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颉刚对“古史辨”的自我反思

顾颉刚在"古史辨"兴起的学术渊源、研究内容、学术宗旨等问题上,都有自己的看法或反思.他认为,"古史辨"之兴起乃是多种因素的汇合,是古与今,中与外交融的学术结晶,即怀疑的精神和历史演进的方法;"古史辨"即史家的考辨古史,所辨内容是伪书、伪事、伪史,三者不可割裂;"古史辨"是一项长期的、开放的学术事业,有它自己的路径和旨归,破坏是手段,建设才是目的.     

顾颉刚的古史与民俗学研究关系再探讨

顾颉刚的古史研究与其民俗学研究之间的紧密关系一向为学界公认。受限于顾颉刚的自述,这种关系常被单向度的理解为其民俗学关注启发产生了用故事的方式阐释历史的视角。顾颉刚的孟姜女故事研究,实际上是其古史研究思路成熟和变化的直接产物。顾颉刚层累地造成的古史方法内部本有辨定真伪和追究流变两个不同取向,1924年前的古史辨讨论中,顾颉刚多取前一取向,后在胡适点拨下,转向追究流变。这一变化不仅使他跳出了与刘掞藜等人的枝节纠缠,而且促使他写出了《孟姜女故事的转变》。通过这一转向,顾颉刚的史学和民俗学研究中也纳入了全新的民众观。     

顾颉刚古史"层累说"评析

顾颉刚先生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是对古史形成规律的科学阐述,这一理论符合唯物史观的原理和实践;将某些不见于较早古书的说法视为不可靠的后起之说,视为不存在历史素地的"伪史",应是科学的;所谓"走出疑古"的说法是值得商榷的.     

如何认识“民族”和“中华民族”——回顾1939年关于“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讨论

在1939年《益世报》的《边疆周刊》上,顾颉刚先生在他发表的《中华民族是一个》一文中明确提出:我们从今以后要绝对郑重使用‘民族’二字,我们对内没有什么民族之分,对外只有一个中华民族!在这篇文章发表后,在学者中引发了一场争论,特别是费孝通先生明确表示不赞成,认为中国内部存在许多民族。近年来,我国学术界也出现了对于56个民族是应当继续称为民族还是改称族群的争论,甚至有人提出废弃中华民族的提法。通过简略地回溯20世纪30年代末的这场关于中华民族的讨论,认为这场讨论对于当前关于民族定义和是否保留中华民族提法的讨论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顾颉刚的经学与史学

顾颉刚先生一生有志于经学研究,推崇今文家的研究方法,又认同今文家的辨伪观点,主张古史研究以至于考古学、古文字学、社会史、民族学的研究都要由经学入手,所以虽然他不是经师,但确实是走了经学的路子。但“以今文打破古文、以古文打破今文”或“超今古文”之说,实际上是两难成立,在今古文两方面均少有创获,反而连经学原来据有的高度也难于保持,致使其学术境界下滑到了史料学的层面。     

“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及其修辞

文章旨在就顾颉刚先生《古史辨》第一册的生产语境与编纂形式对《古史辨》进行重新解读。语境分析部分,由顾颉刚、胡适和钱玄同据书信讨论构成的学者小社群,进而到"古史辨"派与其反对者的论争,随着语境分析的扩大,从而呈现理解《古史辨》的不同维度。此外,笔者认为编纂形式本身亦可视作一种文本,而《古史辨》以书信体为主的编纂形式则极具编纂者的良苦用心,对这种独特的编纂形式的解读或可透露出零星隐秘的信息。     

民族现象的自我实现预言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的理论自觉——以顾颉刚的民族思想为中心

自我实现预言广泛存在于个体和社会领域,在族群和民族现象中的影响尤其突出,这就要求民族研究要有高度的反思性和理论自觉意识。以顾颉刚为例,他对个体、社会、历史层面的自我实现预言有深刻的认识,对民族现象中自我实现预言机制,尤其是对中国大一统和华夷一体的传统文化精神在中华民族形成中作用的认识也经历了逐步深入的过程,这种认识促使他放弃“古史辨”的民族话语、方法和立场,自觉地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当时中国民族国家的现实政治相结合,并提出了“中华民族是一个”理论。顾颉刚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的理论自觉,仍是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的典范。     

试论钱玄同对顾颉刚的学术影响

钱玄同、顾颉刚均是“古史辨派”的领军人物,而钱氏曾在基本精神和具体主张上给予顾氏精心指导。他不仅一再鼓励顾氏“疑古辨伪”,并启发顾氏从“辨伪书”拓展到“辨伪事”,从“辨伪子”、“辨伪史”发展到“辨伪经”,而且不断号召顾氏打破“今古文”的壁垒。此外,他还从许多方面丰富了顾氏的“古史辨”学说。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钱玄同是“古史辨派”的灵魂人物。     

