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乡村赋能与农民收入增长：作用机理与实证检验 ———基于农民创业活跃度的调节效应研究

基于2011—2018年全国省际面板数据构建回归模型,考察数字乡村的农民增收效应,同时探究农民创业活跃度在其中的调节作用及其区域异质性.结果表明,数字乡村对农民收入增长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主要通过互联网、电商平台、普惠金融等方式得以实现,而且农民创业活跃度对数字乡村增收效应的调节作用存在异质性,这源于农民创业活跃度易受区域资源禀赋、地理条件状况和经济发展水平等影响,若要充分发挥农民创业活跃度在数字乡村促进农民增收中的调节作用,需要对我国东、中、西部地区采取不同的措施,从而实现农民增收目的.     

数字乡村建设赋能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实证检验

构建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评价指标体系,实证检验数字乡村建设赋能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影响作用。结果表明：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民农村共同富裕具有正向促进作用,对农民富裕度与共同度的影响强于农村共享性与可持续性;数字乡村建设能够通过政府支持与金融发展赋能农民农村共同富裕实现;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影响在不同农业劳动生产率地区具有明显差异。据此,提出注重数字乡村建设的赋能作用,夯实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基础底座;充分发挥政府支持与金融发展的中介作用,拓展实现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多维路径;探索区域差异化发展道路,落实多层次、有重点的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策略。     

农村信用互助、农户创业活跃度与共同富裕——基于我国省际面板数据的经验研究

基于2015—2020年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构建省级共同富裕指数和农村信用互助指数,研究农村信用互助对共同富裕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农村信用互助的渗透性、可得性、使用性程度对共同富裕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农村信用互助提高农户创业活跃度间接推动共同富裕。应积极创新农村信用互助模式,鼓励农户创业,充分发挥农户创业活跃度在农村信用互助促进共同富裕中的积极作用。     

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的影响

基于2010—2021年福建省九设区市的面板数据,构建共同富裕综合评价指标体系,采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和面板门限效应模型实证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的影响与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能显著促进共同富裕水平的提升,且主要通过产业结构高级化的中介效应发挥作用;数字普惠金融各维度对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存在差异,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的影响较大,而数字化程度促进共同富裕的红利尚未充分释放;数字普惠金融促进共同富裕的效应因地区数字金融发展水平的不同而存在差异,其中,数字金融发展水平一般区域和较低区域的影响效应大于较高区域,且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越高,其对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越小。据此,提出完善数字普惠金融体系、优化数字金融服务、实施差异化数字普惠金融政策等对策,以共享数字发展红利,实现共同富裕。     

数字普惠金融促进共同富裕的效应与机制——基于地级市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研究基于2011—2019年273个地级以上城市面板数据,综合运用中介效应模型、面板门槛模型,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的效应及作用机制。研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显著促进共同富裕;乡村产业振兴在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的影响过程中发挥着中介效应,即存在“数字普惠金融—乡村产业振兴—共同富裕”的传导机制;数字普惠金融、乡村产业振兴均对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分维度存在单重或双重门槛效应,随着门槛值的提高,对共同富裕水平的提升越明显;进一步分组检验显示,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的作用机制存在区域异质性,在大数据综合试验区的作用效应要强于非试验区,在粮食产销平衡区的作用效应依次强于主产区、主销区,在二线城市的作用效应依次强于一线城市、其他城市。在样本的分位数层面,随着产业结构优化,地方主导产业完善,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的作用效应呈U型趋势,乡村产业振兴的传导效应强度呈先强后弱的趋势。     

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基于系统GMM和门槛效应的检验

基于2013—2020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及传导机制,并进一步对其影响效应的异质性进行研究,最后运用门槛模型检验了二者之间的非线性关系。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我国共同富裕水平具有正向促进作用,且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显著;机制检验则表明融资约束在数字普惠金融与共同富裕的关系中发挥中介作用;异质性检验说明,共同富裕水平受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两个维度的影响更为明显,中部和西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的影响效应大于东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水平的促进作用存在双重门槛效应,其作用大小表现为先下降后上升。据此,提出加大数字普惠金融支持力度、加大数字化建设投入力度、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提升居民基本金融素养等建议。     

普惠保险、农民创业与共同富裕——基于地区收入差距视角

构建了创业选择模型和效用最大化模型分析框架,诠释了普惠保险对农民创业和共同富裕的作用渠道与影响效应。运用熵权TOPSIS法构建普惠保险指数,并采用混合回归与GMM法,实证分析了普惠保险对农民创业和地区收入差距的作用效果。结果显示：普惠保险是促进农民创业和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动力;普惠保险可以通过促进农民创业,进而缩小地区收入差距,农民创业是普惠保险影响地区收入差距的重要机制;普惠保险的风险保障功能可以分散农业经营风险,激发欠发达地区农民的创业活力,同时其资金融通功能可以为农民提供抵押担保,消除影响创业决策的实际顾虑,促使其加大对创业的投入,从而提升创业产出,促进欠发达地区农民收入稳步增长,进而缩小地区收入差距助推共同富裕。进一步研究发现：普惠保险通过农民创业的中介效应缩小地区收入差距仅在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显著,在中部地区无法发挥作用。相较于经济发达地区,普惠保险对欠发达地区居民收入增长的促进作用更加明显。     

