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域社会资本对村干部的激励效应——兼论不同激励方式相对重要性

从村域认同、村域信任、村域网络3个维度测度村域社会资本,使用村干部留任意愿与工作满意度表征村干部激励强度,利用陕、豫、冀3省135个行政村调查数据,使用Bioprobit模型,实证分析村域社会资本及其各维度对村干部的激励效应,并进行稳健性检验,同时考察不同激励方式的相对重要性。研究表明,村干部留任意愿与工作满意度水平一般,村域社会资本、村域认同、村域信任通过内在动机驱动机制、村民合作机制、信息分享机制正向影响村干部留任意愿与工作满意度,村域认同激励效应高于村域信任,村域网络激励效应不显著,研究结论具有稳健性。相对重要性分析结果显示,村域社会资本、村民自治制度是村干部激励最重要的两种方式,工资激励贡献度次之,政府检查激励贡献度最低。     

村民自治中社会资本的异化及功能重塑——基于豫东S村的个案考察

内生于乡土场域的社会资本对我国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基于豫东S村的田野调查,构建信任-规范-网络的分析框架,对乡村社会资本的异化进行考察.结果表明:在现代化转型过程中,囿于村落的封闭性和集体守望相助的状态被打破,S村社会资本呈现出信任程度较低、互惠格局偏小以及社会网络失衡等存量不足现象,社会资本的表现形式发生异化,并对村民自治的有效性带来负面影响.具体来说,合作困境、互惠消解与圈外排斥是社会资本异化的集中体现,而利己文化、规范失效与宗族禀赋则是社会资本异化的重要成因.基于此,建议从信任均衡、规范融合与网络联结3个维度提升乡村社会资本存量,以实现乡村社会资本的功能重塑,从而为村民自治构建必要的信任、规范及网络.     

社会信任影响企业创新的作用路径研究

党的十九大指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要建立以企业为主体、从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如何充分发挥企业的创新主体作用对于现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至关重要.以2008—2017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考察了社会信任对企业创新投入和创新效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社会信任显著提高了企业的创新投入和创新效率;社会信任主要通过缓解融资约束和降低资本成本来提高企业的创新投入,主要通过降低代理成本来提高企业的创新效率.研究结论表明,政府应充分认识和发挥社会信任这种非正式制度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积极引导和培育社会信任,完善上市公司治理机制,畅通社会信任提升企业创新的机制路径.     

社会资本对村民自治参与的影响研究——基于CLDS2016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CLDS2016数据,基于6 174个样本,从性别差异的视角,运用Logit回归模型,实证分析了社会资本对村民自治参与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社会资本和村民自治参与均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农村女性面临着社会资本欠缺和自治参与不足的困境,自治参与率的性别差异达14.28%;(2)社会资本是影响村民自治参与的重要因素,强连接网络、社会信任和社会规范对自治参与均具有显著影响,但一般信任为负向作用;(3)分组回归发现,强连接网络、特殊信任和互惠规范对女性村民自治参与具有显著促进作用,社会信任和社会规范对男性村民影响显著,但一般信任对男性村民为显著抑制作用;(4)性别在互惠规范对村民自治参与的影响中具有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但在社会网络、社会信任和道德约束中,并未发现性别的调节作用。综上,可以发现社会资本是影响村民自治参与的重要因素。尽管男性和女性的社会资本存在显著差异,社会资本对两性自治参与的影响机理亦有不同,但社会资本并非造成村民自治参与性别差异的关键因素,反而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弥合性别差异对女性自治参与的负向影响。     

制度嵌入下村干部"双面代理"的困境

政府的政治权威在农村存在着一定程度的退却,但是为了实现国家的现代控制,政府推行“乡政村治”的治理模式,村民自治作为一种外在制度嵌入乡村传统政治生态。这种非内源性自发的制度嵌入,使村干部成为国家权威和自治权威的“双面代理人”,也使村干部面临“双面代理”的困境。为了摆脱困境,需要以委托代理理论为指导寻找有效的治理措施。     

