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文化研究中的文学、理论和民主批评——关于霍加特的理论研究

理查德·霍加特通常被视为英国文化研究历史上“前理论时刻”、文学经验主义、文化主义的代表人物，一位反理论/无关理论者。然而，文章认为，霍加特的文化批评并非是反/无关理论的，而是关于何为理论、理论何为的探讨；他的文学写作激活了他的民主批评，这正是文化研究的用途。文章第一部分审视了当代理论，认为理论实则复制了阿诺德模式；第二部分探讨了霍加特的“理论”语言，认为他看似普通的语言满足了民主批评的政治需求；最后一部分结合具体文本，分析了霍加特的语言及文学写作如何促使他伸展开来，与他者对话。      

蔡源煌：台湾后现代小说的代言人

作为“台湾后现代小说主要的理论代言人”,傅珂的“僭越”理论被蔡源煌用来解说“后设小说”的特征：超越约定俗成的言说体系,借着书写行为去说明经验的极限,进而去超越构成这些极限的业障。蔡源煌用文化人类学研究文学,用的是一种历史与现实的透视观。他之所以能在当代文学评论与研究领域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一个重要原因是他非常重视文学基础理论的研究。     

承典与塑新：21世纪西方文学和文化批评中的马克思主义——基于彼德·巴里与罗伯特·帕克的文学理论著作的比较分析

彼德·巴里的《理论入门：文学与文化理论导论》和罗伯特·帕克的《如何解释文学：文学与文化研究批评理论》是21世纪西方文学文化批评中的“双子星”。它们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介绍部分不约而同地做到了“承典”和“创新”,而且存在诸多相似之处,即在继承马克思和恩格斯等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拓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内涵及其文学文化批评实践,为读者进一步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提供了很好的指导。两本专著既彼此呼应又相互补充,共同为读者展示了马克思主义传统批评理论中的经典价值与地位及其在21世纪文学与文化批评领域的强大生命力。     

论叶维廉的中西比较诗学研究

学者叶雏廉对中西比较诗学的主要贡献是：通过质疑西方新旧文学理论直接应用到中国文学研究上的可行性,创造性地提出“文化模子”学说,以关注中西文化的互照互省。他对寻找东西方文学的共同规律,建立比较文学学科理论架构做出了积极贡献。“文化模子”为中西比较文学和比较诗学发展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研究方法,具有方法论的意义。它是“跨文明研究”这一比较文学中国学派基本理论特征在方法论上的具体化。     

伊格尔顿的思想历程

该文在讨论伊格尔顿的几部主要著作及其批评思想的主要构成的基础上,提出伊格尔顿的思想经历了三个主要阶段在第一阶段,他的批评视角基本上是雷蒙德·威廉斯的“文化与社会”理论,从社会物质关系诠释文学和文化,并注重文化与社会的互动关系;第二阶段,受路易·阿尔图塞反人文主义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影响,试图建立一门以意识形态为基础的“文本科学”;第三阶段,仿佛回到“文化与社会”的问题框架,但是更强调文学的政治性,基本形成了他自己的“文化政治批判”理论,伊格尔顿的思想历程也许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英国乃至整个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的思考和探索。     

从文学与语言学两上视角看<<午餐>>的语言

本文从现代语用学角度同现代文学批评理论中的“话语理论”角度评析了毛姆的小说《午餐》的人物语言。《午餐》中人物对话充分运用了语用学中关于会话的“礼貌原则”和“合作原则”的多种具体准则或技巧,但从文学的“话语——权力”理论视角分析,这部小说恰恰是对这些“原则”、“准则”下隐含的现实社会关系和话语权力关系的揭露与反讽。这种对照表明：现代语言学从语法到语义再到语用的重心移动,还必须进一步同“话语权力”观念结合起来,这才能较为准确地把握语言系统同社会历史文化语境之间的复杂关系。     

至诚之声 先觉之声——鲁迅前期浪漫主义

本文从理论探讨和文学实践两个方面,考察鲁迅前期浪漫主义精神探索的独特性,指出:作为伟大思想文化先驱的鲁迅,是立于思想文化高度进行浪漫主义精神探索的;他把浪漫主义作为一种人类精神文化现象和社会文化意识来把握,以“立人”为探索起点和目的,在理论上建立了现代浪漫主义文化观和文学观,在文学实践中创造了思想文化型浪漫主义文学;他的这一探索在思想文化层次上体现了近代与五四“人的自觉”精神和民族新文化方向。     

