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经济增长模式与金融危机

曾创造“东亚奇迹”的东亚增长模式具有政府主导、雁行模式、国际依存度高的特征 ,本文的分析说明这些特征对亚洲的金融危机有直接影响 ,值得中国反思并借鉴。     

寻找中国发展模式的公共行政学视角：基于地方发展型政府的述论

中国奇迹产生的奥秘在于中国发展模式的选择,学界关于中国发展模式的研究缺乏公共行政学视角。通过开展中国发展模式与发展型国家理论的对话,发现是地方发展型政府形塑了中国发展模式的独特性。以地方发展型政府的生成、运行及效应为叙事线索,以经济职能履行为中轴的解释路径为理解中国发展模式提供了公共行政学视角。依照纵向的央地关系与横向的政市关系、政社关系,将地方发展型政府的实践图景归入代理型地方发展主义、地方政府统合主义与地方制度主义三个不同的解释框架。寻找中国发展模式的公共行政学视角,有利于重新发现中国情境下的公共行政实践,以实现中国发展模式的深化,为开辟“中国之治”新境界贡献理论力量。     

共同富裕视域下民营企业社会责任的现实基础与理论依据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终极目标。民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共同富裕进程的重要参与者和推动者。民营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是其参与和推进共同富裕进程的重要途径。在现实上,民营企业社会责任一方面是基于市场、政府和法律的不完善性,另一方面是基于中国共产党领导、改革开放政策、“以人民为中心”理念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在理论上,民营企业社会责任与共同富裕共同包含着平等的价值理念,从平等出发推而广之就上升到企业伦理,这是民营企业社会责任最为根本的理论基础,涵盖了社会契约理论、利益相关者理论等,它对民营企业社会责任具有基础性的理论阐释力。     

东亚发展型国家的转型：缘起、目标和前景

东亚发展型国家在完成追赶西方国家的历史任务后必须实现国家治理的转型,即由发展型国家转变成为平衡型国家,实现国家、市场、社会三种力量的协调与平衡。东亚发展型国家的转型,是一个延续时间较长的过程,其关键在于以法治重理国家、市场、社会三者相互之间的关系。这种转型,对当前我国国家治理及经济、社会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东亚模式”的行政学审视:有限政府的缺失

有限政府在社会文化、经济、政治层面的定位相互依赖,缺少任何一个层次的呼应,都是不完整的.从这一角度观照“东亚模式”可知,它与有限政府的要求而言是缺失的,这将使其政府作用的有效性受到影响.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政府动员与社会组织回应 ——基于新冠疫情防控的混合研究

社会组织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治理中能够发挥补充和补足政府功能的作用。在新冠疫情防控中,社会组织的作用发挥存在不充分、不均衡特征,制度环境和治理能力视角下的研究难以对此做出合理解释。借助扎根理论方法对动员政策文本进行分析发现,政府动员具有与疫情防控需求、社会组织整体发展水平、政府日常工作相“适配”的特征,是一种“适配型动员”;进一步的案例分析发现,社会组织在不同层次上参与到疫情防控之中,但其参与受动员政策的影响有限,对政府动员显现出“低度回应”特征。提高政府对社会组织的动员力,既要加强动员政策与社会组织实际需求的适配性,也要加强政策宣传和执行监控。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共同富裕理念的价值意蕴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共同富裕理念具有丰富的时代价值。在理论价值上,它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共同富裕思想,丰富和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彰显和深化了社会公平正义理论。在实践价值上,它为促进我国新时代共同富裕提供了行动指南,为解决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提供了有力指导,为促进全世界减贫和致富提供了中国方案。从现实启示上看,新时代推动共同富裕必须要做到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在发展中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坚持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中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可以说,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共同富裕理念对于我国未来发展乃至人类文明发展史都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     

金融危机与东亚企业融资模式变化研究

面对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自由化退潮大趋势,1997年金融危机以来从以政府为主导、银行中介为核心的关系型融资模式向以证券市场为主导的东亚经济证券化融资模式变革进退维谷。本文通过模型建构,解析了东亚金融危机之后“外部资本”的来源、进入过程及其在东亚企业治理中的影响机理,从而以公司金融的微观视角提出了次贷危机后东亚企业融资的政策建议：资本市场方面政府再规制,银行改革方面政府放松规制。     

