质性检验表明,政府补贴的调节作用对非国有企业的影响更大。     

上市公司税收规避对现金持有水平及价值的影响研究

以2008—2016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根据税收规避和现金持有相关理论,探讨了税收规避对现金持有水平以及现金持有价值的影响。研究发现,税收规避程度较高的公司,其现金持有水平和超额现金水平较低;现金冗余和现金不足的公司,其税收规避程度存在显著差异;进一步检验发现,现金冗余的公司存在因税收规避程度提高带来的信息不透明和监管薄弱,从而诱发管理层机会主义问题,这也为企业利用税收规避寻租提供了证据;此外,由于代理问题的存在和我国税收制度的特殊背景,税收规避不会显著增加现金持有价值,同时股权结构在税收规避影响现金持有价值的过程中发挥了一定的调节作用,从侧面证明了公司治理机制的重要性。     

党组织治理、行业竞争与环境绩效

党组织以"双向进入、交叉任职"方式参与公司治理,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司治理制度.本文通过收集整理2007—2019年A股上市公司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的相关数据,研究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对企业环境绩效的影响.我们发现:党组织"双向进入"和"交叉任职"可以显著提升企业环境绩效的水平;行业竞争在党组织治理对环境绩效的影响中起正向调节的作用,行业竞争程度越强,党组织治理对企业环境绩效的提升作用越强.反过来,环境绩效的提升对企业权益资本成本起到负向作用,即党组织对环境绩效的影响将降低企业的权益资本成本.     

数字政府建设能提升政府治理能力吗?——来自发展中国家(地区)的证据

随着全面深化改革的不断深入，中国国家治理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如何进一步推进国家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现代化成为当前的重要问题。本文采用2008-2020年135个发展中国家(地区)的数据，以双向固定效应检验数字政府建设对政府治理能力的影响、异质性特征以及制度因素的调节效应。结果表明，数字政府水平对政府治理能力有正向促进作用，经过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异质性分析表明，在不同收入、不同区域的国家中，数字政府水平促进政府治理能力的作用存在差异。调节效应检验表明，在数字政府提升政府治理能力的过程中，制度因素起到了显著的负向调节作用。本文研究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加快数字政府建设，构建开放共享的数字政府；加大数字基础设施投入，提升公职人员数字素养；坚持制度创新与技术发展相结合以及创建政府、企业与个人良性互动的制度环境。     

市场化水平、信息透明度与企业价值

以深交所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采用Hansen面板门槛模型,选择市场化水平作为门槛变量,对信息透明度与企业市场价值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同时选取市净率和托宾Q值两个指标对实证结论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显示:市场化水平和信息透明度都与企业市场价值显著负相关,前者表明上市公司的治理效率并未因外部市场化环境的改善而有所提高,后者则验证了信息市场的"次品车效应";信息透明度对企业的市场价值存在显著的基于市场化水平的"双门槛效应",而且市场化水平可以很好地解释二者之间的非线性关系;随着市场化程度的提高,信息透明度对企业市场价值的影响存在由负到正的变化,说明在特定条件下,外部市场化环境不仅有助于提高企业的信息披露程度,更能提升企业的市场价值.研究结论为我国市场化改革中提升上市公司治理水平和提高政府监管效率提供了重要启示,同时也说明较高的外部市场化程度是完善我国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制度的重要保证.     

董事会非正式层级、投资效率与公司期权价值

利用2005—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董事会非正式层级对公司投资效率和期权价值的影响。研究发现,董事会非正式层级能够改善公司投资支出与投资机会的关系,提高公司投资灵活性,减少公司过度投资和投资不足等非效率投资行为。此外,董事会非正式层级能够提高公司的增长期权价值,即给定净资产,盈利能力较好公司的价值与净利润之间的凸增关系更明显。董事会非正式层级对公司清算期权价值的影响在非国有企业、政府补贴较少的样本中显著,表明政府对公司财务状况的行政干预降低了公司治理机制对公司清算期权价值的影响。研究对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和现代企业制度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前端污染治理对企业出口绩效的影响——来自二元边际视角的经验证据

前端污染治理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落脚点。基于中国工业企业和海关数据,利用双重差分法系统研究了前端污染治理对制造业企业出口绩效的影响及其机制。实证结果表明：首先,前端污染治理显著提升了出口企业的生产率,并且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仍然成立;其次,影响机制检验发现,前端污染治理并未显著促进企业创新,“波特假说”不能解释前端污染治理对制造业出口企业生产率的正向影响,而生产率的动态分解结果表明,存活企业间配置效应和退出企业效应是前端污染治理影响出口企业生产率的主要途径;最后,进一步考虑企业出口边际,前端污染治理通过生产率显著促进了企业出口的二元边际,并且这一促进效应主要体现在扩展边际与大企业、加工贸易层面。结论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中国如何从环境治理领域培育出口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来源提供了经验依据与政策启示。     

数字技术与政府治理有效性:来自285个城市的经验证据

政府治理有效性是对治理能力予以定量识别的重要参考。本文基于2003—2021年我国285个城市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数字技术对提升政府治理有效性的作用。研究发现：数字技术能够提升政府治理有效性。进一步将政府治理有效性细分为经济治理有效性和社会治理有效性发现,数字技术既能够通过要素流动机制让企业信息获取能力提升和重资产比重降低,提升经济治理有效性,也能通过政治参与机制增强民众政治效能感和政府信息处理水平,帮助政府提升社会治理有效性。在高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城市、适度数字人才集聚度城市、超特大城市、副省级以上城市、资源型城市以及市场化程度和财政透明度高的城市中,数字技术对政府治理有效性的作用更强。同时,数字技术对政府治理有效性的影响在东部沿海、黄河中游等人口密集地区显著为正,在西北地区显著为负。数字技术对政府治理有效性存在正向空间溢出,本地数字技术发展也能促进相邻城市政府治理有效性提升。对此,政府应制定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激励政策,加强民众数字素养教育,制定全国性的数字治理发展规划,构建地区间协同互通的数字政务体系。     

核心竞争力能够提升企业业绩吗？ ———基于文本分析的经验证据

采用文本分析方法构建了企业核心竞争力评价指标,在此基础上实证检验了核心竞争力对企业业绩的影响.研究发现:核心竞争力越强,企业业绩表现越好,该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下仍然成立.结合杜邦分析法模型研究发现,核心竞争力对企业业绩的影响主要通过提升销售净利率来实现的;区分核心竞争力种类后发现,品牌竞争力和技术竞争力对企业业绩的促进作用最大.进一步研究发现,外部竞争程度、内部公司治理及产权性质对核心竞争力与公司业绩之间的关系具有显著调节作用;当企业外部环境竞争越激烈,公司治理水平越好,企业产权性质为非国有时,核心竞争力对企业业绩的影响越大.研究为如何衡量核心竞争力提供了参考指标,丰富了核心竞争力经济后果以及企业业绩影响因素方面的文献,为管理层在竞争环境中如何促进企业发展提供了有益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