新社会史的文化语境——以E·P·汤普森的文化史研究为例

汤普森所指的文化包含了物质文化、制度文化、观念形态文化和行为文化。在文化史研究中他借用了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概念,形成了全新的社会——文化分析模式,他对英国工人阶级形成和18世纪英国社会的研究开创了新社会史的文化语境。他的文化史观没有脱离历史唯物主义的框架,因而也不能称为“文化马克思主义”。     

海外华文文学的比较文学意义

海外华文文学是20世纪80年代初出现的具有世界性的新学术领域,以台港澳文学作为“引桥”而逐渐拓展,也逐渐与国际上的移民文学、离散文学接轨,形成一个极具东方特色的文化、文学“圈”。它的兴起为中华文化外移与外族文化相互影响研究拓展了广阔的空间。本期发表三篇文章:饶芃子的《海外华文文学的比较文学意义》从跨学科的视角论述海外华文文学对相关学科的促进,为比较文学提供了崭新的探讨对象和研究空间,为传统的国别、地域文学比较,特别是理论研究和学科“边界”研究,提供了新的内容和视点,海外华文文学和比较文学在开拓文学研究新视野、新思路、新方法上,均起了积极的作用,为中国的文学研究,提供了更为开阔的视野和新的阐释内容和角度,并由此而引起了对传统思维模式的反思;王润华的《文化属性与文化认同:诠释世界华文文学的新模式》是从文化视角切入东南亚华文文化,作者从不同国家、不同层面、不同视角来谈中外文化交流的感受,并探讨诠释中国以外边缘地带华人建构的另一种“中华文化”的模式;蒲若茜的《华裔美国小说中的“唐人街”叙事》是对不同历史时代和不同文化背景的华裔美国作家笔下频繁出现的“唐人街”叙事的分析,在华裔美国文学书写中占有不可或缺的主导地位,随着历史时代和文化背景的不同,作家笔下的“唐人街”再现也表现出极大的差异:从早期“他者导向”的叙事、“亚裔感性”的追寻到华裔第二代逃离或固守“唐人街”的种种诉求,表现出美国强势文化俯视之下,作为弱势群体的华裔要冲破“玻璃天花板”的艰难。     

淡云·微风·清泉 --浅论林语堂的文学主张

林语堂是个颇为复杂的文化人。长期以来在我们的文学史上很少提及,即使提到,也仅仅是在《语丝》时期略提一笔。其实,他不仅文学创作颇丰,而且在文化理论建设和文化批评方面也颇有建树。他的“幽默文学”、“闲适小品”、“性灵文学”和“娓语笔调”等文学主张都是现代文学批评史上弥足珍贵的精神遗产。     

文学批评与文化研究

文化研究的崛起标志着文学批评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文化研究源于60年代的英国,盛行于20世纪90年代。以阿尔都塞为代表,强调主观意识的能动性,反对简单的经济决定论,但他对于文化结构-也就是结构对于主体的决定性的强调多少压抑了主体的反抗意义。葛兰西的理论则不像阿尔都塞那样,把意识形态和人类的主观意图同实践截然分开,从而在某种程度上克服了“文化主义”和“结构主义”的对立。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结构作了更为深入的分析。相对于以往的文学批评,文化研究出现了一些显而易见的转移。文化研究重视的是大众文化-特别是一些大众传播媒介的文化生产。对一坟流文化所排斥的种种边缘文化和亚文化,文化研究也表现了特殊的兴趣。当然,文化研究对于大众文化的青睐,不会影响文学经典仍然充当文化研究中的主要话题,而且,即使在文化研究的名义下,文学批评仍然要坚持文本和形式的研究。总之,文化研究的出现表明,人们不再将文学想象为一个高贵的天堂,同时也表明,文学仍然可能产生巨大的感召力。     

文化研究的得失与文学理论的知识重建

文化研究将文学视为书写与阅读能力,重视对文学与社会政治的关系的研究并将文学理论看作文化理论,企图对传媒时代文学的形态变异怍出理论上的回答。但由于其本身包含了无法克服的矛昏,所以在其后继者那里渐渐演变成大而化之的"对文化的研究" 文学理论需要正视文化研究的现实并采取恰当的应对策略。     