从“一个”到“多元一体”——关于中国民族理论发展的史学史考察

抗日战争初期，顾颉刚在昆明《益世报》创办《边疆周刊》，并发表文章《中华民族是一个》，从而引起众多学者的争论。因为战争和政治的原因，这个讨论没有充分展开，但为以后民族理论的发展打下了一定的基础。新中国成立后，民族学者、历史学者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指导下，运用现代人类学、民族学理论，结合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在民族理论、历史理论方面提出了富有创新意义的见解，尤其是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民族理论和白寿彝“多种形式的多民族统一”的历史理论，高屋建瓴地揭示和概括了中华民族的特点及其形成、发展的规律，反映了中国民族理论的日趋成熟。     

从中国历史脉络认识“中华民族”概念——“中华民族”概念百年发展史的启示

百年来,梁启超、顾颉刚、费孝通对"中华民族"概念的阐释不但影响巨大且有标志性意义,也为我们留下一笔宝贵财富。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今天,我们可从中获得怎样的思想资源与启迪?三位前辈学者阐释"中华民族"概念学术脉络与学理路径有一个共同点——均立足于中国整体历史观、从中国历史脉络阐释"中华民族"概念。恰如费孝通指出:"民族是属于历史范畴的概念。中国民族的实质取决于中国悠久的历史。"中华民族说到底是历史上民族融合的产物,具有混合、交融的特性,是由"共同历史记忆""共同命运"与"共同未来"联结起来的民族共同体。唯有从中国历史脉络才能真正认识和理解"中华民族"概念。这是百年来三位前辈学者留给我们的重要启示。     

试论顾颉刚与考古学的关系

古史辨运动促进了中国考古学的发展,而作为领导者的顾颉刚也十分关注考古学的研究成果,尽管他的主要精力放在考辨古史、古书上,但对于推进考古学在中国的建立和发展,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这包括对考古学的重视、从事田野调查及鼓励发掘等,所有这些都为考古学的大发展做出了贡献。     

“五四”功过管窥——以比照王国维与顾颉刚的古史观为视角

评价＂五四＂,从一定程度上讲也是在评价传统。顾颉刚对王国维虽极其崇敬,然未必得其心志,在古史观上要逊色许多。在王国维看来,中国古史有一种内在的精神,是中华民族文明的源头,因而对中国之古史应是怀有一种温情与敬意的。     

顾颉刚与中华基督教会在西南边疆的社会服务运动——以顾颉刚日记为中心的考察

史学家顾颉刚是民国时期边疆研究的重要引领者,曾参与中华基督教会边疆服务运动并为其创作边疆服务团团歌。顾颉刚在成都期间与边疆服务运动相关各界人士的密集接触,是其学术交游和社会往还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其参与边疆社会实践的重要例证。团歌所表达的思想内涵,是其国族关怀的夫子自道。     

“走出疑古时代“的顾颉刚史学研究

对顾颉刚先生的史学成就及影响的研究与评述是中国" 20世纪学术史里的一个中心问题". 20世纪 90年代以后,随着顾颉刚读书笔记、年谱、各种遗著的陆续出版,多部生平与学术传记的问世,进行全面研究与评价的条件日益成熟;同时由于田野考古的丰硕成果和中国古史研究的不断深入,"走出疑古时代"口号的提出又使这一研究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总的来说,研究者在批评顾颉刚疑古过甚的同时能充分肯定其在思想解放和新史学建立中的重要作用.很多研究者进一步把研究的着眼点放在了对顾颉刚学术思想渊源及形成过程的梳理、其史学观念、史学理论与史学方法、顾颉刚与同时期其它史学家的比较研究等方面,从而形成了一个比较广阔的研究领域.     

浅析费孝通先生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论

费孝通先生以史学的视觉梳理了中国历史上各个民族变迁的脉络 ,又用社会学的理论界定了各个民族所具有的共性和差异 ,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观点。该观点既是对我国特定历史的经验总结 ,又是对当时社会现实的客观反映 ,必将对我国的民族政策和民族问题带来深远影响。     

论顾颉刚的"由经入史"说

顾颉刚从经学中走出,怀抱求真之旨进入古史研究.顾颉刚以特有的"古史辨"方式整理国故,实际上是以历史的眼光在求真意义上对传统经学进行彻底的批判.传统学术视经学为正统,旧的古史观念和意识形态均以经学为固守的阵地,不对经学彻底清算就不可能有真的古史.所以,他提出"研究中国古史必由经学入手","改经学为史学"."由经入史"说在顾颉刚的学术中处于核心地位,理解这一点,有助于对顾氏之学的完整把握.     

“尧舜禹抹杀论”与“古史辨”中的“疑古”思想——以白鸟库吉与顾颉刚对《禹贡》的考辨为中心

白鸟库吉是日本东洋文献学派的创立者,提出了著名的“尧舜禹抹杀论”.他带领其弟子对中国史展开了广泛的研究,并在中国东北史和朝鲜史研究中取得丰硕成果.顾颉刚是中国“古史辨”派的领袖,首倡民国“疑古”之风,后创办《禹贡》半月刊,掀起中国边疆史地的研究热潮.二者的研究似乎存在诸多相似之处.同时,二者学术起源之“疑古”观念亦存在某些共性特征.本文以顾氏与白鸟氏对《禹贡》的考辩为出发点,比较二者“疑古”思想的学术渊源、辨析方法与观点倾向,试图探究二者在学术上是否存在承继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