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洋义赈会与民国合作事业略论

华洋义赈会是民国时期由中外人士联合组成的以从事经济活动和社会公共事务为主要工作的社会团体。从 2 0世纪 2 0年代开始 ,该会比较成功地将西方合作制度引入中国农村 ,通过开展信用合作和金融合作 ,为把农民组织起来 ,吸引城市资金流向农村 ,促进一些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提高农民的文化水平 ,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尤其是该会在中国广大农村倡导并推动成立了成千上万的农村合作社 ,成为近代中国农村经济组织转型与近代化的重要标志     

华洋义赈会赈灾防灾的实践飞跃及意义

华洋义赈会在近代中国救灾史上占有重要地位。通过对其在河北省办赈活动的个案考察,深入剖析了该民间组织“有灾救灾、无灾防灾,与其授人以食,不如授人以技”的独特办赈理念。研究华洋义赈会从赈灾到防灾的实践飞跃,对当代的救灾和防灾工作也有借鉴意义。     

华洋义赈会农村合作事业述论

2 0世纪二三十年代 ,中国农村陷入空前危机。华洋义赈会从改良民生目的出发 ,从信用合作社入手 ,先在河北进行试点 ,之后将合作制度推广到皖赣陕川 ,成为复兴民国农村的最重要一支民间力量。它在实践中所创造的经验和引发的教训 ,予国民政府和关注农村的民间团体以借鉴 ,对于今天关注“三农”的人们 ,也有很好地启发     

华洋义赈会与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农村信用合作社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农村陷入空前危机,华洋义赈会在合作思潮的影响下应运而生。他们通过与银行联合提供贷款,部分满足了小农对资金的渴求,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农村高利贷的盘剥。但是,从这些农村合作社借贷资金的来源和构成状况上,我们可以看到合作社的社内资金极其微小,转而不得不依赖于社外资金,而社外资金对于农村合作社的支撑又极不稳定,从而限制了合作社对农村社会变革所发挥的作用。     

论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天津的犯罪小团伙—— 以《益世报 》为视角

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天津处于南京国民政府统治之下，频繁的行政区划更迭和多国势力在天津的角逐，华洋杂处铸就的市民性格特征成为天津犯罪小团伙滋生的社会背景；当时天津犯罪小团伙数目较多，有十大恶、玫瑰党、摩登破坏团等，其作案动机、手段各异；天津犯罪小团伙的活动与作案目标、与其他社会势-力和文化风俗的冲突都有关系。     

20世纪30年代初中国乡村金融枯竭的原因

20世纪30年代初中国的乡村金融出现了严重的枯竭状况。乡村金融枯竭的发生是由多种错综复杂的因素决定的：乡村现金收入因农产品的价格跌落、农产物的输出减少及乡村副业的萎缩而不断缩减;乡村社会环境的恶化,一些地主富农商人携带大量资金离村入城;农民大量的资金消耗在沉重的赋税上;一些地区的金融枯竭与外来汇款的中断密不可分;乡村资金集中流向都市,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农村中现银的流失,导致乡村金融枯竭的外部原因是美国高价收购白银。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我国长江中下游地区的粮食物流

选择20世纪二三十年代这一特定历史时期,考察了在世界市场体系框架下我国长江中下游地区的粮食物流状况,对当时粮食的流向、流量进行了较为细致的研究分析.     

在行走中成长--20世纪20年代初与80年代初的小诗体比较研究

小诗体产生于20世纪20年代初,作为中国新诗史上的诗歌品种之一,小诗在中国现代文学史里已走过90年的漫漫长途,并在不同时期呈现出不同风貌,文章拟对上个世纪20年代初兴起的小诗体与70年代末80年代初再度兴起的小诗体进行对比研究,从产生背景与原因、艺术风格等方面探讨两个时期小诗体的异同。     

20世纪30年代中山大学读经考察

20世纪30年代,中山大学中文系推行读经,既有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反传统一面的拨正,又有对脱离现实的纯学术研究之风的纠偏,旨在提倡"以经为文"、"读经救国",企图恢复经学致用的功能,引起校内新旧之争.不过,在各种政治势力介入后,学校读经反而引发了新一轮的新旧之争.以"中大读经"的来龙去脉及其牵连各方为视点,既可明了"中大读经"是这场读经与反读经浪潮的发端,又可揭示经学在近代乃至整个中国历史文化发展进程的极端复杂性.     

20世纪30年代与21世纪初全球经济大萧条比较

20世纪30年代,全球爆发了长达五年的经济大萧条。时隔七十余年,从2008年开始,经济大萧条再次席卷世界。这两次全球经济大萧条都表现为经济急剧下滑、企业大量倒闭、失业率大幅上升等严重的宏观经济问题,政府也都采取了干预市场的政策和措施。但与20世纪30年代全球经济大萧条相比,2008年以来的全球经济大萧条波及范围更广、持续时间更长、传导途径更为复杂、宏观经济政策更为系统、治理危机的国际合作更趋紧密。     

长江中下游春季连阴雨问题分析

本文依据连阴雨划定的标准规定,对长江中下游地区多年来连阴雨的气候特点及其基本形成原因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1）全域性连阴雨期年际变化大;（2）连阴雨在空间、时间上分布不均;（3）地形影响连阴雨频率变化规律;（4）春播期低温,杨花期高温是影响农业的直接原因之一。     

哥老会在长江中下游的崛起

19世纪70～90年代,哥老会在长江中下游迅速崛起.曾国藩遣散湘军直接导致了哥老会的迅速蔓延;清同治年间,哥老会在两湖地区首先崛起,规模和声势已凌驾于活动不多、处于相对沉寂状态的天地会以及斋教等秘密社会组织之上;约在光绪朝中、晚期,哥老会势力从湖广地区伸展到长江下游,并在反对外国教会的过程中成为斗争的主角.至此,长江中下游哥老会的活动广为"世人所注目".     

