竞争性收入分化及其抑制

收入分化和两极分化是市场经济中的普遍现象,对这种现象存在不同的理论解读.文章认为,普遍性存在的现象必须从其共性中寻找原因,市场经济中产生的问题首先应该从市场经济具有的特性上来研究.市场经济是竞争经济,竞争是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竞争具有两重性,在提高效率的同时必然导致收入分化现象产生.竞争是市场经济中收入分化最重要的持续性基本因素,对不同分配形式具有深刻的影响,竞争使得市场经济中的收入分化和两极分化具有超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非制度性特征.市场经济本身没有自动实现公平的内在机制,实现公平只能依靠政府.由此政府与市场自然出现分工,即市场追求效率,政府实现公平.在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后,政府的主要目标不应还是一味追求效率,而是努力实现社会公平.为此,政府必须坚持公平优先原则,在创新中建立体现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符合市场经济规则和中国国情的制度安排.     

经济转型期居民收入差距不合理扩大成因:基于要素市场的分析

经济转型期,收入差距的扩大成为当今中国需要处理的重要问题,因为在一定条件下,会引起效率和公平之间的深刻矛盾。对于转型期中国收入差距扩大成因的分析,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本文认为,市场发育不成熟,特别是要素市场发育的不成熟,从而导致要素收益的错位实现,这是经济转型期收入差距不合理存在的根本原因。本文基于对三大基本要素(劳动力、资本和土地)市场及收益归属的分析,从理论上寻求转型期居民收入差距的新解释。     

转型劳动力市场的分层与竞争——结合武汉的实证分析

本文结合武汉的实证分析 ,认为外来劳动力和本地劳动力的收入决定存在明显的分层 ,户口登记状况及单位性质等对劳动力的 (工资 )收入产生着显著的影响。虽然这种分层继续在一定程度上对城市劳动力起着保护作用 ,但它同时意味着 ,随劳动力市场的不断开放 ,外来劳动力所具有的低成本优势 ,将对本地劳动力就业产生竞争与替代效应。另一方面 ,城市劳动力市场的保护性政策 ,导致劳动力成本的系统性差异 ,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国有企业创造就业的能力以及本地劳动力在开放性劳动力市场中的竞争能力     

行政垄断、收入流动性与我国行业收入差距的扩大

行政垄断造成行业收入差距扩大已成为我国当前国民收入分配的一个显著特征,同时竞争压力的缺乏也使得垄断性行业成为一个相对封闭的系统,限制了行业间的劳动力流动,导致居民收入流动性下降,社会收入阶层固化.应通过消除行政垄断、缩减垄断行业范围和消除劳动力流动障碍来保障机会公平,缓解行业收入差距带来的社会矛盾.     

建立公平的劳动者工资分配机制

普通劳动者的工资低于社会平均水平,只能或难以维持劳动力的简单再生产,与不合理的高收入、高消费形成巨大反差,成为当前经济利益分配不公的集中表现和必须重视的社会问题。建立健全自主平等、充分竞争的劳动力市场价格形成机制,是市场经济公平分配劳动者经济利益的客观方式。着力推进政府改革,转变政府职能,以切实确立起劳动者独立、自主、平等的经济地位和完善的市场经济关系,是公平的市场分配机制得以建立健全的关键。     

前劳动力市场教育歧视与城乡劳动力工资差异——基于Neumark方法的分解

国内有关城乡劳动力工资差异的研究着重强调劳动力市场户籍歧视的作用,而忽视了前劳动力市场教育歧视的影响。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应用Neumark分解研究中国劳动力市场中前劳动力市场教育歧视对城乡劳动力工资差异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在城乡劳动力的工资差异中,由个体特征所导致的工资差异占71.47%,劳动力市场户籍歧视所引起的工资差异占17.53%,而前劳动力市场教育歧视造成的工资差异占11.00%。因此,只有综合考虑前劳动力市场教育歧视的作用,才能准确地估计劳动力市场中户籍歧视所导致的城乡劳动力工资差异。     

户口、职业隔离与中国城镇的收入不平等

基于中国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大样本数据,比较同工不同酬问题和职业隔离等制度性障碍在导致农民工与城镇工人间的收入不平等中所起的作用。结果表明,人们通常观察到的农民工收入低于城镇当地工人的现象主要可归因于以户口为基础的职业隔离,而非同工不同酬的劳动力市场中的直接歧视。城乡地区间不平衡的机会结构,尤其是教育机会的巨大不平等,是导致农民工与本地城镇工人职业隔离的重要原因。利用倾向评分匹配法把农民工与具有相似背景的城镇工人进行比较,发现在党政机关/事业单位类型内的农民工收入比城镇工人低;在国有/集体企业和私有部门内,农民工的收入比相应的城镇工人的收入反而更高。这说明,要改善农民工在城镇的经济社会地位,在改善城乡间教育机会失衡状况的同时,还要消除针对农民工的职业准入障碍,保证劳动力市场中的机会均等。     

