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中心治理理论视角下乡村文化治理

乡村文化治理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性工程,需要多元主体积极参与其中。多中心治理理论,打开了乡村文化治理的新视角,并与乡村文化治理具有高度契合性。当前,乡村文化治理面临着基层政府“行政主导”模式突出、社会组织和农民参与性不强、专业人才短缺等现实困境。在多中心治理理论指导下,提出基层政府应搭建乡村文化治理的整体性框架;社会组织则对接政府扶持,协调乡村文化治理;农民应发挥主体性,积极参与乡村文化治理;企业竞争性参与,发展乡村文化产业。通过多方参与的多中心合作治理模式,破除乡村文化治理难题。     

走向文化治理：乡村治理的新转向

教育扶贫的作用机制是指教育扶贫作为制度规范或措施以及相应的制度体系或结构对相关客体(贫困群体、贫困群体的思想观念、行为方式)产生的影响及影响程度,并随着时间的变化产生互动关系。教育扶贫在逻辑趋向上是在其理论愿景和现实图景映射下政策逻辑与实践逻辑的统一,亦是围绕“教育属性”和“贫困属性”两条主线形成教育扶贫切实可行的逻辑合力。教育扶贫作用机制的发挥需以聚合地方性和全球性力量为核心载体,以重塑“知识资本”为预设目标,以注重“文化自觉”为指引方向,以运用“互联网+”“大数据”为技术支撑。在新的历史时期,教育扶贫需要从优化战略定位、识别扶贫对象、保障资本投入、提升文化能力和助力全球减贫五个维度构建教育扶贫作用机制的新路径。     

新时代推进乡村文化治理的实然审视与应然图景

乡村文化治理是促进乡村文化振兴繁荣、构建文明和谐新乡村的现实诉求,是有效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内在要求。从逻辑基础来看,乡村文化治理着眼乡村文化治理内涵范畴与核心要义透析的学理阐释,根植中国共产党推进乡村文化治理变迁脉络的历史演进,聚焦乡村文化发展价值塑造与秩序建构的现实指向。但在当前推进乡村文化治理的过程中,仍然面临着治理主体流失与缺位、治理空间萎缩与衰退、治理机制僵硬与缺失等问题。乡村文化治理本身蕴含着实现乡村文化繁荣振兴、提升乡村社会文明程度、促进乡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等价值目标。通过强化乡村文化治理多元主体的协同联动,优化乡村文化治理公共空间的建构延展,深化乡村文化治理体制机制的改革创新,才能提升乡村文化的治理效能,实现乡村文化的大繁荣、大发展和乡村治理的现代化。     

文化治理视角下的乡村文化振兴:价值耦合与体系建构

乡村振兴战略是解决新时代三农问题的新指针和整体性治理的新方略,而乡村文化振兴也是乡村振兴的题中之义。在文化治理视角下阐述乡村文化振兴与乡村振兴的多重价值目标耦合,发现乡村文化产业振兴与产业兴旺目标耦合、乡村伦理文化复兴与乡风文明目标耦合、乡村自治文化重建与治理有效目标耦合、乡村农耕文化复兴与生态文明目标耦合。进而提出,应通过优化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完善乡村农耕文化传承体系,建构乡村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创新乡村现代文化治理体系,加快推进乡村文化振兴,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提供文化推力和精神动力。     

乡村治理的复杂性转向及其应对

从乡村治理的复杂性因素出发,以乡村治理内容和程序公正为原则,主张外向型治理力量向监督治理程序、维护治理秩序方面转变,政府需有原则地规避乡村内部问题的治理。强调乡村治理的关键在于保证治理内容和程序公正,以激发乡村的内生动力,弥补外向型治理格局的缺陷。以此实现内外结合,提高村民参与度,共享乡村共同利益,最终形成共享式治理模式。     

乡村振兴视野下的传统文化与乡村治理

文化与治理是研究乡村振兴的两个重要维度。乡村文化与社会治理的现实困境,形成乡村衰败的时代镜像,使乡村振兴成为当务之急。基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实践需求,必须高度关注传统文化与乡村治理的辩证关系、耦合机制及其联动实践,建构并凸显乡村治理的文化使命,充分激发传统文化多方面的乡村治理功能。围绕传统文化与乡村治理的互嵌和相融,作出适应性实践探索和文化应激反应,才能营造适宜、良好的人文环境和秩序状态,筑牢乡村振兴根柢。     

论我国乡村治理结构的现代化

当前"乡政村治"格局主要受土地制度、现代化、国家战略目标、基层自主性等诸多因素的影响,面临着行政化、公共产品有效供给不足、乡村精英外流等诸多挑战。因此,从"乡政村治"向政府主导型的"多元共治"转换是中国乡村治理结构现代化的发展趋势。完成政府的现代转型,推进乡村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实现农民的现代转型,推动乡村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并最终实现乡村社会的"善治"。     

治理主体多元化的现实困境及乡土文化的治理功能

治理主体多元化是当今乡村社会治理的主要特征之一.传统治理主体在功能定位、职责权限、治理能力等方面存在诸多现实困境.宗族组织、民营组织以及乡村草根组织等社会力量、组织的兴起与参与,又因价值取向、文化水平、自身利益等催化了乡村治理失衡.乡土文化作为中国传统农耕文化的核心,以其显著的乡土性和深厚的群众基础为多元主体提供了主体认同;以其文化意识形态功用,内化民众的思想,促进乡村社会有序发展和自治调控;以其独特的秩序意义助推乡村社会矛盾整合、多元主体价值观趋同以及各阶层利益归一,维护乡村社会和谐稳定和健康发展.以乡土文化提升乡民的文化自信和公德意识,通过"文化+产业"模式推动经济、文化双赢,实现乡土社会的良性共治.     