“后小康时代”社会救助制度的调整优化——基于发展型社会政策视角

我国现行生存型社会救助制度已经无法顺应“后小康时代”农村贫困形式变化的需要、无法满足社会救助高质量发展的要求、无力助推乡村振兴的实施,迫切需要进一步的调整和优化。基于发展型社会政策的视角,“后小康时代”我国社会救助制度应该向积极和发展型社会救助制度转变：价值理念上,从消极被动的事后补救转向积极主动的事前预防;制度目标上,由满足贫困群体低层次需求转向兼顾高层次需求;救助主体上,从政府主导转向多元参与;救助对象上,从政策受益者向政策边缘人延伸;救助方式上,从“授人以鱼”到“授人以渔”;救助体系上,由“碎片化”到“整体化”。转变。     

政府治理的市场模式分析

政府治理的市场模式是通过引入市场机制和市场力量来提高政府效率 ,从而强化公共服务职能。市场模式的主要理论基础有 :公共选择理论、新公共管理理论和治理理论。市场模式有其特定的具体内容。中国在运用市场模式进行行政改革时的主要思路是 :引入市场机制 ,建立有限政府 ;加强政府内部改革 ,强化政府责任 ;明确政府、社会及公众的作用方式     

斯大林邓小平“共同富裕”思想比较研究

斯大林邓小平“共同富裕”思想是社会主义建设两种不同模式的产物。他们对“共同富裕”的认识、理解和实践既有共同点也有差异 ,这是社会历史及思想方法的不同所造成的必然结果。邓小平的“共同富裕”理论充满了科学的辩证思想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协同治理视域下东西部劳务协作研究

劳务协作是东西部协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促进共同富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与普通务工“零散、自发、盲目、单一”不同,东西部劳务协作是以“政府主导、政策引导、市场参与、社会支持”为模式的一种务工形式,是一种有组织、有规模、有市场的务工对接,在我国不同减贫治理阶段均发挥着重要作用。从协同治理视角来看,我国东西部劳务协作呈现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制度协同、东西部地区的合力推动、东西部劳务公司的组织输出和稳岗就业政策的正向激励等实践逻辑,在共同富裕阶段需通过探索新型就业服务模式、优化劳动力市场空间、提高稳岗就业成效、促进劳动力双向流动等举措来加以优化。     

国家治理中的第三次分配:美国镜鉴与中国道路

第三次分配在中国推动共同富裕迈入新阶段的当下扮演着重要角色。基于国家社会关系视角,将第三次分配划分为强政府大社会、弱政府大社会、强政府小社会、弱政府小社会4种实践模式。美国第三次分配建构起了弱政府大社会实践模式,以社会主导、政府监管、政治中立为主要特征。工具理性是美国第三次分配的成功经验,形成了文化、组织、制度及技术“四位一体”的逻辑理路。隐藏在工具理性外衣下的阶级理性是美国第三次分配的失败教训,在阶级理性思维影响下,社会“私”的方面被放大,形成了以捐赠者为中心的家长制作风。中国第三次分配是先富带动后富、助推共同富裕的实现方式,它深嵌到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中国第三次分配不能照搬美国模式,需要在充分吸收工具理性和摒弃阶级理性的经验教训基础上,塑造强政府大社会模式,将中国文化要素融入制度体系,增强第三次分配主体规范性,加大第三次分配激励力度,完善第三次分配监管体系,持续并高度关注贫困人群。     

“新公共服务”理论对中国创建“服务型政府”的启示

中国在成功“入世”后,构筑“服务型政府”作为我国未来行政改革的主导趋向和目标模式定位成为人们的共识。但是,毋庸讳言,对于未来的“服务型政府”我们尚缺乏明晰的理念支持和特征勾画,以“新公共服务”理论作为一个切入的视角来审视我国的“服务型政府”建设,公益的目标、民主的行政、人本的价值追求当是我国“服务型政府”建设的基本理念诉求,而服务行政、有效行政、回应行政、法治行政和责任行政当是其基本的应然特征。     

