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民族电影”观念的初步建构——中国早期电影思潮(1905—1930)概论

中国早期影坛主要出现了五种电影思潮,即“教化”思潮、“为人生”思潮、“娱乐”思潮以及“为艺术”思潮、“革命”思潮。这是中国早期电影家、影评人和观众,对于电影与社会人生的关系,对于电影的审美特性、艺术表现、美学价值等的思考和探讨,体现出当时中国人对于电影的不同理解、阐释和认知。这些电影思潮伴随着中国早期电影的发展,而又在或相同或矛盾的“合力”推动下,初步建构了“中国现代民族电影”观念。     

卓别林与中国早期电影观念

中国早期电影不仅在影片摄制上努力模仿和借鉴卓别林,在"观念"层面上同样受到卓别林的深刻影响。卓别林"电影将成为人类之写真"和电影"归根结底都不过是一种对人的认识"的观念,让中国电影家、影评人和观众认识到电影应该表现真实的社会人生,认识到电影应该关注和描写人,促使中国电影观念在"现代"层面上前进一大步;卓别林喜剧片注重"有艺术价值的滑稽",又让中国电影家、影评人和观众懂得滑稽喜剧片的审美追求和价值。这些认识,对于中国早期影坛建构现代民族电影和电影观念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电影》与大后方抗战动员话语的“电影”建构

《中国电影》是抗战时期的大后方出版的唯一一本电影学术刊物,具有鲜明的专业性与权威性。内行办刊的编辑理念、“电影抗战”的编辑立场、灵活的编辑策略成为《中国电影》的编辑思想。在这种编辑思想的指引下,《中国电影》刊发了大量关于电影的功用、电影的国策、中国电影应走什么路线、农村电影的制作、纪录电影的价值、如何借鉴苏联电影经验等为主题的讨论,成为匡助大后方建构抗战动员话语的重要介质和战时“电影救亡”的缩影。     

简论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与现代国家建构——基于现代国家建构的理论框架

作为后发现代化国家,我国的现代国家建构面临着民族国家建构和民主国家建构两大历史任务;自新中国成立,民族国家建构目标基本实现以后,努力完成民主国家建构、实现国家民主化就成为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首要任务。因而,以国家民主化为重要目标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作为现代国家建构的重要手段和必要环节,不但不会危害国家政权建构和损害各主流社会阶层利益,还是巩固现代国家政权、保证各主流社会阶层长远和根本利益的基础和条件。     

国族观念与现代国家的建构:基于近代中国的考察

现代国家建立过程发生的政治讨论伴随着对旧制度的批判,而这种批判又总是试图建构一种相异于旧制度的权利观念,并进而为持有这些权利的政治主体提供理据和政治合法性。现代国家的建构理论深刻影响了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党人的宪政思想,期望通过"一国一族"的、以汉族为核心的国族的建构以建构民族国家。这种浓郁的种族主义不仅引发了边疆少数民族对"五族共和"的疑虑,也为帝国主义借机策动边疆少数民族上层人物"独立"提供了口实。是"五族共和"还是"五族一家",或许只是辛亥革命中的诸多问题之一,它引申出来的一个关键是世界的诸多思想在中国的实际情况下,能否站得住脚却是需要慎重检验的。或许,效法西方似乎并不一定意味着要摒弃历史遗产,但如何利用现代国家建构的政治经验来处理"自己的历史遗产"却显然是一个决定成败的重要关键点。     

论中国早期电影的自由精神

中国早期电影突破传统模式、打破封建牢笼,善于吸收西方先进文化中所体现的自由价值取向.从电影的选题、创作、以至宣传发行都是独立自由、勇于创新的.早期电影深受多元文化的影响,直接倡导自由精神,鞭笞落后反动的旧式习俗思潮,这一切为早期中国电影的发展注入了无限活力,对整个社会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郑正秋、张石川二元互补性与中国早期电影

郑正秋和张石川作为中国早期电影发展的代表性人物，在1913年联合拍摄了具有广泛影响的《难夫难妻》后各奔东西。在1922年，他们再度携手合作后才又拍摄出了产生广泛影响的电影。在这种“和则共生，分则俱损”的现象背后，德含的是郑正秋和张石川二元互补性特征对中国电影发展道路的校正，正是因了他们对电影属性的不同凸显和追求，使其电影观处于二元并存的统一体之中，形成了二元对立并互补的特点，从而使其拍摄的电影在思想艺术性和商业性之间获得了平衡，推动了中国早期电影的发展。     

左翼电影运动与中国电影的现实主义之路

30年代中国左翼文艺工作者涉足电影界促使中国电影艺术从观念、编剧到导表演、影评等发生了深刻变化。在观念上,它突破了早年的“影戏”说,使电影更趋电影化,并将早先着重娱乐、经营的思想转向电影与时代、现实的结合,使中国电影与新文艺合流,表现出厚重的时代感与历史感;在编剧上,从早先大多是生编硬造转向冷静、深刻的审视现实人生,剖析帝国主义铁蹄下的真实世相,并且在主题挖掘、形象塑造、艺术审美诸方面都达到了现实主义深度;在导表演艺术上,追求自然性、生活化;在影评方面,影评人主张艺术是客观现实的反映。这一切都表明,中国电影走向了现实主义的道路,现实主义已成为中国电影的主流。     

"电戏"的最初输入与中国早期影坛--为中国电影百年纪念而作

19世纪90年代,"电戏"传入中国.1897年9月5日李伯元所办的<游戏报>发表了我国第一篇"电影评论"文章.1905年秋,由北京丰泰照相馆拍摄了中国第一部电影<定军山>的片断,至今已整整100年.中国早期电影工作者主要与通俗作家合作编剧,拍摄一些中国广大市民喜闻乐见的"默片",但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注意电影的教化作用.1931年由中国电影工作者、进步的新剧艺工作者与通俗作家通力合作,拍摄了中国第一部有声片<歌女红牡丹>.在"9·18"、"1·28"后,中国民众的抗日情绪空前高涨,促使我国的电影事业在国难声中很快步入了一个左翼电影主潮期.     