乡村多元主体协同共治的路径构建

乡村治理的效度是衡量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程度的重要标尺,事关社会稳定、国家发展和中华民族复兴之大计。以基层政府、村“两委”、乡村精英和普通村民等为代表的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是实现乡村治理有效的治本之策。对当前乡村多元主体在合作共治中所面临的现实困境加以聚焦,以参与能力提升、共同利益塑造、治理制度建设和治理技术优化四大抓手为举措推进乡村善治进程,成为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乡村多元主体协同共治的基本路径。     

民族杂居地区乡村文化振兴与社会治理的耦合逻辑——基于文化资本视角的分析

民族杂居地区社会治理兼具乡村治理和民族事务治理的双重属性。推进乡村文化振兴和社会治理需要将村民组织起来再造乡村集体,激发村民的内生动力。以青海民和杏儿藏族乡为例,从文化资本视域展示一个藏土汉三种语言交汇、藏汉信仰交融、半游牧与农业等多元文化共存、多民族共居的民族杂居社区是如何通过深度挖掘、整理和传承优秀的民族文化资源并进行有效融合建构出一个乡村文化振兴与社会治理的耦合文化单元的内在逻辑。针对当地村民社会治理参与度低、地方政府对优秀传统民族文化资源缺乏深刻认识等问题,提出将文化资本有效转化为经济社会发展动能的有效途径。     

PPP模式：乡村环境治理中多元主体共生的新选择

推进美丽乡村建设、补齐乡村环境治理短板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硬任务, PPP模式的引入为乡村环境整治提供了新途径。以共生理论为基础引入演化博弈分析框架,对不同场景下乡村环境治理的三方（地方政府、社会资本、村民）共生条件进行探索,并结合现实案例检验基本结论,结果发现：PPP模式高度依赖政府的有效治理,特别是各级政府的有效监管对达成多方共生非常关键;政府的有效监管、社会资本守约的交易成本和村民在环保治理过程中受益是三方共生的基础,而设计合理的惩罚机制可以减少政府失职和资本方的违约动机,博弈结果将趋于三方共生。同时发现,在监管缺失的情况下,社会资本守约和村民参与恒不成立;村民参与环境治理取决于参与的净收益,与受到的政府奖励无关。由此,可以通过改革乡村治理方式、加强政府有效监管、采取第三方定价和构建风险补偿机制、以村民受益为核心加快乡村组织建设、发挥村民主体作用等措施,不断推进乡村环境的治理。     

农村文化福利资本与文化福利治理

通过对有关农村文化公共服务文献的学术反思与闽南某村的个案调查,发现农村文化公共服务也是一种福利资本。文化福利资本具生产性、投资性,也是一种生产力;它可以促进农村社区经济增长、和谐稳定和社区民主。发展文化福利资本需要提升文化福利治理水平,关键要处理好各级政府部门与农村第三部门的关系。各级政府部门主要承担出台优惠政策、提供财政支持、给予工作指导等职能;农村第三部门主要承担发现文化福利需求、生产文化福利产品、评估福利效果、反馈福利绩效等职能。     

新农村环境社区治理模式研究

农村环境污染具有污染源小而多、广而散的特点,传统的环境治理模式应用于农村环保之中,出现环境治理主体缺位、治理方法滞后、治理投入匮乏以及城乡环境治理政策倾斜等问题.文章基于环境民主与环境效益的博弈,提出引入农村环境社区治理模式,依托现有的农村自治组织,实现农村环境治理的公众参与.     

协商治理:农村自治转型之路

协商治理是一种以较低的成本实现较好治理效果的治理方式。乡村振兴背景下,村民多元化的利益偏好冲突很难整合,农村利益冲突更加复杂,农村治理陷入困境。搭建利益整合平台是农村治理转型的关键。充分利用协商机制对农村社会进行治理是影响农村发展的关键。新时代的协商治理呈现治理单元微小化、治理内容细碎化、治理手段灵活化等特点。作为一种治理手段,协商治理有自身的限度,需要在实践中加以优化,以促进协商治理在农村生根发芽。     

乡村治理变迁下的农村社会组织

回顾乡村治理结构变化的历史过程,农村社会结构以及不同治理主体间关系发生了很大变化。多中心乡村治理格局正在成为目前中国农村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主要方式。农村社会组织作为治理活动中的重要主体,在协调不同治理主体关系、实现村民利益有效表达、推动农村社区民主意识形成等方面发挥着关键性作用。由于自然嵌入农村社会结构,农村社会组织通过组织运作实现了不同治理主体的广泛参与,这与目前乡村多中心治理格局目标相得益彰。乡村治理过程显然需要组织运作机制与传统村民自治机制有机结合。因此,农村社会组织充分发挥其社会功能,并与农村党组织、村民自治组织、村民个体等治理主体相互合作协商是解决目前农村社会治理困境的主要出路。     

论新型城镇化背景下乡村教师队伍的治理

乡村是城镇化的落脚点，乡村教育是教育发展的短板。补齐短板，乡村教师是关键。新型城镇化背景下，乡村教师队伍的生存与发展状况令人担忧。要促进乡村教师队伍的良性发展，应从队伍的内部和外部进行治理，构建起系统的乡村教师队伍治理体系。以乡村教师双重身份的回归与薪酬状况的改进为两条治理主线，兼顾师德建设和教师培训、教师补充及教师考核与评价等，由内而外地增强乡村教师职业的吸引力，解决教师队伍在来源、发展、流动等方面的问题，培育乡村教师队伍，促进教育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