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十七年”文学英雄叙事的发展脉络

在“十七年”文学中,英雄叙事一直是非常重要的文学叙事形态之一。“十七年”文学的英雄叙事基本上可以划分为泾渭分明的两条发展脉络：其一是在主流意识形态的制导下,在显形层面上展开英雄叙事,其承继了《讲话》以来获得认可的美学风格,在阶级斗争或民族斗争的对峙中凸现外在的交锋;其二是在主流意识形态的框架下,糅进了个人化的审美情调,使英雄叙事在大体上满足主流意识形态规范的同时,传达出了属于个人的审美情趣。“十七年”文学中英雄叙事的这两大发展脉络,从不同的向度弥补了各自的不足,具有重要的文学史价值和意义。     

“反英雄”：西方文学叙事从“典型”到“类型”的现代转换——兼论自然主义和现代主义的关系

自然主义作品中人物形象的基本表现形态已经不再是在“典型环境”中产生的“性格典型”，而是源于生命本体的“气质类型”。这既是传统“性格典型”开始瓦解的起点，同时也是现代主义叙事中那种往往体现为“心态”的人物“类型”的开端。在传统西方文学叙事所带来的卡通式的人物世界，里面满是傀儡、木偶般的“英雄”“巨人”；在自然主义文学叙事中，“英雄”陨落了，“巨人”坍塌了，西方文学在人物形象内涵上的现代演进，显然也是从自然主义文学这里开始的。     

“佳人才子”叙事策略的新构——晚清与明治政治小说的叙事比较

“佳人才子”叙事本是中国传统文学中描写男女爱情的主要叙事策略,传入日本后被明治政治小说的作者接受、借用,并根据本国的需要进行了变革。变革后的“佳人才子”叙事成为明治政治小说的代表性叙事策略,这一叙事策略又被晚清政治小说的作者吸收,并在晚清本土文化中再次实现新的文化生长。“佳人才子”叙事成为晚清政治小说和明治政治小说共同采用的叙事策略。从文化关系上可以将这一过程视作“佳人才子”传统叙事模式的现代回迁。     

叙事的裂变

当代写作正发生着某种深刻的变异。“个人式写作”作为先锋文学的叙事法则 ,通过语词游戏和叙事革命 ,走向 80年代的“宏大叙事” ,然而最终耗尽了解构的冲动与热情 ,失去“所指”———政治与道德的文学承诺的焦虑 ,使“个人式写作”再度裂变为“欲望化叙事” ,并成为当下诸种“新小说”普遍的叙事特征。叙事的衰变昭示出当代文学精神的流变和困境     

在主流意识形态制导下的十七年文学英雄叙事

随着主流意识形态在全国的支配地位的确立,十七年文学的生产被纳入到了国家的政治轨道上来,文学也就从私人话语转变成了国家权力话语。这就要求作家的文学创作要自觉地纳入主流意识形态已经规范好的框架里,这就会使主流意识形态以及与此相应的文化政策内化到作家思想中,成为他们创作中的定律。十七年文学英雄叙事,尽管其生成的文化语境一直被主流意识形态紧紧钳制着,但在坚持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作家努力下,还是获得了较大的文学成就。     

甘肃联合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本期要文导读

论《史记》中的“烽火爱情”叙事 丁万武,王俊杰 《史记》不仅尽情鼓荡英雄们的风云之气,还演绎了几出儿女风情的好戏。作者认为,“霸王别姬”是风云气兼儿女情的不朽之笔,它演绎了“战争与爱情”,“英雄与美女”,“生存与死亡”三对文学母题。“弱女子勇救落难公子的爱情佳话”,以战争为故事展开的背景,是两情相悦的风情喜剧。对“红颜祸水”进行的政治道德上的口诛笔伐,其中的普世性的爱情不能一概被抹杀。     

再论台湾文学“乡愁”的叙事类型

台湾20世纪50年代后,文学“乡愁”强烈地显现出“遗民”内生性“故乡原型”的原始驱动力和顽强的中国民族意识。台湾文学的“乡愁”演绎着对中国文化之“根”的追寻和民族国家认同之思。分析台湾“乡愁文学”中的遗民情结,并由此影响两蒋时期在台湾岛内外社会政治因素关照下的“故乡原型”意象在文学“乡愁”中的独特存在,揭示台湾“乡愁文学”叙事中,“战斗文学”面具下“怀乡”的“乡愁”叙事、“女性文学”凄美牵魂的“乡愁”叙事和“无根”文学在原乡时空叙事下“乡愁”的国家认同。     

