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文化哲学思想的展开逻辑

马克思是否具有文化哲学思想,这是一个备受学界关注的问题.文章认为,虽然马克思没有频繁地使用"文化"概念,也没有提出系统的文化理论,但是马克思一生的哲学思考中贯穿着人的自由、解放和全面发展的内在逻辑,这实际上是以主体性为核心的文化哲学的逻辑;只有抓住马克思思想的这一内在的文化哲学的逻辑,才能更好地理解马克思晚年人类学笔记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补充意义以及他对现代性的文化批判.     

马克思的人类学研究及其史学意义

虽然恩格斯曾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序言中提到马克思晚年的人类学笔记,并把自己写作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视为执行马克思的遗言,以补偿其未能完成的工作,但马克思的人类学研究长期以来并未受到重视。直至1972年美国人类学家劳伦斯·克拉德第一次把马克思晚年的四个笔记手稿①按照原样全文发表出来,以后他又在1974年发表了马克思关于柯瓦列夫斯基《公社土地占有制》一书的摘要。至此,马克思的人类学研究才获得了广泛的关注。但由于马克思的上述著作集中在他思想发展的最后十年,且主要研究的是史前人类社会和东方社会的…     

马克思晚年的人类学转向

马克思晚年的人类学笔记，给我们留下了一个思考的空间。读过这些人类学笔记之后，我们发现，马克思放下了《资本论》的写作而专心去研读摩尔根等人的人类学著作了。弄清马克思晚年的人类学转向，应该对于我们全面深入地认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     

垂暮之年的马克思与人类学

马克思的一生与人类学有着密切的联系,并与之相互启发。从历史上看,人类学兴起于十九世纪中叶,而这也是马克思风华正茂的时期。马克思诞生时,这个学科还仅仅是一般哲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到他去世时,它已经宣布自己是一个独立的学科了。此外,马克思思想的发展也是沿着一条同样的轨迹变化的,即从哲学上的“唯心主义”走向对人类有一种实证的和“科学的”看法。早在学生时期,马克思就选读了人类学的课程。他早期发表的一些作品也直接或间接地与这种理论人类学有关。他一直以不同方式保持着对这一学科的兴趣,而在     

阿尔都塞:意识形态是一种永恒的但必须被超越的他者

对意识形态的解析与超越贯穿着阿尔都塞思想发展的始终,他在这一问题上始终处在一种思想张力之中:一方面,他认为意识形态是一种永恒的存在,但另一方面,他又始终致力于探寻超越或摒弃意识形态的可能性.在其早期阶段,阿尔都塞认为,"行动的天主教徒"是能够超越意识形态的.自上世纪40年代末开始,他又认为马克思是能够超越意识形态的,但他实际上是把马克思当作圣人来看待的,他在60年代对马克思哲学的经典阐述正是建立在此种思维层面上的.这一解读思路中的内在缺陷直接导致了他晚年的思想困惑.     

马克思哲学历程的深刻启示

以经济研究为内核心的历史哲学是马克思一生研究活动的主线.马克思从<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与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开始,中间经过<资本论>对哲学的升华,一直到晚年提出跨越卡夫丁峡谷设想从而完成了划时代的东方社会理论为止,一直在哲学战线上纵横驰骋.这是马克思崭新的哲学思想形成、发展和完善的过程,也是他用哲学武器认识历史、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形态.涵盖整个世界的过程.<资本论>是马克思哲学历程的一个新的制高点,但它还不是马克思一生哲学思想的顶峰.马克思晚年最重要的题目就是如何把历史发展的一致性和多样性相统一的思想贯彻到底,探索东方社会向共产主义发展中的多样化道路问题.<资本论>中的唯物史观是开放的,但不是马克思哲学的最后完成.马克思一再说明,不能用西欧的模式来裁剪东方和世界的历史,<资本论>丝毫无意论证全世界一切国家和民族不问具体情况统统都要纳入资本主义轨道.马克思的这一澄清,为东方国家跳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扫除了思想障碍,提供了理论前提.马克思晚年放缓了<资本论>的写作,其目的也就是为了给跨越卡夫丁峡谷设想提供史学前提.马克思哲学的产生是哲学发展史上的伟大革命,这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它宣布新哲学关注现实,注重改变世界,二是它申明自己的实践特点.马克思的哲学是唯物主义哲学,马克思以实践为中心的唯物主义学说将从前旧唯物主义内蕴的社会主义和革命原则一下子解放出来,焕发出极大的革命活力.马克思哲学产生以后,一直是关注现实,以革命为准绳的.马克思以革命为坐标,重新审视了自己的东方社会理论,提出了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设想,实现了理论上的巨大飞跃.哲学研究一直和经济学研究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这既是马克思的哲学传统,也是马克思哲学的重要特色.经济学一方面是马克思哲学特别是唯物史观的底蕴,二者存在着共同的内容和范畴,另一方面,经济学研究的进展和突破是马克思哲学发展的重要机缘和途径.哲学和经济学的联盟,首先体现在:第一,对经济学的研究为马克思创立和发展辩证法奠定了唯物主义基础.第二,经济学为马克思哲学提供了实践领域.第三,经济学与唯物史观相互交叉,融为一体,它们的许多范畴和概念是共同的.在马克思哲学发展史上,哲学与经济学的发展总是互为前提,相得益彰的.马克思不仅通过对东方经济形态的研究,发现了东方国家由来已久的亚细亚生产方式,而且借助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考察,确立了历史发展的一致性和多样性相统一的历史现,提出了多角度地考察历史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把唯物史观关于社会形态的理论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     