数字普惠金融、创业活力与共同富裕

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推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途经。本文基于2013年至2020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实证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及创业活力的传导效应。研究结果表明：(1)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显著提升地区共同富裕水平;(2)为进一步明确二者间的关系,将共同富裕细分至发展性、共享性、可持续性三个维度,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可持续性的促进作用更明显;(3)创业活力在数字普惠金融推动共同富裕的过程中存在显著的传导作用;(4)分维度进行传导效应检验发现,创业活力对可持续性的传导作用更明显;(5)分区域进行传导效应检验发现,创业活力在西部地区发挥的传导作用更明显。     

数字普惠金融赋能共同富裕的机制与路径研究

基于2013年至2020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实证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的作用机制和路径。研究结果表明：1.数字普惠金融显著促进地区共同富裕;2.数字普惠金融通过提高融资效率、激发创业活力、促进技术创新三个方面间接提高共同富裕水平;3.数字普惠金融对西部地区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较东部和中部地区更为显著,对民族地区共同富裕的边际效用高于非民族地区;4.东部地区主要通过提高融资效率间接促进共同富裕,中部、西部的创业活力发挥主要中介作用,民族地区和非民族地区分别通过技术创新和刺激创业促进共同富裕。建议降低金融准入门槛,加大金融产品创新,完善差异化政策体系,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数字素养促进农民参与乡村治理吗？——基于主观社会经济地位和政治效能感的中介作用分析

基于2021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hinese Social Survey）数据,通过构建有序Logit回归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检验了数字素养对农民乡村治理参与行为的作用效应和影响机制。研究发现：数字素养显著正向影响农民的乡村治理参与行为;除数字金融素养外,不同层面的数字素养都对农民参与乡村治理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主观社会经济地位和外在政治效能感在数字素养对农民乡村治理参与行为的影响过程中发挥正向的部分中介作用。研究结果表明,为提升乡村治理效能,既要注重乡村数字基础设施的配套建设,弥合接入层的数字鸿沟,也要完善对农村居民的数字教育体系,最大限度地释放数字红利,提高村民的政治效能感。     

数字乡村建设赋能农业经济韧性：影响机理与实证考察

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和实现共同富裕的战略背景下，为探寻数字乡村建设与农业经济韧性的内在作用关系，本文基于2011—2021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利用熵值法分别测度了两者的发展水平，并运用双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数字乡村建设对农业经济韧性的影响效应和内在机理。研究发现，推进数字乡村建设能显著提升农业经济韧性。从时间维度来看，其提升作用呈现出2011—2015年时间阶段要大于2015—2021年时间阶段的结果。从区域维度来看，其提升作用的强弱依次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和东部地区，数字乡村建设可以通过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提升农业经济韧性。为进一步释放数字乡村建设对农业经济韧性的正向促进作用，各地区应依据乡村社会治理与产业发展的基本需求，因地制宜制定绿色可持续发展策略。     

数字乡村对农户创业的影响机理

在数字经济不断发展而农户就业压力增大背景下,探讨数字乡村建设是否能够推动农户创业具有重要现实和理论意义。基于资源禀赋创业论,分析了数字乡村建设影响农户创业行为的基本逻辑,并使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2018)”和数字乡村指数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显示,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户创业产生了显著的推动作用。在作用机制上,数字乡村建设可以通过“破解农户数字鸿沟以及提高信贷可得性”路径,促进农户进行创业。在异质性分析上,数字乡村建设能够缓解农户收入不足因素对创业所造成的障碍,但也会更有利于受教育程度更高的男性户主创业。     

数字金融改善了收入不平等状况吗？——基于创业的收入与就业效应研究

体现效率、促进公平的收入分配体系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数字金融所推动的金融普惠对收入分配的影响是重大且深远的。从家庭（个体）与地区层面出发,探讨数字金融对家庭收入不平等与群体收入不平等（Theil指数）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数字金融有助于家庭开展创业活动,通过创业的收入效应显著改善家庭收入不平等;数字金融有助于地区创业活跃度的提升,通过创业的就业效应显著改善群体收入不平等。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金融更有助于农村家庭开展创业活动,实现了创收机会均等化,尤其是更有助于高人力资本或低社会资本的农村家庭通过创业实现家庭收入不平等改善。以创业的收入改善效应与就业带动效应为切入点,研究数字金融的收入分配效应,有助于推动我国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     