“三生万物”与《哈利·波特·三兄弟的传说》——兼论杜贵晨先生的文学数理批评

《哈利·波特》存在着多“三”现象,其叙事的“三事话语”、“三极建构”、“三复情节”生发了作品的哲学意蕴、人物行动位及由行动位与叙事功能项建构的深层叙事结构、英雄成长意旨等。老子的“三生万物”可谓是数字“三”建构作用的精炼概括。尽管杜贵晨先生的文学数理批评术语从名称的提炼、规范到界定还有雕琢的空间,但其方法与术语的独到性与便利性却是不容置疑的。     

“解严”后台湾家族书写的特征与意义

台湾政治“解严”后所形成的多元文化语境使得文学表述及叙事的多样性成为可能,家族书写也以自身的叙事样貌展现了台湾社会文化观念的变迁及文学典律生成与发展的形态。通过分析具体作品,可以发现“解严”后台湾家族书写在讲述家族故事的角度和方式上有其自身的特征,将言说家族的方式放置在文学语境与文化观念的变迁之中考察,则可从更深层面探讨再现家族的意义、叙事价值及家族书写在台湾文化语境中的存在意义。     

此前空白的空间——麦尔维尔南太平洋绘图中的真实与叙述形式①

麦尔维尔在太平洋不同海域的经历对其文学创作产生了极大影响,促使他实现从个人叙事到宏大叙事的转变。麦尔维尔需要一种新形式以实现“讲述真实”的目标,而这成为他对世界系统进行文学绘图的基础。他的绘图焦虑迫使他探索地图上的空白空间,在那些他 “真实地方”的版图外区域寻求真实,并试图找到一种表征形式,以使自己成为“讲述真实的伟大艺术”的大师。太平洋为麦尔维尔提供了一个地理空间,可以揭示“综合性真实”,包括政治的、科学的、美学的世界,并展现了他在统一形式与内容上的努力。他对空白空间、真实地方和文学表征的兴趣,既开启了他关于世界系统中权力关系的哲学思考,也开创了《白鲸》独特的文学形式。     

红色理性与革命史诗

红色理性是一整套指导中国民主革命实践的理论和原则,其核心内涵即“暴力革命论”,深层内涵是以全人类为本位的人道主义。它与政治理性和人文理性存在着错综复杂的区别和联系,对革命战争文学文本的叙事方式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与革命战争波澜壮阔的生动历史相契合,它使得文学创作普遍产生“史诗性”的追求动机;在它的强大制约下,宏大叙事长期占据着革命战争文学乃至十七年文学的统治地位,红色文本成为压倒一切的强势文学。剖析红色理性对宏大叙事结构形成的作用机制有助于进一步开掘革命战争文学的创作规律,为革命战争文学研究提供新的方法论。     

“宏大叙事”的解构——新写实小说的审美特征

新写实小说对“宏大叙事”的基石英雄主义、理想主义进行了解构,它从大写的英雄转向小写的凡人,从形而上的精神、理想,转向形而下的世俗、生活,将为宏大叙事所否定、批判、与“远大的目标”“伟岸的英雄”完全无关的日常生活和普通人物放在了文本结构的中心位置上,向人们展示了一幅琐屑平庸、缺乏诗意的人生图景,表现出了一种后现代主义的审美特征。这在对宏大叙事主导下精神至上的写作立场进行反思、批判,为文学开拓更广阔的叙事空间之同时,也消解了在文本中建构精神、理想,表达形而上、超越性思考的可能。     

红与黑——论十七年文学中的匪色想象

十七年文学出于对革命意识形态的绝对捍卫,对土匪的想象缺少了民固时期作品的丰富性,其匪类叙事反映了主流意识形态对于文学匪色想象的绝对控制和规训.然而传统英雄侠义现的根深蒂固以及古典英雄传奇叙事模式的影响使匪色想象逸出意识形态的控制,塑迫了新的类型形象——具有匪性气质的革命英雄人物.同时在十七年文学中还存在一个异数——那就是诗人郭小川的叙事长诗<一个和八个>.它体现了选出秩序之外的个性化匪色想象,也使诗人因此受到严厉的政治批判.     