行业间不平等:日益重要的城镇收入差距成因——基于回归方程的分解

基于回归方程的收入差距分解发现,1988年、1995年和2002年,行业间收入不平等对中国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的贡献越来越大,而且这主要是由一些收入迅速提高的垄断行业造成的。同时,区位、教育、所有制和职业类型以及是否有第二职业对收入差距的贡献也在提高,是否完全就业和年龄对收入差距的贡献有明显下降。因此,缩小中国城镇收入差距,亟需打破劳动力市场进入壁垒和产品市场行业垄断。此外,减轻地区间的劳动力流动障碍、普遍提高劳动者的受教育水平等措施,也将是未来政府缩小城镇收入差距的重要政策着力点。     

论二元劳动力市场下农民工人力资本提升的制度困境

二元经济结构的社会制度塑造了中国特色的劳动力市场分割制度,鲜明地体现在农民工为主要特征的次级劳动力市场上.在成熟的劳动力市场上,人力资本的提升可以提高社会经济地位.但在中国的次级劳动力市场上,农民工人力资本却因为传统市场用人制度的惯性影响无法提高自身的社会地位,仅仅表现为经济收入的绝对提高和参照群体的相对改善.教育程度的提高并不能带来收入水平的差异,从而导致了知识性人力资本的失灵.分割的劳动力市场对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同质性需求导致了对技能性人力资本的农民工的青睐.正是由于技能性人力资本的稀缺性原因,使得农民工体制外人力资本的外溢效用越来越强.     

农民分化、农地流转与劳动力转移行为

农地流转行为意愿及劳动力转移行为意愿与农民的异质性密切相关,职业分化、人力资本分化及收入分化分别不同程度地影响着农地流转行为意愿及劳动力转移行为意愿;促进劳动力转移并不一定会加速农地流转,农地流转行为并不是劳动力转移行为的主要动因,对于不同特征的农民,农民分化、农地流转与劳动力转移的内涵也不同。     

我国居民代际收入传递机制研究

利用中国居民健康和营养调查数据(CHNS)对我国居民代际收入传递机制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以子代受教育年限为代表的人力资本投资与以子代职业类型为代表的社会资本投资确实是解释我国居民代际收入传递的重要因素。1991—2011年间,职业因素在代际收入传递过程中扮演着比教育因素更加重要的角色,然而从2004年开始,两者之间的差距有了明显的缩小。此外,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别会带来其居民代际收入传递机制的不同。要提高我国居民代际收入流动性,政府需要在不断完善劳动力市场的基础上,努力保证各个阶层子代拥有公平的受教育机会。     

我国劳动力市场的划分

作者分析了由改革和发展过程所带来的我国劳动力市场在中资和外资之间的划分、在不同产业、不同地区之间的划分，和由劳动者个人素质、受教育培训水平的差别所带来的我国劳动力市场的纵向划分，以及我国劳动力市场划分在传统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背景下的特殊的历史发展过程，并分析了劳动力市场分化对我国经济与教育发展的影响。     

市场化与国家规制——转型期城镇劳动力市场中的收入分配

本研究透过职业阶层、教育与政治资本三个重要因素,侧重分析了市场化改革过程中国家力量对劳动力市场中收入分配的影响。在国家规制影响较大的劳动力市场部门,职业阶层间收入差距较小;人力资本回报的提高受国家改革计划的影响明显。而在新生的市场经济部门,不仅阶层间收入不平等扩展迅速,而且体力劳动者的市场境遇也大大低于国有部门和集体部门。由于更多地受国家政治过程的影响,政治资本对改革后新生代劳动力工资收益的影响呈现出随进入劳动力市场时间的推后而快速下降的态势。     

论初次分配中的公平问题

收入分配的公平和资源配置的效率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初次分配注重资源配置的效率不能离开公平,注重效率必须落实在市场运行的公平上。初次分配中的公平体现在市场主体的自由选择、市场主体的平等待遇、市场交易的等价交换和市场主体的独立产权等方面。我国初次分配中的问题是由市场的不完善引起的。只有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才能实现收入初次分配的公正,同时为收入的再分配提供一个客观的基础。     

