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文化实践冶的网络民族志———研究者的视角与阐释

互联网和新媒体的发展让人类学家的“田野”不再局限于固有“方位”和实体空间,而逐步拓展至网络虚拟空间。 在网络空间中,研究者不仅是网络文化的“亲历者”和“参与者”,更是对社区和研究对象做出积极贡献的“创造者”。 作者以自己的田野经验和个案研究为例,将网络民族志视作研究者与研究对象共同进行的“文化实践”活动。 这样的研究视角和以往网络民族志相关研究较为不同。 同时,研究双方于网络空间中的“共在”,使得研究者在研究方法、参与度及个人情感投注等方面都发生变化。 由此,作者提出,在网络民族志研究中,研究者作为观察者和文化创造者的双重身份得到凸显。 此外,网络民族志中的田野更具“流动性”,民族志文本的写作也将面临新的挑战。 通过该研究,作者认为,从研究者的视角深入剖解和讨论,不仅在于了解网络对研究过程所带来的影响,还在于把握研究者如何面对网络世界,如何阐述自己。 而从更为广泛的意义上说,这样的研究思路也可以帮助我们重思网络空间赋予社会科学研究的意义。.     

大众传播学受众研究的文化途径

文化途径源于人文科学的批判理论、文学批评和文化研究。它抛弃了“文本的权力”,抛弃了从属阶级不可避免地要服从于资本或国家控制的媒介权力的观念,专注于对受众从媒介文本获取意义及受众媒介使用经验的研究,其研究方法是定性的和民族志学的。文化途径与传统主流途径的互补与互动,是今后传播学及受众研究的发展趋势。     

媒介传播中的“效果断裂”现象研究

媒介的效果不仅仅是媒介与受众、媒介与效果之间关系问题,也是媒介的效果与效果之间关系的问题.从媒介—效果间性向效果—效果间性(inter-effectuality)的转换视角,要求加强对媒介传播中“效果断裂”的重视和系统研究.传播的效果断裂具有表层效果模式、潜在效果模式等典型的运作表现形态,与媒介的潜功能、受众主体非一致性具有重要的机制关联,具有构筑维持文化稳定的“文化安全阀”、缓冲文化传播的强效果、生成和维系“隐性意见”等社会文化功能.     

马克思主义实践论视域下人类学的 知识生产与文化实践

人类社会的存在和发展自始至终就是一个实践的过程,人类在实践中生产知识、创造文化。传统人类学以遥远的与“欧洲中心文化”具有明显差异性“非西方”的“原始社会”或“土著民族或族群”社会文化研究而著称。伴随研究范式和理论格局的拓新,人类学研究的“田野”不再是纯粹“远方”的“他者社会”,“田野空间”亦从地理空间范畴延伸到文本空间、口述传统及网络虚拟社会空间等非地理空间范畴,人类学者不断游走于“自我”与“他者”之间的文化丛林中观他以视自我,运用田野工作和民族志书写来进行着自己的知识生产、文化实践和理论建构。与此同时,人类学者对传统田野工作与民族志书写的真实性、客观性、权威性与科学性进行反思与批判,推动着文化人类学理论范式和工作方式与时俱进,凸显时代特性。     

网络民族志基于研究者身份的伦理关系

民族志一度是研究者专业生产他者知识的手段与途径,但在反思传统与顺应新潮流——互联网的基础上,我们发现,一直以来研究者自己也是民族志的研究对象,互联网兴起之后,这种倾向更加明显.网络时代的到来促使研究者的身份发生了显著转变:由自己是主体,被研究者是他者,转变为双方是平等的交互主体;由认识主体转变为实践主体;由主动的实践者转变为静默的潜伏者等.网络民族志中研究者身份的变化,为新的研究伦理关系的出现开辟了道路,即研究者与被研究者既是学术研究的手段,也是学术研究的目的.     

