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郭沫若诗歌主张与实践的几点认识

郭沫若是我国现代杰出的革命政治家、思想家和社会活动家,也是著名的诗人、剧作家、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和古文字学家。然而郭沫若这个名字首先被人知晓还得归功于他的诗歌。他最先是以诗人的面目赢得“知名度”的。 郭沫若从1919年开始写新诗,1921年诗集《女神》出版,成了当时震撼文坛的一件大事,从而奠定了郭沫着在中国现代诗坛上的开拓地位。几十年来,他在新诗、历史     

郭沫若浪漫主义新诗本体观探论

郭沫若在五四初期鲜明地提出了诗是诗人“情绪的直写”这一核心思想。这种情绪已经包含了“认识的分析”与“意志的综合”的升华过程,与原始性的直觉有根本的区别;坚持自我表现与回到内心的原则,使郭沫若的新诗本体观具有更强的时代特征与个性色彩;注重“心智”即情感与理智的结合,而又偏于情感,排斥理智介入,既为他的诗歌创造带来了真实性与反概念化的特征,也决定了他的一些诗作缺乏哲理思想的深度韵味;关注于“纯真的‘美的意识’的流泻”,主要体现为对诗人人格美的追求,同时也推动他对“体相兼备”的诗歌本体理想的深层思考。     

一位光明与黑暗激战时代的抒情诗人——鲁迅旧体诗综论

日本汉学家吉川幸次郎说:“在我看来,鲁迅的气质毋宁说是位诗人。”从“气质”上对鲁迅作总体的认识和把握,实在是最有眼光,也实在是最有见地的。正是这个“气质”使得鲁迅的诗人的精神渗透了他的全部作品:鲁迅的诗作和散文诗集《野草》自不必说,他的叙事散文和小说也无不蓬勃着诗情。也许正是这种诗人的气质使然吧,郭沫若才敏锐地指出:鲁迅先生无心作诗人,而“偶有所作,每臻绝唱”。     

向世界洞开的心灵——青年郭沫若与西方现代主义

本文从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自我和西方现代哲学两个侧面,论述了西方现代主义对青年郭沫若的影响。并从马克思主义立场出发,指出郭沫若在接受西方现代主义时,主要是从思想特质、楷神实质上来接受其现代社会意识的,而这一特征恰与“五四”的大时代环境相一致,所以造成了郭沫若“五四”时的诗作,不仅鼓舞了千百万热血青年,而且奠定了他作为现代中国第一诗人的地位。     

郭沫若小品散文论析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诗人、剧作家郭沫若在散文创作方面也堪称一位大家。阿英说过:“郭沫若……他在作为主要的地位的诗人而外,要说他也是一个创作家,不如说他是一个散文小品的作者”。这评价很值得注意。郭沫若一生创作了文字浩翰的散文作品,有游记、杂感、自传、日记、随笔、抒情小品等多种样式。故阿     

郭沫若早期“诗人的宇宙观”

郭沫若早期“诗人的宇宙观”元维社《女神》以完全不同于旧诗的姿态出现在“五四”新诗坛．宣告了完全现代意义新诗的诞主．从而也奠定了郭沫若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数十年来．郭沫若和他的《女神》备受人们关注．人们对郭沫若早期思想、艺术观及《女神】从不同侧面进行...     

“五四”以前郭沫若在日本的思想发展

“五四”以前郭沫若在日本长达五年半的时间,是他成为一个新时代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和浪漫主义新诗人的重要发展时期。目前,郭沫若研究者对这段时期都语焉不详,认识评价上也很不确切。我想根据现在能见到的大量资料,对这段时期他的思想发展做一次较为细致的评述,主要说说和目前研究者不相同的意见。一郭沫若离国前不久,袁世凯窃取了国家最高权力,辛亥革命已宣告失败。当时郭沫若的认识是:“正式大总统业已举定袁世凯,欧美各国俱各承认矣。似此则吾中华民国     

评王淑明“论郭沫若的历史剧”

