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镇改街道”进程中农村集体资产产权处置的个案研究——以X市Q街道S社区为例

为推进我国城镇化的进程,把一部分乡镇改为街道办事处,其所辖区内的村庄随之实行"村改居"改造,即村落规划为城区,农民变成居民。"村改居"后所面临的集体资产虚置和利益分配不均问题已影响"镇改街道"进程的因素,甚至成为制约"镇改街道"进程的"瓶颈"。为了解决原村集体资产产权虚置这一难题,最大程度地来保障原村民利益,X市Q街道S社区在"村改居"改造后对原村集体资产进行股份化改革,如此一来,既可以实现原居民对原村集体资产产权的人格化占有,又为我国"镇改街道"进程中如何处置农村集体资产产权问题探索出了一条新路径。     

三维型政权：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乡镇政权——基于贵州省桐乡的拓展个案研究

乡镇政权的特性嵌入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具体时空场域中,“三维型乡镇政权”聚焦于新型城镇化进程中乡镇政权的职能角色及其动力源泉——行政考核目标与角色期望。运用田野工作、文献研究等方法,对贵州省桐乡的拓展个案研究发现,为协调推进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乡镇政权承担着“三维型”职能角色,即以经济项目建设为主的生产发展、以民事项目管理为主的公共服务、以“一票否决”事项防范为主的社会管理。引导并决定乡镇政权这种“三维型”职能角色的动因在于上级政权特别是县级政权为乡镇政权创设了由锦标赛机制、拉力赛机制和淘汰赛机制所构成的“三维型”行政考核目标与角色期望。这种“三维型”角色行为与“三维型”角色期望共同形塑了乡镇政权的“三维型政权”特性。     

沈阳经济区新型城镇化发展的时空演变及现状分析

沈阳经济区上升为国家第八个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后,新型城镇化成为其新型工业化进程的重要支撑。根据沈阳经济区城镇化发展历史演变过程,分析其现阶段城镇化发展的现状特征,研究发现沈阳经济区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存在城镇化水平滞后与虚高并存、新型工业化市场推动力不足、宏观设镇制度阻碍小城市合理发展、生态环境承载力脆弱等问题。     

乡镇建制:历史、现状及未来

乡镇是中国农村地区的基层行政建制单位。乡建制萌芽于春秋战国之际,定型于秦汉时期。镇建制始于北魏,现代镇建制出现于清末。乡镇建制随着社会历史的变迁和时代的发展不断地演变。从1998年开始,乡镇处于大规模撤并过程之中。乡镇撤并是今后一个时期农村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总体而言,乡镇作为一级建制仍将延续,但乡建制和镇建制在各地的未来走向有所不同。     

当前重庆发展乡镇文化产业的几点思考

在大力推进新型城镇化和实施生态文明战略的当下,重庆发展乡镇文化产业可谓机遇与挑战并存。重庆乡镇文化产业虽有一定基础,但仍然存在区域发展不平衡、发展模式单一等主要问题。若政府牵头搭台、调动社会各方力量,以打造乡镇文化旅游产业品牌为起点、积极实施引智创新,不断深化、完善乡镇文化产业链,最终走向产业集聚,文化产业必将发挥其对镇域经济的扩散效应,有效推动镇域经济的绿色崛起。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省直管县改革研究

近年来,省直管县改革在一些省区呈现出新的特点。在分析省直管县改革与新型城镇化发展关系的基础上,介绍了五个省区省直管县改革的最新进展,提出在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进程中,省直管县改革应转到促进县域城镇化建设和中小城市发展上来。     

数字乡村建设背景下乡镇社工站的“悬浮”困境与破解之道

近年来,为减轻基层政府治理负担,激发社会治理活力,在相关政策引导下购买社会服务引进第三方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治理成为当下基层乡村治理新方式。基于M市6个乡镇社工站的调研发现,在乡村治理过程中,由于治理任务与行政负担并存,乡镇将一部分繁重的行政负担转移到乡镇社工站身上,任务转移并未实现权力下放,基层政权仍“悬浮”于乡村治理之上、基层服务也“悬浮”于村民之上。由于乡镇社工站缺乏治理自主权,在参与乡村治理过程中较依赖基层政府与村委会,呈现出“脱嵌”的乡村治理形态。因此,本文提出通过数字化技术嵌入乡村治理体系赋能乡镇社工站,以构建现代化的乡村治理共同体,破解当下乡镇社工站参与乡村治理过程中资源悬浮与服务悬浮困境。     