生存环境与文化适应--怒族社会-文化的文化生态学解读

从人类学的视角,以田野调查资料为基础,通过对怒族社会-文化的文化生态学解读,结合文化生态学与怒族传统文化的“文化核”和文化适应的关联性研究,认为云南怒族的传统生存方式的产生和存在自有其内在必然性。进而提出了特定民族生存环境与文化适应的关系问题。同时,在方法论上使田野调查和民族志知识加以必要的深化,上升到对特定民族文化的深刻理解,以及对各种旨在改变他们命运的意图和行动的科学考量。     

中华传统文化与广告伦理探析

中华传统文化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方式与行为方式。广告本身是一种文化现象,深受传统文化的影响。无论广告人在创作策划广告时,还是受众在接受广告信息中,无不渗透着传统文化的影响。随着媒介技术的发展和广告手法的日新月异,当代社会出现了许多有伦理争议的广告现象,而且许多已经超出了法律的管辖范畴,其中与传统文化的影响有着密切的关系。文章着眼于传统文化对广告伦理的影响及相互之间的关系,分析了遵循与突破、传统与现代、正面与负面的广告误区与表现,主要包括:广告的失真与夸大,比较广告中的伦理,倡导性广告的伦理,针对儿童与妇女的广告伦理,媒介外溢引起的广告伦理界定等。由于伦理问题本身的敏感性和多重标准,文章认为要根据时代的变迁来适度地认识广告伦理问题,以提高华人广告的传播效果。     

跨界与批判:当代西方教育民族志的新视野

不同时代赋予教育民族志不同的研究主题,从而生成了相应的理论框架和方法论,指导着相应时代的教育研究与田野实践。传统的教育民族志在关注经典教育问题时依然有效,但无法处理教育田野中"移动-流动"的图景。因此,教育民族志需要跨界的眼光,发现不同场域之间形成的联系,以批判的方式审视组织机构中"隐性的不平等"。在全球化时代,教育民族志的跨界性与批判性成为理解教育中国际与地方、宏观与微观关系的新视野。     

独白，还是对话？——民族志叙述声音分析

传统民族志将作者视为当地文化的代言人,民族志作者拥有绝对的话语权,因而叙述声音呈现出独白的特点。事实上,合作与对话是田野中存在的现实。一方面,人们寄希望于“对话性文本”的写作来克服民族志作者的独白对于田野对话的遮蔽。另一方面,民族志作者又不能放弃话语的最终编排权,“对话性文本”同样要由作者来确定最终的呈现方式。就此而言,完全不受作者独白制约的对话只是革新者的乌托邦梦想。     

人类学田野研究的几点思考

田野工作是人类学研究的基础,是人类学与其他学科区别的标志。本文从田野研究的意义、田野研究的局限、本土研究的定位三方面对这一基础性工作进行了思考,内容涉及异文化民族志研究、主客位观察、民族志撰写与传统文化真相以及后现代主义民族志学等当前人类学界争议颇多的议题     

虚拟认同的文化根基——基于布依族网网名的考察与诠释

网络社会的崛起,直接影响了我们的社会生活和文化认同。通过对布依族网的考察,可以发现在网络中做田野与传统民族志方法有进入社区的方式、调查时间的限制、获取材料的途径等方面的不同;尤其是对网名的文化诠释,文章认为虚拟认同是指在网络的虚拟社会里,存在着强烈的民族认同意识,这种认同既以虚拟网络为载体,具有新的文化呈现,又建立在现实世界的文化基础之上。其特点是直接表达对民族的认同。     

论现实民族志方法的源起——以马林诺夫斯基的三次民族志实践为例

马林诺夫基斯两次基里维纳岛民族志实践与麦鲁岛民族志实践,存在四个关键不同:1、前者带着问题意识和理论准备进入田野,就像科学家带着理论假设进入实验室一样,以增强研究的针对性和深入性,而后者是泛泛收集资料;2、前者"到达"田野并"进入"田野,强调参与观察,通过体验性认知达到深入理解,而后者仅"到达"田野,主要依靠访谈,以外部视角看待研究对象;3、前者掌握"土著"语言,深入理解被研究者的文化,而后者依靠翻译开展调查;4、前者革新民族志写作方式,交代田野工作背景和理论预设,将田野笔记与民族志有机结合,而后者只是田野资料的简单罗列。基于此,笔者认为,马林诺夫斯基发明现实民族志方法,既是其理论背景的延伸,更是田野实践的"遭遇"和研究对象的特殊性,促使其在实践中矫正田野工作,进而将理论预设与实践背景整合于民族志书写中的结果。     