党的文艺路线调整与伤痕文学的生成

从新的知识立场重审伤痕文学已成为新时期文学研究的一个新空间,但人们多探究伤痕文学与文革文学在叙事形态上的相近性,而伤痕文学摆脱文革文学模式并成为新时期文学序幕的社会原因并未获得充分研究。从文学的社会生产角度看,伤痕文学是党的文艺路线调整的结果,它逐步实现了文学政治意识形态叙事向个人叙事的转型,逐步完成了跟文革文学叙事风格的历史断裂,从而拥有了自我的当代文学史的特质及意义。     

巴金五十年代英雄叙事再解读——中国建国初期历史叙事论之一

巴金五十年代的英雄叙事,通过如对祖国、和平、人民等中心话语的认同,使其和主流意识形态获得了同构性.这是巴金的英雄叙事之所以受到主流意识形态认可和推崇的内在缘由.但在其同构的背后,他们赋予这些话语的意义却截然不同.巴金以其无政府主义中的某些理念,整合了主流意识形态,并置换为自我意义上的话语,这又使巴金的英雄叙事具有了异质性.巴金的英雄叙事的"异质同构",使其英雄叙事获得了独立的美学品格,这表现为无政府主义文化视阈下以人为本的人文情怀,蕴涵着对于战争中的个体命运的关注.这一文学精神无疑是对五四文学精神的承接.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五十年代后期到六十年代初期,巴金的这一文化立场逐步为主流意识形态所取代,并最终在全民失却理性的狂热思潮下,放逐了自我既有的异质性,与主流意识形态趋于"同质同构".巴金的英雄叙事既有的鲜明个性也失落殆尽.     

英雄主义文学的失落与呼唤

英雄主义文学的兴起适应了我国５０年代至６０年代社会主义事业的需要。由于极“左”路线的干扰，英雄主义文学创作中的一些弊病并没有及时纠正。发展到文革十年，英雄主义文学走到了极端，失去了读者．进入新时期，社会政治、经济的变化，加之文学社会功能的全方位实现等因素，英雄主义文学并没有得到作家的重视和读者的青睐．但时代需要英雄，文学也应呼唤崭新的英雄。     

《隋史遗文》：明清之际隋唐讲史题材的新变

在讲史小说的发展过程中，对同一段历史题材的文学演绎，因不同时代、不同作家可以表现为不同的主题，隋唐讲史小说典型地体现了这种特征。《隋史遗文》把视线从帝王转移到乱世英雄，它叙述的中心由帝王将相置换成草莽英雄，使得长期流传的瓦岗寨英雄传奇故事有了一个鲜明独特的政治道德指向。究其要旨，是在宣扬英雄处于乱世要善于择主，不可拘于“从一而终”的名节观念。追溯《隋史遗文》的成书及成书后的演变过程，不仅可以勘察讲史类小说叙事模式、演义中心等的变化轨迹，也可由此考察一个特殊时期文人政治、文化心态的生态特征。     

论现代儿童小说中政治至上思想与儿童的“伪成长”

政治至上思想是中国现代儿童小说的无奈选择,是左翼革命文学与时代的产物,其虽然能使作品更具鼓动力、战斗力,但却因此而削弱了文学之所以成为文学的文学性、艺术性.政治至上思想的来源就是与“五四”启蒙主义相对的“民粹主义”,其在革命文学中的体现就是文艺大众化,期望用文学的力量让大众走向自省、自觉争自立.用文艺创作配合革命进程的政治至上思想使儿童小说中儿童的觉悟变得非常突兀,其成长也不那么切合实际,“伪成长”成为其主要特征.     

党的文艺路线调整与伤痕文学的生成

从新的知识立场重审伤痕文学已成为新时期文学研究的一个新空间,但人们多探究伤痕文学与文革文学在叙事形态上的相近性,而伤痕文学摆脱文革文学模式并成为新时期文学序幕的社会原因并未获得充分研究.从文学的社会生产角度看,伤痕文学是党的文艺路线调整的结果,它逐步实现了文学政治意识形态叙事向个人叙事的转型,逐步完成了跟文革文学叙事风格的历史断裂,从而拥有了自我的当代文学史的特质及意义.     

作为政治话语的1958年“新民歌运动”

1958年的“新民歌运动”是在新中国特殊的政治意识形态背景下出现的。从其开始之初,即没有按照文学特有的规律和轨迹向前发展。作为文学话语,它已经失去了文学所应具备的审美属性,但是作为政治话语,它却使得自身借助于文学话语的形象表达方式实现了意识形态的宣传策略。不仅如此,民歌所蕴含的丰富的民间意识形态,在以文学话语面貌出现的强大的政治话语面前被主流化。另外,民众的广泛参与也使“新民歌运动”以政治话语的身份参与到政治节日化的日常社会生活中来,从而显现着一个时代的生活特色和精神特色。政治话语借助于文学话语的力量巩固了当时的意识形态,但文学话语却陷入了尴尬的境地,久而久之,文学话语失去了独特的、永恒的魅力,政治话语也失去了在日常社会生活中所应有的积极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