“镇改街道”与群体性突发事件防范探析

"镇改街道"既是推进城镇化进程的重要途径,也是一个集过程性和综合性于一体的社会现象。撤销乡镇改设街道办事处的过程涉及征地、拆迁、体制变革等多个方面,正是多重矛盾的易发阶段,也是群体性突发事件的易发阶段。文章立足于"镇改街道"过程,基于C县和H区共计5个街道办事处的调研,将群体性突发事件爆发的原因归为农民利益受损、街道办工作方式不当以及农民法律意识淡薄三个方面,并结合"善治"理论的思考提出群体性突发事件的防范对策。     

沿海发达地区新型城镇化路径研究——以浙江省中心镇培育小城市为例

小城市是在中心镇的基础上,按照城市的理念、形态和标准进行培育建设,集聚度和功能性高于中心镇的城市形态。把中心镇培育成为小城市是实施新型城镇化战略的重大创新。浙江省在全国较早进行小城市培育试点,在推进农民集中式居住、强化素保障、提升公共服务能力等方面对小城市培育进行了探索创新,但也存在一些突出矛盾和问题。因此从思想观念、规划布局、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等方面入手,促进人口集中、产业集聚、功能集成和素集约,加快中心镇转型升级,实现由镇向城的真正跨越。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人口就近就地城镇化研究——以安徽省农村人口迁移为例

我国传统城镇化带来农村社会结构失衡、“大城市病”等社会问题,影响了城乡协调发展。追求城乡一体、生态宜居、和谐发展的新型城镇化推动了乡村生产要素集结发展,推进了乡村振兴和城乡融合发展。新型城镇化中,人口城镇化、农民市民化是核心。农村人口就近就地城镇化,有利于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为乡村振兴提供有力支撑。受区位优势等因素的影响,安徽省城镇化发展由外延向内涵提升,人口回流趋势明显。在就近迁移、就地改造两个方面,安徽省形成了大城市扩容、中小城市产城一体化、中心集镇建设三种主要模式。     

当前我国户籍制度改革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随着市场经济不断发展,我国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已难以适应新环境。尽管多年来户籍改革一直在进行,但仍然存在诸多问题：等级身份、劳动力资源浪费、人户分离及一人多户等,这根源于我国以“城市中心主义”为发展理念。随着新型城镇化的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已势在必行,要加紧完善户籍立法,逐步实现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大力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积极推动户籍管理的规范化和信息化,并改革农村土地制度,以推进我国新一轮的户籍制度改革。     

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的中国乡镇实践与发展路径探析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我国已经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乡镇作为中国城镇体系中最基本的地域综合体,其发展逐渐以满足人民生活为立足点,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展开了深刻的实践。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目标给全面推进中国乡镇发展提出了新要求和新挑战,全力推进乡镇的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必须认清中国乡镇在新时代发展中的地位,深入分析中国乡镇在整个现代化进程中的发展特征和现实基础,以探寻乡镇实现现代化发展的新路径。基于此,文章提出乡镇现代化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组成,乡镇是建设新型城镇化的重要载体,是促进城乡融合的重要支撑,是实现乡村振兴的战略引擎。进一步,文章从乡镇的历史发展和现实条件出发,论述了乡镇在经济活动发展区、人口流动集聚区、历史文化传承区和宜居生活典范区建设上具有坚实的基础。在经济发展上,近代以来乡镇经济活动功能已初具雏形,乡镇企业的兴起促进了乡镇工业的发展,继而推动乡镇承担更多的经济活动;在人口流动上,城—镇—乡之间的人口流动更加频繁,随着乡村振兴和镇的发展,乡镇对流动人口的吸引力不断增强,乡镇的人口集聚作用更加突出;在历史文化上,名镇、名村承载着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化价值,从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到中国特色景观旅游名镇,体现出乡镇对历史文化的传承和特色景观的营造;在宜居生活上,建设美丽宜居乡镇是建设美丽中国的重要组成部分,乡镇在产业体系培育、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配套、生态环境治理上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针对中国乡镇发展的现实基础,文章提出推动中国乡镇现代化发展的路径和举措。在坚持城镇化和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基础上,要从“四高理念”出发做实中国乡镇现代化发展的基础,以扩大对外开放,实现高水平开放;以促进经济要素活力,助力高质量发展;以提升公共服务质量,打造高品质生活;以创新社会治理模式,探索高效能治理,以期为全面提升中国乡镇现代化发展质量、制定精准的乡镇发展政策提供决策参考。     

健康城镇化内涵与实现路径的理论建构

城镇化的健康发展是新型城镇化的必然内容和科学要求。作为道路与手段的新型城镇化和作为状态与过程的健康城镇化紧密相连,所以亟须在理论层面对健康城镇化的内涵与实现路径进行研究。健康城镇化是城市化速度、质量与效能的有机协调下的均衡、规整与可持续的过程与状态;新型城镇化走向健康城镇化理想状态的过程中,存在三个层次、九个阶段;健康城镇化的动力机制来源于四化同步框架下内在稳定机制形成与五大要素的条件驱动。为推进健康城镇化的实现,需要以全域一体整合推进发展提质扩容、以产城联动互融促进城市变性换壳、以双创协调同进加快城镇转制综改、以生态文脉同承实现人文宜居梦想。     