马克思晚年人类学笔记中的“世界历史”思想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首次提出了著名的“世界历史”思想,这个思想的主要内容是:人类的历史是从“史前历史”过渡到真正人的历史,从“民族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随着生产力和交往的普遍发展,各民族也将冲破狭隘的地域范围,从而“历史也就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成为全世界的历史”①,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是每个人都在经验着的现实过程;在“世界历史”状态下,每个人都将成为真正普遍的、“世界历史性”的人,他们的存在与世界历史直接联系。 经过不断地发展和完善,在晚年人类学笔记中,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思想已基本成熟。这尤其表…     

马克思、恩格斯民族学书信研究

马克思、恩格斯的民族学书信,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学理论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一有待开发的领域里,作者对马克思、恩格斯自1842年起的半个世纪里的166封书信作了全面考察,按其内容分为6大类,253个条目,系统介绍了马克思主义民族学理论的形成过程,各个阶段的研究重点,研究风格及其理论价值。文章对俄国农村公社、东方问题等作了重点介绍。并以充分的史实证明了马克思、恩格斯对民族学、人类学的研究是一个长期的探索过程,而并非是从晚年才开始的。     

当代世界对晚年马克思研究的新视野

本文对当代世界各国研究晚年马克思发展理论的主要学者的理论和观点进行了概述，深入发掘了这些理论和观点对我们今天研究马克思晚年思想的新启示和新价值。文章着重阐发了这种新的研究对当今第三世界的发展和现代化道路的探索所具有的深刻意义。     

论马克思《人类学笔记》中的几个理论问题

从本世纪70年代开始在世界范围内兴起了研究马克思的人类学、民族学的热潮,东西方学者先后发表了许多有价值的著作和论文。这种研究,在我国起步较晚,本文仅就马克思人类学中的进化论与人类学,家庭、婚姻关系,国家的起源,亚细亚生产方式和公社制度,以及马克思的多元结构和过程发展模式提出一些粗浅的看法,不妥之处,敬请指正。一、进化论与人类学     

李鸿藻对西学的认识及其转变

李鸿藻是晚清一位重要历史人物,有人认为他是单纯的保守派,有人认为他曾与顽固派为伍。早期的李鸿藻由于受传统思想禁锢,对洋务派的很多活动进行过阻挠;甲午战败之后,晚年的李鸿藻切身体会到了敌强我弱的局势,开始改变西学观,主张采用“中体西用”的模式学习西方,实行军事改革,开始与维新人士有所接触,并用新人新法教育子女。他一生对西学有一由早期抵拒到晚年有所接纳的过程。     

左思思想新论

有关左思思想的研究较少，已有的观点多认为他早期为儒家思想，晚年则受玄学影响，遁人道家。本文从左思的生活经历、诗歌创作和其诗作的美学风格上来考察，认为儒家思想贯穿了左思一生，即便他晚年隐居，也只能算个“儒家的隐者”。     

作为交换工具的金钱与劳动价值论的分离与复归——马克思《金银条块·完成的货币体系》研究

《金银条块·完成的货币体系》是马克思在写作《伦敦笔记》期间完成的一个重要的理论逻辑聚焦的思想实验，主要内容是对自己前两次经济学研究时写下的《巴黎笔记》《1844—1847年经济学笔记》(遗失)、《布鲁塞尔笔记》《曼彻斯特笔记》等经济学摘录，以及刚刚完成的《伦敦笔记》前几册中涉及的众多经济学家关于货币问题讨论的一种专题性的思考。马克思提点出在资产阶级经济学和格雷-蒲鲁东主义聚焦的货币问题研究中需要格外关注的重要理论观点，特别是货币理论与劳动价值论的分离中可能出现的空白点，这会是今后马克思自己创立科学的劳动价值论的正确入口。在这一手稿中，我们已经可以看到马克思是在进行一种已初步研究过的学术资源的再思考和再加工的思想实验。从马克思的摘编线索和加写的提示来看，他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和《资本论》中不少重要的理论思考点已经在这里得以确认。     

马克思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研究过程与逻辑叙述——兼评“五形态论”理论框架内的诸说