略论清水江中下游地区碑刻的社会价值及保护

清水江中下游苗侗族地区民间遗存着大量的碑刻,碑刻涉及的政治、军事、经济、社会等各个方面内容,对了解和研究这一地区的社会历史发展具有重要的价值。然这些碑刻保存的状况甚是堪忧,亟需进行保护。     

清前期湘江下游地区的米谷流动与社会竞争

清前期,湘江下游地区成为全国重要的米谷输出地,本地积贮大量米谷的地主富户、市场中的粮行、来自外省的米商和常平仓采买人员、地方官,都积极地参与到米谷流动和贸易中。粮行和地主富户通过控诉地方官试图改变常平仓的采买办法,社仓社长与地方官相互勾结经营社仓获利,粮行则通过强力吸纳米谷或通过让利吸引客商以求把持行市。地方官员、客商、粮行和富户在同一个米谷交易和米价变动的空间中互相较量。这个过程呈现了商品贸易对于社会群体及其之间关系的影响,有助于讨论市场、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     

汉江中下游湖泊-流域地区综合开发与整治

以系统理论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从五个方面提出了汉江中下游湖泊-流域地区综合开发与整治对策(1)以流域社会经济与资源环境系统为载体,构筑可持续发展基本平台.(2)树立湖泊-流域地区综合治理理念.(3)借鉴国外湖泊-流域地区综合开发与整治经验教训,高起点开发利用和治理汉江中下游湖泊-流域地区.(4)以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上马为契机,运用工程措施综合开发和整治汉江中下游湖泊-流域地区.(5)以有效的管理机制和健全的制度为保障,营造良好的区域发展环境.     

唐代长江上中游地区的民间道教信仰

自从六朝至唐代,长江上中游地区是道教传播的重要区域之一。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道教的神与仙继承了中国原始宗教、古代神话、古代宗教所崇拜的诸神,又容纳了民间信奉的众神,吸收并发展了得道成仙的思想。因道教诸神来源于民间,对信仰者来说并不陌生,因此道教在长江流域很快赢得了民众的崇奉。     

唐代长江上中游地区的民问佛教信仰

自六朝至唐代,长江上中游地区是佛教传播的重要区域之一。本区多大山深谷,是南北僧人精研教义、弘扬佛法的的理想场所。佛教信仰不仅流布于通都大邑,而且深入到穷乡僻壤,深深影响着当地的民俗生活。佛教信仰于本区兴盛的原因,一是统治阶级的大力提倡;二是人们笃信佛教,祈佛消灾降福。此外,还与本区俗信鬼神的传统似乎也有某种关系。随着佛教在本区的传布,民众对佛教的信仰与他们的传统信仰及民间祭祀获得了某种程度的结合。     

清代西江下游植树护林初探

森林能够涵养水源,保持水土,调节气候,是山地丘陵地区生态系统的核心。清代西江下游地区人们对此已有较为深刻的认识,因此本区颇为重视植树造林和保护林木。在植树造林方面,诸如观赏林、行道树、防护林的栽植,所在多有。在森林保护方面,其突出特点则是树立碑刻进行保护。从这些碑刻的内容来分析,西江下游人们结合宗教、民间风俗、所有权及借助官府的力量等措施来保护森林,多管齐下,在体现他们智慧的同时,也较好地保护了本区的生态环境,从而为珠江三角洲乃至整个广东的生态环境保护作出了重要贡献。     

略论乌江下游少数民族地区近代教育的发展

乌江下游少数民族地区近代教育的发展经历了清朝后期、清末民初及国民政府时期三个不同的历史阶段.本地区近代教育虽然受当时的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等因素的影响,发展极为缓慢,但也发挥了多种功用.     

黄河上中游近期水沙变化分析

根据黄河上、中游干流及重点支流水文泥沙定位观测资料统计,对1997—2006年水沙变化特点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与1970—1996年相比,黄河流域上、中游各区间降水量普遍减少,减幅在3%~11%;上游降水径流关系没有明显变化,而中游地区降水径流关系变化明显;干支流实测水沙量减少,减幅由上游至下游逐渐增大,径流量减少幅度从上游的20%至下游达到40%左右;对于输沙量,除河源区变化不明显外,干流各站沙量减幅在27%以上,头道拐至潼关各站减幅为57%~87%;干支流洪水发生场次普遍减少,且洪量减幅小于同期沙量减幅,前者为8%~46%,后者则为57%~64%;随输沙量减少,泥沙组成也发生变化,不同区域存在着泥沙中值粒径增大、变细和变化不大3种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