公平与效率：我国教育发展的阶段性演进（1949—2022）

中国教育发展中的公平与效率问题始终是社会与学术界关注的热点,然而就各个教育阶段展开有针对性分析的研究却较为鲜见。公平和效率作为教育的两个基本价值维度,受到来自政策制度等宏观因素和来自家庭资本等微观因素的双重影响,在我国各个教育阶段中表现出复杂的差异化关系。学前教育经历了从公平与效率分化发展到效率优先、公平兼顾再到公平与效率兼顾三个阶段;义务教育经历了从效率优先、突出重点到公平与效率兼顾的均衡化、特色化发展两个阶段;高中教育一直以来呈现出效率优先、公平较低的发展特征;高等教育历经了效率优先、保证重点的分化发展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统一发展两个阶段。国家顶层设计和社会发展的阶段性决定了我国各个教育阶段的战略型分化与发展型分化的阶段特征。未来我国教育改革和发展应朝着各级教育按阶段、按类别、按需求的阶段性差异化、内涵式特色化、系统性优质化趋势发展。     

制度变革、专用性资产积累与农村内部贫富分化

中国农村制度变革为农民创造了初始机会均等的增收致富机会,但由于农民个人专用性资产积累的不同,即主要是农民自身干中学技能和社会支持关系的不同,导致农民打工就业、经营活动等增收致富方式的分化,进而使农民之间收入增长的规模和速度呈现明显差异,农村内部的贫富分化由此产生.尤其是近两年来,少数经营大户依靠社会支持关系增强而实现收入迅速增长,成为当前农村内部贫富分化加速的重要原因.农村内部贫富分化的改变,需要农村经济、政治和社会等各种制度协同改善,并为"农二代"发展提供公平的社会支持系统.     

教育、非正规就业与劳动力收入差异——基于动态面板数据模型的实证分析

在动态面板数据的System-GMM模型基础上,利用CHNS数据研究不同教育程度的非正规就业者与正规就业者的工资差异,结果显示:不同的教育组别,两部门收入差异存在着明显不同。正规就业者的收入优势只在高中教育组和大专及以上教育组显著存在,初中及以下教育水平就业者的收入并没有显著的部门差异。进一步的研究还发现,随着教育程度的提高,两部门教育回报率差距变大;高中教育组在两部门的收入差异主要来源于非个体特征因素导致的劳动力市场分割,而大专及以上教育组在两部门的收入差异则更多来自于个体的资源禀赋。这说明,人力资本,特别是教育在两部门收入差异方面起了重要作用。     

基于工资排位变迁的行业收入差距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行业收入差距在短暂缩小之后迅速扩大,垄断性行业的工资收入排位居高不下,竞争性行业工资收入一直在底部徘徊。这种状况是由产品市场的不完全性、行业自身的特点和行业劳动力的供求变化等因素导致的,但最主要的原因还是产品市场的不完全性即垄断性行业的存在。缩小行业间不合理的收入差距,需要通过引入市场竞争、推行政企分开、实施政府管制和实行股权多元化等政策。     

公平理论研究的历史、现状及当代价值

社会公平是人类社会具有永恒意义的基本价值追求和基本行为准则。在历史上,关于公平理论的研究多种多样。在当前,有马克思恩格斯的公平观、福利经济学的功利主义公平观、古典自由主义的收入公平观、罗尔斯的公平观、社会主义的公平观等公平理论。由于当前中国社会急剧分化,收入差距不断拉大,用一种关于社会公平的理论来整合各种社会矛盾是不够的,马克思恩格斯的公平观为当前中国的体制改革和制度构架奠立了合法性根据和道义基础,西方几种公平观则有利于整合各种社会矛盾。     

生产力进步成果社会扩散和劳动报酬分享机制问题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实现了快速增长,但由于体制的原因,我国贫富差距日益扩大。劳动分享经济发展成果的自动调节机制的缺失是导致我国目前贫富收入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我国现有的要素市场,隔断了劳动力价值与社会生产力进步的内在联系,压低了新条件下劳动价值,妨碍了生产力进步成果向劳动收入的扩散。在我国,需要建立市场条件下工资跟随社会生产增长的劳动报酬机制,促使劳动力价值回归正常。这种劳动力价值形成以及劳动分享生产进步成果机制的建立是社会主义市场建设避免贫富差距过大、保持社会稳定、走出"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