数字金融与乡村旅游产业创业型企业的成长

数字金融有助于缓解旅游产业创业型企业的融资压力。利用2011—2018年中国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和263个地级市新增注册乡村旅游产业企业数据,运用工具变量法和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数字金融对乡村旅游产业创业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数字金融的总指数和子指标均对乡村旅游产业创业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在此基础上,检验数字金融促进乡村旅游产业创业机会均等化以及加速企业成长的效果。政府应在农村地区进一步完善移动互联网等新基础设施建设,鼓励金融产品服务创新,提升数字金融的使用程度和数字支持服务程度。     

数字金融、科技创新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基于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面板数据实证

基于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44个市、县（市、区）面板数据,实证探究数字金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显示,数字金融对经济增长促进效应明显,且其分维度均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影响程度依次为数字化程度最大、使用程度次之、覆盖广度最小;中介效应研究发现,数字金融能促进科技创新,且科技创新是数字金融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机制;进一步研究得出,数字金融的促进作用还存在区域异质性,即数字金融对四川盆地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更明显。鉴于此,提出加快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数字金融建设、坚定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动两地城乡协同发展、探索两地经济区与行政区适度分离改革的建议。     

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农业绿色发展的机制与效应

将数字普惠金融与农业绿色发展纳入统一分析框架,基于2011—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实证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绿色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显著提高农业绿色发展水平,并且主要通过提高农业技术创新水平和农业社会化服务水平得以实现;对于东部地区、金融排斥较弱的区域和非粮食主产区,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绿色发展的促进作用更加明显;农地流转程度越高、农户创业活跃度越高,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绿色发展的促进作用就越大;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绿色发展的影响存在以环境规制为门槛的单一门槛效应。     

数字经济时代的移动互联网使用与农民创业：传导机制和异质效应

移动互联网普及应用给农业生产经营活动带来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触发了农户创业的新契机。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8的微观数据,从传导机制和异质效应双重视角研究了移动互联网使用对农民创业的影响。研究发现,移动互联网使用显著提升了农民创业的概率,但具有地区异质性和学习能力的门槛效应,相比较于中西部地区,移动互联网对东部地区农户的创业提升作用更大;移动互联网对不同学习能力的农民创业则呈现出倒“U”型影响,学习能力中等的农民创业的边际效应最高。机制检验表明,移动互联网使用改善了农民市场资源获取、社会网络传递以及社会资金筹集的渠道,为农户创业提供了新的机会和途径。本研究为推动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背景下如何有效利用新经济形态促进农户创业提供了数字经济视角的决策支撑。     

民族地区乡村旅游推动共同富裕的效应与机制——来自甘阿凉民族地区的实证证据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民族地区一二产业基础较为薄弱,乡村旅游成为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路径,而目前聚焦民族地区县域乡村旅游推动共同富裕的效应和机制的实证研究还鲜有报道。论文构建了四川省甘阿凉民族地区3州48县的面板数据,利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检验乡村旅游推动共同富裕的效应,并使用三步法、Sobel检验和结构方程模型来检验乡村旅游推动共同富裕的具体机制。实证结果表明,民族地区乡村旅游显著提高了当地的共同富裕水平;此外,经济提振效应在乡村旅游推动共同富裕的过程中具有中介作用,基建带动效应在乡村旅游推动共同富裕共享性的过程中有调节中介效应,且该效应存在边际递减的特征。因此,民族地区可充分发展乡村旅游,推动共同富裕,并通过扩大与乡村旅游有关的产业与就业,适度的基础设施建设,激活乡村旅游推动共同富裕的效应。     

受教育水平、互联网使用与农村家庭创业决策

提升农村家庭参与创业的机会是实现乡村振兴的有效途径之一。当今数字经济时代,农民受教育水平和互联网使用程度是影响农村家庭创业的两大关键因素。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采用Logit模型,实证检验了受教育水平和互联网使用对农村家庭创业决策的具体影响效应。研究表明：户主受教育水平对农村家庭创业决策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且处理过内生性问题后结果依然稳健;受教育水平对农村家庭创业决策的影响机制主要表现为互联网使用、金融知识掌握和工作经验积累,其中互联网使用的中介效用最强;户主受教育水平对农村家庭创业决策的影响存在明显异质性,相较于东部地区、老年户主和高社会资本的家庭而言,户主受教育水平对中西部地区、中青年户主和低社会资本的农村家庭的创业促进作用更大。研究结论为新时期继续推动农户积极参与创业和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提供了有益的理论依据和政策启示。     

数字普惠金融、数字鸿沟与共同富裕——基于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

 大力发展普惠金融是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可以促进社会公平,推动共同富裕。为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共同富裕的影响,该研究采用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从物质层面富裕与精神层面富裕构建家庭共同富裕指数。研究显示,数字普惠金融显著提高了家庭共同富裕水平,促进了居民物质富裕与精神富裕,并且对物质层面的共同富裕促进效果更为显著;数字普惠金融能够通过促进家庭消费升级、提高经济活力,进而推动居民共同富裕,而数字鸿沟的存在削弱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的传导机制;从新结构经济学视角出发,发现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与共同富裕呈现正U型关系,并且提高数字普惠金融的普及程度能在经济欠发达、教育薄弱地区取得更好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