本文探讨了马克思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研究的历史发展过程和这一理论的主要内容。这一理论的研究顺序是:东方专制制度的亚细亚生产方式→人类社会由原生形态向次生形态过渡阶段的亚细亚生产方式。而对这一理论的逻辑叙述顺序则要倒过来。文章依据马克思自《资本论》创作时期至《人类学笔记》创作时期的有关论述,由对上述二义的亚细亚生产方式主要特点的概述,论证了亚细亚生产方式是有别于“五形态论”所说的五种生产方式的独立的生产方式,从而说明了“五形态论”理论框架内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诸说之误。     

著名应用经济学家尼古拉斯·卡尔多

尼古拉斯·卡尔多在晚年对撒切尔政权和货币主义的批判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在他的一生曾经历过一段思想上的转折,并且他自己也明确意识到这一点,这是很有兴味的。他是在什么情况下发生思想转折的呢?就让我们参考他的回忆,看一下事实真相。     

西方应用人类学百年发展回顾

本文叙述了西方应用人类学的形成时期、发展初期、扩展时期和决策时期4个阶段,回顾了西方应用人类学从19世纪末至今百余年的发展历程。文章认为,西方应用人类学的百年发展,经历了从为殖民统治效力到为民族国家服务的转变,其内容也从较单纯的应用实践,发展到包括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在内的综合性研究;我国在人类学学科建设中,应该借鉴西方应用人类学发展的经验教训,开展本土化的应用人类学研究。     

政治人类学:关于国家的最新研究

近几年来,陆续出版了许多政治人类学方面的著作,论述有关国家的性质和起源的一些问题.重新研究国家就是强调国家的历史性.在这种情况下,把国家的起源及其发展作为一个首要问题提出来是不足为怪的.此外,这些问题还曾根据进化论的研究,甚至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而进行探讨,那时,在人类学家中对进化论的研究还没有取得多大成绩.人们总是在同一种思想范畴内大量参考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特别是参考《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这本书.人类学的最新研究所表现出来的对研究国家的兴趣,不仅同这一学科扩大研究范围相一致,而且也反映了人类学研究在逐渐变化.     

马克思由费尔巴哈崇拜转向费尔巴哈批判的思想历程探析

马克思由费尔巴哈崇拜转向费尔巴哈批判经历了四个阶段:马克思受费尔巴哈"主宾原则"和人本主义方法的深刻影响;马克思对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创造性应用;马克思由抽象人的观点向现实人的观点转变;马克思对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批判。马克思发生这一思想转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他在研究中逐步确立了实践劳动的观点,受施蒂纳与受赫斯思想影响等。这一转向是马克思清算从前的哲学信仰、了断与青年黑格尔派复杂思想关系的重要环节,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世界观实现两次变革的显著标志,是马克思制定"现实的人及其发展历史"的唯物主义出发点的理论土壤。     

从“志在富民”到“文化自觉”:费孝通先生晚年的思想转向

本文是对费孝通先生晚年思想转向之成因的研究。费孝通晚年的研究强调理论与实践并重,力倡"文化自觉",由早年注重西方文化变而偏重于中国传统文化。通过对费孝通晚年著作的详细考察,本文认为,费孝通的思想转向是他在对中国现实社会的不间断的调查、实践和反思中形成的。这种思想转向是一种"社会科学"的转向,而不是文化立场的转变。本文以四个部分来论述这种转向的发生。前两个部分讨论费孝通晚年谱写的"两篇文章",即小城镇和乡镇企业研究、民族和边区开发研究。在这两个领域的经验研究中,费孝通都遇到了社会学和人类学上的挑战,他发现：乡村工业、民族和边区的发展都不只是经济社会政策的问题,甚至也不是经济和社会结构的问题,而是和其背后"只能意会、不能言传"的心态和文化有关。如何把握这些心态和文化,是本文的第三个部分,即费孝通晚年社会学方法论的主要内容。费先生从英国人类学家Leach因《江村经济》所提出的两个方法论问题入手,在生命的最后十多年里展开了漫长而严谨的反思。反思的结果一方面是对社会学研究方法论的新看法,也是对上述两个经验问题的总回答,另一方面是对"文化自觉"理论的方法论补充。本文的最后一个部分讨论的是费孝通作为一个社会科学家,晚年如何身体力行,在"差序格局"中"推己及人",延续了中国传统文化中以天下为己任的士大夫精神,是为真正的"文化自觉"。     

晚年的马克思与俄国的“资本主义边缘”

过去10年中,对年轻的马克思与成熟的马克思之间的差别有过很多的论述,但是对于马克思生前最后10年思想发展的研究却被忽略了。在马克思晚年思想的形成过程中,有4件事起着重要的作用:(1)1871年的巴黎公社;(2)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社会科学领域的重大突破;(3)扩大了对非资本主义的农业社会,尤其是印度的知识;(4)俄国和俄国人向马克思提供了有关农民公社和俄国革命民粹派的理论和实践所包含的直接革命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