文化与诗学的互构——“文化诗学”与“文化研究”之辨

“文化诗学”与“文化研究”是两种殊名异义、学理维度有别的文艺文化思潮。“文化研究”是对日常生活文化、大众文化,包括各种流行文化、消费文化的研究,它可以是日常生活的美学研究,也可以是泛文化研究;而“文化诗学”是基于“诗学”审美品格的学科前提基础上而言的,是一种文学文本与文化之间互涵互构的研究,并且其文化应该是一种积极的具有诗意审美维度的文化。“文化诗学”包含两个研究向度：一是文学的文化研究,即应该研究文本中的文化,重视文学文本与文化之间的互涵互构关系,激活传统;二是文化的文学性研究,即应该研究文化中的文本,研究当下日常生活中各种鲜活的具有文学性的艺术形态,关注现实。     

威廉斯的文化思想诠释

英国文化学家威廉斯赋予文化以新的含义,开辟了从社会大视角和多语境角度诠释文化的新领域,创造了感觉结构,建构了文化唯物主义理论体系,发展了文化霸权理论。随着文化研究在当今全球化语境下的发展,威廉斯所做出的独特贡献越来越显得重要。     

专制和动乱“空隙”处的文学幸运儿——试辨知青作家文学能力训练的历史真相

知青作家在文革前和文革时期文学能力训练的真相及其文化原因,是一个至今尚未被充分揭示的问题.尽管个人具体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境况不同,但知青作家大多在少年时代接受了良好的文学启蒙,文革"派性"斗争时期经历了集中的文学阅读,上山下乡时期又处于具有文化优越性的社会位置,所以文革时期其文学创作能力即已累积形成.实际上专制和动乱不可能覆盖整个历史时空,其"空隙"处必然滋生出人类对文明的向往和个人的天赋与才华之花.     

文化诗学结构:中心、基本点、呼吁

文化诗学的意义就是要把“内部批评”和“外部批评”结合起来,把结构与历史结合起来,把文本与文化结合起来,加强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历史深度和文化意味,走出一条文学理论的新路来.文学批评必须坚持以审美检验为中心.在分析文学文本的时候,应把文本看成是历史的暂时的产物,不能就文本论文本,而要抓住文本的症侯,放置于特定的历史语境中,以历史文化的视野去细细地分析、解读和评论.20世纪90年代末和21世纪初出现的中国的文化诗学,是一个文学理论话语,折射出社会的时代的要求,是对于社会发展平衡的一种呼吁.     

试论文化批评与文学批评的关系

文化研究可分为广义与狭义两种。前者以一切文化现象为对象;后者亦即文化批评则主要把文化研究的方法与旨趣引入文学研究,是文学研究的一个范式,与它相对的不是文学研究而是审美研究。事实上,文化批评恰恰极大地得益于文学批评"内部研究"中发展起来的语言学、符号学与叙述学这些被认为是"文学的本体批评"的分析工具与分析方法。文化批评与形式主义或审美研究的真正差别在于它们解读文本的方式、目的、旨趣不同,文化批评的目的主要是揭示文本的意识形态以及文本所隐藏的文化一权力关系。     

“文化诗学教学观”的基本理念与实现路径

“文化诗学”不仅是文艺学理论主张,它的基本精神也同样适用于文学理论教学。“文化诗学教学观”在基本教学理念上主张“理论—文本—经验”的三维拓展,它以“文学—文化—生活”的“三重经验论”为教学实践的基本立足点,以文本分析与理论思辨并重的“双向能力结构”为能力培养目标,倡导课堂教学以“生活—阅读欣赏—写作”“一体三面”的学习途径来促成教学目标的实现。     

文学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

科学哲学研究的文化转向为一切科学研究的文化转向奠定了理论基础,文学研究的文化转向为文学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提供了方向。翻译研究必须与文化研究、文化转向相互结合,形成互动。只有让翻译研究与文化研究走出各自的象牙塔有机结合在一起才能挖掘文字背后的文化渊源、发挥翻译的强大功能并形成指导翻译实践的宏观理论体系。     

文化诗学视角下《废都》的文化诗性翻译再现探析——以葛浩文英译本为例

作为当代重要的文艺批评理论,文化诗学旨在挖掘文学作品的文化性和诗学性,有助于从文本内外充分展现文学作品的精神风貌,因而为文学翻译研究提供了良好的视角。基于文化诗学视角对葛浩文《废都》英译本进行鉴评,具有跨学科的思维和突出的研究创新性,不仅有利于充分挖掘该文学巨著的博大精深、丰富多彩以及艺术感染力,而且能有效拓展翻译学的思维和学理空间。文章发现,在文学翻译过程中,只有秉持文化诗学理念,才能在译文中再现原作的审美性、文化性及诗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