基于共同富裕的新型城镇化之路：重要性、障碍及实现路径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既是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的必由之路,也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然选择。同时,新型城镇化建设对于解决好我国区域之间发展不平衡问题具有重要意义。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过程中存在城市群人口和经济与环境承载能力不匹配、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不均等、小城镇建设短板突出等多个方面的问题。在共同富裕目标下,可通过以下路径实现新型城镇化建设,即：坚持新发展理念,走集约式城镇化发展道路;大力发展城市经济,为新型城镇化夯实基础;加快完善相关制度建设,使城镇化建设更具人文情怀;提高县城建设水平,推动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     

城市群空间结构视角下中国式城镇化的内涵、机制与路径

城镇化和城市群发展模式的历史经验表明，“以城市群为依托”的新型城镇化战略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选择。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为高质量城镇化提出新的要求。从“人的城镇化”出发，迈向建设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必须把握城市群空间结构的发展规律及阶段性要求，以新发展理念科学地建设城市规模体系并改善人口空间分布，构建区域经济发展新格局。动态地破除现阶段城镇化过程中粗放城市蔓延、规模体系失调、劣质空间形态、激进土地出让等问题，在协调发展过程中优化空间布局，在规模增长过程中优化资源配置，在城乡融合过程中实现共同富裕。深入推进中国式新型城镇发展模式，改善城市群结构，稳步提升城镇化质量，可以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坚实有力的支撑。     

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发展的经验借鉴与路径探索

中小城市是优化城镇化空间布局的主攻方向,小城镇是优化城镇化空间布局的重要平台。在进行简要的文献述评后,提出福建城镇化空间发展的总体战略,分析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在城镇化空间布局优化中的坐标、定位;根据赴重庆、四川、浙江的实地调研情况,凝练3省(市)发展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主要做法及成效经验;设计促进福建中小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的思路对策,以期对福建优化城镇化空间布局和形态、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有所裨益。     

新型城镇化建设与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促进——以福建省为考察研究对象

改革开放以来,福建省城镇化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但目前全省城镇化发展总体水平仍然偏低,区域之间城镇化发展不平衡,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渠道狭窄,成为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与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面临的重大问题。新形势下推进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是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战略措施。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是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关键所在。近年来,福建省加快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步伐,推进城镇化建设取得显著成效。当前,全省各地正在深入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需要从福建各地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出发,剖析新型城镇化建设与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面临的问题及其成因,着力研究和探索在新型城镇化建设中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措施与对策。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公共服务供给侧改革路径研究

在不断推进城镇化建设过程中,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城乡二元结构"逐步向城市蔓延,形成"城市二元结构"。公共服务的供给也应做出相应改变。人的城镇化要求城乡人口平等享有公共服务的权利,公共服务在供给过程中暴露的问题与新型城镇化发展不匹配之间的矛盾日益严峻。因而,在新型城镇化的时代背景下,需要分析我国公共服务供给侧改革中存在的困难,探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有效路径,加快推进我国城镇化的发展进程,以确保城镇化水平的进一步提升。     

西安市新型城镇化发展路径探析

以解决"三农"问题为出发点,通过建立新型城镇化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因子分析和综合评价法,分析西安市城镇化进程中存在的问题,并对推进新型城镇化的路径进行解析。结果表明:(1)西安市城镇化进程中存在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不协调、城镇化居民生活水平低、城乡差距大等问题;(2)土地整治是实现新型城镇化和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3)新型城镇化涉及土地制度、户籍制度、就业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与创新,要牢牢抓住《决定》的改革方向,循序渐进,全方位协调推进。总之,西安市要以新型城镇化为契机,将新型城镇化与土地整治项目相结合,加快耕地规模化经营的步伐,从而提高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缩小城乡差距,推进新型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     

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协同发展的时空观察

[提要]“乡土中国”向“城乡中国”社会转型背景下,城市与乡村作为社会的“发展极”与“稳定极”,共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新时代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协同推进面临着与以往不同的时空背景,溯源我国城镇化与乡村建设的历史变迁,是预测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协同发展时间节点的依据;分析我国城镇化与乡村建设战略的实践进路,有助于优化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协同发展的空间格局。推动我国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协同发展,时间维度上应以社会主义现代化为目标,确定协同发展的时间节点;空间维度上可将特色小镇建设作为载体,把以城市群为主体、大城市为中心、周边中小城市和小城镇为支点的城镇化空间形态,与乡村连接,优化协同发展的空间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