郭沫若是“五四”以来的前辈作家,他为我們写了許多优秀的詩歌、戏剧、和学术論文。对这样一位杰出的作家的作品,应当有正确的評論。读了王淑明同志在1958年第二期“文学研究”上发表的“論郭沫若的历史剧”后,使人觉得,王淑明同志在这篇文章中比較详尽地阐明了郭沫若历史剧与历史的区別,以及他創作历史剧的目的是为了“借古喻今”;在文章的开头指出了作者写“历史剧是有意識地将它作为一种斗爭武器来使用……較之那些虽然取材于現实     

古文字奴隶名称补遗

郭沫若同志写过《古代奴隶制》等专书和不少论文,对中国古代史的研究贡献极大。他首先论定了殷代卜辞中的“众”和“众人”,以及金文中的“鬲”、“人鬲”和“自驭至于庶人”都是古代奴隶的名称。他也讨论了中国奴隶制的下限在春秋与战国之交,都为学术界所宝重,特别     

简论徐志摩的诗歌

朱自清先生曾说过:“现代中国诗人须首推徐志摩和郭沫若。”郭沫若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贡献,以及在诗文、戏剧、史学、考古等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早有定评,自不待言。而徐志摩由于某些政治和历史原因,长期以来一直是被当作革命文学运动的反对者而予以否定的。他的诗歌在解放后除了于个别评论     

郭沫若小说简论

郭沫若是以其诗歌和历史剧创作的巨大成就，确立了他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的。但他的小说也写得很有特色。本文对郭沫若小说的开创之功和独特的认识价值进行了探讨。     

华兹华斯的人地观及其根源

华兹华斯的人地观主要体现在他对自然环境与人类活动相互影响的认识上。他从自然予人快乐和人性指引以及人予自然“生命的敬畏”两个方面,即自然环境对人的情感、性格、道德、生活和劳作等方面的影响,以及人对自然环境的敬畏和顺应,表达了其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人地观。他的人地观既受到孟德斯鸠等人提出的“地理环境决定论”的影响,也为20世纪的“人地或然论”和“人地和谐论”奠定了基础。其形成既离不开那时的社会环境和希伯来文化中的生态保护思想,也离不开诗人对自然环境独到的认识和把握。     

论郭沫若诗歌的共时撼心效应

五十年前周扬在庆祝郭沫若五十寿辰时充满敬意地写道:“郭沫若在中国新文学史上是第一个可以称得起伟大的诗人。他是伟大的‘五四’启蒙时代的诗歌方面的代表者,新中国的预言人。他的《女神》称得起第一部伟大诗集。它是号角,是战鼓,它惊醒我们,给我们勇气,引导我们去斗争”。星转斗移,此后的36个春秋,卓越的“文坛慧星”、“我国文化战线上又一面光辉旗帜”郭沫若,在他的革命、战斗生涯中,始终擂响战鼓,吹响号角,以其与时代脉搏共振的激越诗章,诅咒黑暗,呼唤黎明。他     

试论雪莱的文艺思想

雪莱不仅是一位大诗人,而且提出了一套较为完整的诗歌创作纲领。他主张诗要表现“永恒真实”,创造“美丽人生”;认为诗能给人智慧、劝人向善,鼓舞人们去探索、认识真理;强调想象和灵感在诗创作中的重要作用;提出诗人应具有强烈的时代精神和明达、善良、富于想象及善于向前人学习等特殊素质。他的文艺思想不仅在当时浪漫主义思潮中占有重要地位,在今天也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自我表达、现实介入与文本的历史性——郭沫若《棠棣之花》创作过程考论

从1920年的“诗剧”到1941年的“史剧”,《棠棣之花》从一部“半成品”到最后定型公演的漫长过程，贯穿了郭沫若“五四”和抗战时期两个最重要的文学活动阶段，见证了他从浪漫主义抒情诗人到无产阶级文化战士的成长。作者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中对作品的补充、调整和修改等，实际上有着内在的一致性，不存在文学性的浪漫主义抒情诗和政治性的宣传剧之间的对立。梳理《棠棣之花》从“诗剧”到“史剧”的创作过程，不仅可以清晰地看到郭沫若在自我与历史的对话中不断展开个人生命活力的过程，也有助于打破通行观念，深化对现代文学历史特性的认识。     