国防电影与左翼电影的内在承接关系——以1936年联华影业公司出品的《狼山喋血记》为例

1936年中国电影界兴起的国防电影运动，既可以看做是左翼电影在新时期的新面貌，也可以视为左翼电影的强行转型，二者间存在着紧密的内在联系。艺术成就的相对不足，无损于国防电影的伟大的贡献：从世界现代史的高度，培养了底层民众视角的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观念。     

论中国早期商业电影的崛起与发展

中国早期商业电影是中国电影史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中国早期商业电影在影片观感、影片艺术成就、商业运作模式等方面虽有沿袭欧美电影的痕迹,但是自成体系的发展格局已经成为商业领域的一只瑰宝,中国早期商业电影的成功是历史变革过程中值得思考和商榷的重要问题,也是窥探中国历史变革中商业发展的门窗。时代在变,中国商业电影的传承未变,精神未变,依然焕发着恒久的魅力。     

论中国早期“为人生”电影思潮

电影"为人生",是中国早期影坛一个重要思潮。"长城派"认为"戏剧(影戏)就是人生的缩影",主张摄制"问题剧"以"移风易俗,针砭社会";"神州派"认为电影是"宣传文化之利器,阐启民智之良剂",注重电影与人的精神情感的关系而追求"于陶情怡性之中,收潜移默化之效";洪深和欧阳予倩认为"影戏为传播文明之利器",强调"艺术家对恶劣之生活,既负有攻击改善之责";以及他们强调影片摄制必须剧本善、宗旨正、描写真实,强调银幕艺术"惟美最能动人",强调电影是综合艺术、"摄影是影片唯一的生命"等等,对于电影"为人生"和如何"为人生"都有深入阐述。     

百年凝聚:近代中国民族国家的认同建构

自19世纪鸦片战争爆发至20世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百年历史中,近代中国的民族国家认同建构大体经历了古典王朝国家认同危机、具有近代意义的民族国家认同初步确立、地域认同对国家认同的"挑战"和民族国家认同建构完成四个阶段。不同的历史阶段,具体的政治、社会与文化情势决定了当时国家认同之情状及其变化。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近代中国民族国家认同建构的最终完成。     

阅兵仪式与中国国家形象建构

阅兵仪式蕴涵着固定的形象象征意义,作为一种仪式结构其具有严密的程序性,阅兵仪式的每个步骤也有特定的形象展示目的。阅兵仪式具有很强的形象功能,体现在聚焦功能、表达功能、强化功能和感染功能,这也是阅兵仪式之所以能够成为国家形象建构的平台和载体的重要原因。国家形象是由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等多种形象要素构成的国家实态反映。借助阅兵仪式建构国家形象,有效地增强了国际社会对我国的认同和认知,也极大地提升了我国的国际影响力。     

乡土社会的政治整合：中国现代国家建构论

国家建构理论关注现代国家作为唯一政治共同体形态对于社会权力的有效整合与渗透。在农耕帝国遗产即政治权力二元性、社会结构离散化历史背景下,中国现代国家建构最终成于深刻性农民革命所带来的社会国家化过程。现代政党主导的社会动员和组织化改造与现代国家建构过程中的社会国家化有其内在一致性。无产阶级政党通过社会革命整合乡土社会,生成组织化权力形态、垂直型动员汲取模式以及党政合一的科层体系,构成政党国家得以建立的基础性国家能力。同时,政党国家通过一系列国家化运动逐步改造乡土社会的基本形态,使得政党国家与乡土社会的关系高度连接和趋于一体化,并通过政治制度化和国家社会化来实现革命以后国家的持续性建构。     

论中国早期电影中的“孤女”形象

20世纪30年代,张惠民的《雪中孤雏》(1929)、朱石麟的《孤城烈女》(1936)、吴永刚的《神女》(1934)等等女性电影不同程度地反映了女性面对新旧交替的时代的困惑和迷茫。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主人公都是以“孤女”的形象出现的,在中国早期电影中这也许是一个巧合,但也是一种必然。     

中国的好莱坞梦想——中国早期电影接受史里的好莱坞

从“荷莱坞”、“荷来胡特”、“花坞”到“好莱坞”,中国人心目中的Hollywood逐渐演变成美国电影的代名词和一个流光溢彩的梦幻天堂。好莱坞的中国影迷,在物质迷恋和感官慰藉的层面上走近好莱坞。但在1949年以前,中国电影仍然企图通过各种途径,向好莱坞学习并寻求与好莱坞之间的对话与合作,进而试图在中国境内建立另外一个“好莱坞”,最终实现中国的好莱坞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