“我看人看我”——田野调查初期的身份猜疑遭遇之反思

民族志的反思揭示了人类学田野调查中主、客体互为观察和研究对象的客观存在,深刻意识到这种存在会显著影响到观察的结果和研究的结论。因此,在收集、记录各种田野资料的同时,研究者自身的具体参与过程及其与被观察者之间的各种交往和互动——田野关系——也越来越多地被纳入到研究者思考的范畴。但是这种反思大多是研究者对自身固有的身份及自己的参与对研究关系造成的影响的自我剖析,并未能充分考虑被研究者对研究者动机、行为的反应而造成的对研究者观察与研究的影响。只有当研究者在"我看人"——"我看我"/"我看我看人"的同时充分自觉地做到"我看人看我"时,民族志方法的反思才会更加完善,田野调查的效果才会更有成效。     

文化人类学田野作业若干问题研究

民族学或文化人类学的田野作业是文化认识活动的重要方式;对“田野作业”与“田野调查”作了概念的区分;对学科调查与行政或企业调查作了方法论的区分;并对于观察研究中的客观性、异文化的困扰及调查中的文化互动等问题作了讨论。     

冷与热:海外民族志研究中的历史感问题

基于泰国研究经历的回顾和反思,讨论海外民族志研究中的历史感问题。历史感是研究者对被研究者所处历史语境的感知和认识,在此基础上通过双方之间的对话而形成对他者的文化描述,进而试图表明:历史感的形成与研究策略有密切的关联;历史感不仅与时间因素相关,也与研究者所处的空间位置相关,体现为历史的多元性;自我与他者之间不仅存在同时性,也存在同生性和历史的交集。研究者对于历史感的自觉是民族志研究,尤其是海外民族志研究方法论的重要部分。     

艺术人类学研究的民族志方法讨论

艺术人类学研究有必要借鉴民族志的研究方法。民族志具有“文体”和“方法”双重内涵,对艺术研究的民族志讨论应包括“作为方法的民族志实践”和“作为文本的民族志书写”两方面的研究。在作为方法的艺术民族志研究实践中,“整体观”原则对帮助转换既有的知识传统中以孤立地谈论艺术品来解决“艺术”问题的倾向、模式,以及对“艺术”认知的“祛魅”,具有基础性意义;对“观察—体验”的实践理念的标举,正面回应了“体验”在民族志实践中的长期蛰伏状态;以“当下”地“共域在场”为具体操持方案,强调研究者对“场域”结构关系保持自觉并调动自身“在场”的能动性,机动地采取有目的的行为从调查现场获致所需信息。适应于实践的具体情况,艺术民族志书写将呈现为一系列的、调动多种手段的实验性写作。     

从田野到文本:民族志的生成过程及其真实性反思

田野是人类学研究的生命线。民族志的生成是一个从田野实践到文本书写的过程。田野、他者、文本是构成民族志的三个重要因素,也会直接影响到民族志的真实性。田野是人类学家选择的具有真实空间与文化想象的复合体。田野中的人类学家是一个失去自我的与他者共同对话的个体,他不可能真正成为他文化的自我。走出田野后的民族志书写,因时空分离、田野经历不同、多样化的书写方式而影响了民族志的真实性。     

略论人类学研究的空间转向

批判社会学理论对都市空间的异质性、动态性分析具有方法论性质.这一新的解释框架带给人类学研究颇多启发,并改变人类学以往仅限于对村落空间与家屋空间等静态空间探讨的模式.人类学研究的空间转向呈现出两种发展趋势:一是在传统田野地点反思的基础上,开启了多点民族志的实践;再则是在批判社会理论影响下,出现了迈向多维互动的空间民族志.     

消费文化背景下媒介女性符号解读

较长时期以来,大众文化研究者们对媒介女性形象(符号)给予悲观、否定的解读。作者认为,导致这种认识的根本原因是没有突破“生产者中心”的传统观念。作者指出,我们的语境已从“生产者中心”变成了“消费者中心”,认为在消费文化背景下女性文化身份已发生了从边缘到中心、从被动到主动、从消极到积极的变化,媒介女性符号的解读也应该在消费文化语境下得到积极的解读。     

民间道教文献与地方仪式传统——闽西正一派道教科仪本《大发表真科》解析

在田野调查和文献考释的基础上,分析闽西正一派火居道士科仪本《大发表真科》中咒语、请神、请师三个方面的内容,探讨民间道教文献与地方道教和地方仪式传统之间的关系。可以看出,民间道教文献是中国道教文化“大传统”和地方道教文化“小传统”有机结合的产物,是道教世俗化后火居道士拓展生存空间的一种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