新诗源头的一座丰碑──郭沫若《女神》综论

郭沫若的《女神》是时代的最强音,充分反映了诗人强大的创造力和浪漫主义的个性。郭沫若高出同时代诗人的地方,是他在“绝端的自由”的诗形中贯注了真正的诗情,坚持了他情感一元论的诗学观点。他的狂放的诗风主要与惠特曼有关,他的泛神论具有时代的内容,《女神》不是那种历久弥新的艺术品,它是新诗源头的一座丰碑。     

论艾青国际题材的诗

l 半个多世纪来,艾青紧紧追踪着时代,瞩目于世界,以他卓著的成就步入世界大诗人的行列。在现当代的中国诗人中,似乎还没有一个诗人能家艾青那样受到全世界人民的尊敬和爱戴。国际友人这样评价艾青:“中国诗坛的泰斗,迷人的艾青。”——智利诗人巴勃罗·聂鲁达“艾青的诗确实写得很美,这些诗给我的感觉超过许多年来任何西方诗人的诗给我的感受。”——新西兰女作家玛利·庆“艾青的诗,政治态度鲜明,表达了他对祖国、对人民、对生活和对大自然的热爱。”——阿尔及利亚教师伊尔什“艾青的诗,虽然是以自己的语言写自己的人民,但诗的思想却超越了民族的界线,读来同样令人生情。”     

重读马雅可夫斯基的《两个契诃夫》

有人曾问过马雅可夫斯基:在俄罗斯古典作家中他最喜欢的是哪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诗人毫不犹豫地回答说:契诃夫。一九一四年是契诃夫逝世十周年。年青的马雅可夫斯基也撰文纪念,写了一篇题名《两个契诃夫》的文章。在这篇短文中,年青的诗人提到了两个契诃夫。一个是被资产阶级文学评论所曲解了的契诃夫。这个契诃夫似乎是一个“黄昏的诗人”是一个“无病呻吟的人”……马雅可夫斯基旗帜鲜明地否定了这个契诃夫的存在,他认为这是资产阶级文学评论家们对契诃夫的歪曲。年青的诗人满怀激情地声称:契诃夫是一个“描写平民的作家”,是“坚强而又乐观的语言巨匠”。     

“五四”退潮后的微波──论郭沫若《星空》的艺术风格及其形成的根源

与《女神》雄奇壮美不同，《星空》呈显出优美、细腻、哀婉与沉潜的艺术风格．这种风格体现在诗集题材的选取，抒情方式的采用，意境的创设和整个语言风貌上．《星空》艺术风格与“五四”退潮后的时代有关，与郭沫若当时的哲学信你有着内在的联系，与诗人浓厚的中外艺术修养和刻意的美学追求分不开．《星空》艺术风格的变化，既是对《女神》清新优美一面的廊展，更契合了时代和诗人心绪的变迁，从一个侧面艺术地反映了一定时代的真实，实现了诗人对“东方文学”审美情趣的追求．这无疑是郭沫若对新诗艺术的提高和开拓，对现代诗歌艺术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如果说《女神》属子“雄浑”一品，那么《星空》则大抵属于“冲淡”一类，有力地说明了郭沫若是一位“雄丽并举”的大诗人，“他不是只能吹出一种单调的稻草，”     

论郭沫若建国后的诗歌创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郭沫若就已经五十八岁了。然而他的创作激情却似乎和我们共和国的年龄一般逐年增长。建国以来,尽管他重任在肩,政务繁忙,却始终不忘写诗。从五十年代初到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前,他出版的诗集有《新华颂》、《百花齐放》、《长春集》、《东风集》、《潮汐集》以及作为建国十周年的选集《骆驼集》。这些诗集除《潮汐集》中的“汐集”是收录解放前的作品之外,其余均是建国十七年的新作。在“文化大革命”中,郭沫若经历了严峻的考验。这期间他是周恩来总理处理对外事务的得力助手,在繁忙的外事活动中,他仍然写下了不少有值价的诗篇。粉碎“四人帮”的历史性胜利给老诗人以极大鼓舞,他用热情的诗篇欢呼我们党和国家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的到来,直至生命的最后一息。郭沫若建国后的诗歌创作,在他整个创作生涯占有相当的份量。研究诗人这个时期的诗歌创作,作出实事求是的分析和评价,应是郭沫若研究的一个不容忽视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