公共政策的范式转型:以东亚经济发展政策为例

公共政策的范式转型是公共政策研究中应该关注的重要问题,政策范式及其转型对于考察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政策具有标志性的意义。文章从经济发展政策的视角对东亚公共政策转型问题进行分析。由于国际国内环境的变化,东亚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政策也要对此进行回应,政府的经济发展政策对于国际国内环境的变化最为敏感,也最能体现公共政策范式转型的主要特征。从东亚经济发展政策的转型的过程看,由政府主导的经济发展政策转变为更加倚重市场的力量和市场机制,政策权威从政府分散到社会;在政策理念上,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逐步占据着首要地位;从政策转型的成效上看,东亚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政策改变了东亚初始条件差的状况,确实起到了促进经济发展、维护社会稳定的目的。但是从公共政策的范式转型效果看,还存在着政策的前瞻性与预见性不足,政策的创新性和持续性较弱等问题。     

寻求更高层次的发展——对发展型国家理论的再认识

"发展型国家理论"经由查默斯·约翰逊提出和其他学者的完善,已经成为解释日本、韩国等国家经济奇迹的重要变量,成为一种区别于新自由主义和依附主义范式的理论范式,成为自由主义模式和苏联模式之外的第三种发展模式。发展型国家有后发性及目标优先性、发展意愿持续性、产业政策选择性、自主性、政商关系紧密性等主要特点,并同时存在着时间与空间局限性、自主性不足、忽视公民福利、对国际因素缺乏敏感性等缺陷。我们应该在吸收发展型国家理论精华的基础上,寻求更高层次的发展路径,更新国家发展战略,重构政府与市场关系,以全球性的视野确定国家发展方向。     

新时代“共同富裕”的理论基础及精神内涵

“：扎实推动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更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百年夙愿。马克思主义“共同富裕”思想科学阐释了实现“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历史前提、实践原则和制度保障,赓续于中国共产党人共同富裕百年实践探索中。如果说“,发展共富”是共同富裕的内生动力,“全民共富”是共同富裕的主体内涵,“全面共富”是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可持续共富”是共同富裕的重要保障,那么,“共建共治共享共富”则是共同富裕的理想目标。因此,在高质量发展中稳步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对于推动“十四五”发展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的实现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沙漠甘泉”与“山水田园”——辨析东西方园林美学的起源分异

在分析地域自然环境对园林美学系统的作用机制基础上,提出了“沙漠甘泉”和“山水田园”的起源模式。它们分别产生于西亚北非的干热气候脆弱生态环境和东亚的湿润气候优裕生态环境中,具有截然不同的美学观念和造园特征。这两类起源模式是其后世界园林的两大派系——西方规则化园林和东方自然化园林的肇始。     

论政府与市场在实现共同富裕目标中的作用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所以能够实现共同富裕，就在于我们能够充分发挥政府和市场两种机制的不同作用。政府在实现共同富裕中的作用主要是解决“有”和“无”即解决“质”的问题；市场的作用主要表现在通过竞争机制，解决收入分配多与少即“量”的问题。只有将两者的作用结合起来，才能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     

论共同富裕的生成逻辑、价值旨归和实践路径

进入新发展阶段，党和国家把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作为为人民谋幸福的着力点，并对其内涵、特征作出了深刻阐释，既符合我国具体国情又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共同富裕作为一个与人的全面发展密切关联的价值范畴，其本质上是一种关于人的需要和发展的实践活动，每个环节都始终围绕“人的需要”和“人的全面发展”这一内在逻辑展开，并贯穿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这在共同富裕生成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中得到了有力的证明；作为一项兼具历时性与现时性的重要发展目标，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动态过程中，应以整体观念正确认识和全面把握现阶段共同富裕的重要内涵与要求，以发展思维考究共同富裕的本质规律，准确把握推进共同富裕的政策着力点和实践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