生猪退养户社会资本对其收入与生计策略选择的影响

本文在对生猪退养户社会资本对其收入与生计策略选择的影响进行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利用福建省46个村的调研数据,从社会资本总体情况和社会资本的三个维度(互惠规范、关系网络、社会信任)考察生猪退养户社会资本对其生计策略选择的影响。研究表明,退养户社会资本对其收入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分维度的互惠规范和关系网络对收入也具有显著正向影响;退养户社会资本对其生计策略选择具有显著负向影响,退养户社会资本存量越高,越倾向于选择非农生计策略,且社会资本的三个分维度对生计策略选择也具有显著负向影响;年龄大的退养户其收入低于年轻退养户,且退养户年龄越大,其越倾向于选择非农生计策略。     

农民可持续生计与村民自治

利用CSS2017全国微观调查数据,基于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遵循“能力—意愿—行为”作用链条探讨农民可持续生计对村民自治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显示：整体而言,我国村民自治的农民参与度严重不足;人力资本、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对村民自治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其中金融资本影响效应最大,人力资本影响效应次之,社会资本影响效应最小,而自然资本和物质资本对村民自治的影响并不显著;人力资本层面的受教育程度、政治知识和能力贡献较大,金融资本层面的影响效应存在不确定性,社会资本层面的社会网络具有较大的显著正效应,而社会信任显著性正效应较小;政治兴趣和政治信任在人力资本、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对村民自治影响中存在不同程度的部分中介效应或遮掩效应,而政治兴趣中介效应量较大。因此,需要从参与整体现况、参与能力制约和参与心理意愿的维度提高村民自治中农民的参与水平。     

资本禀赋、归属感对农户参与村域环境治理的影响

利用湖北省９８５份农户调研数据,构建 Poisson模型,阐释资本禀赋、村庄归 属感对农户参与村域环境治理的影响.结果发现:资本禀赋、村庄归属感均能有效推动农户 投身于村域环境治理;具体来说,人力资本中的健康程度与文化程度、经济资本中的家庭总 收入以及社会资本中的社会网络、人际信任、制度信任显著促进了农户村域环境治理参与行 为的发生,村庄归属感中的主人翁意识、对村庄的喜爱程度、对村庄事务的关心程度、对村庄 的认同感与对村庄的依恋程度显著提高了农户参与村域环境治理的可能性.村庄归属感在 资本禀赋影响农户村域环境治理参与行为中起到正向调节作用,农户的村庄归属感愈强,资 本禀赋推动农户参与村域环境治理的作用力愈强.基于此,从综合提升资本禀赋水平与强 化村庄归属感两方面提出改进建议.     

社会资本会影响农民参与村干部选举吗? ——基于CLDS数据的分析

基于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运用有序Probit模型及边际效应分析,从农村地缘视角出发实证检验社会资本对农民参与村干部选举的影响.结果表明:农民整体参与村干部选举意愿较高;社会资本中人际联系、人际信任、人际互助、人情往来和社会规范均对农民参与村干部选举意愿有显著正向影响,随着农民地缘社会资本存量的积累和丰富,其参与村干部选举的意愿越强烈;农民个体特征、家庭特征、地域特征和政府影响均对农民参与村干部选举意愿具有积极作用,其中政府影响和政治面貌对农民参与村干部选举意愿的提升尤为明显.基于此,建议政府重视和利用农村地缘社会资本优势,构建稳定和谐的乡村环境,加快人才培育和优化基础服务,为农民参与村干部选举创造条件.     

声望资本：村庄能人“何以要当村干部”的一个解释视角

对皖北Y村的调查显示,获得声望资本是村庄能人“当村干部”的内生动力。声望是稀缺的象征符号资源,对声望的追求源于人们渴望得到社会承认的心理需要。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资本样态,声望在社会关系中获得,并扩展行动者在关系网络中的影响力。运用“文化网络-公共身份-声望资本”分析框架,阐释村集体经济“空白村”和人口严重流失的“空心村”,村庄能人“何以要当村干部”这一问题。结果表明,文化网络为声望资本的生产、累积和展示提供了载体平台,村庄能人深受乡村文化网络的影响,具有维持村落社会声望的内在需要。公共身份是声望资本生成的重要机制,担任村干部,便获得了由国家和村民双重承认的“公共身份证”,可为村庄能人扩展声望资本提供“位置资源”,有利于在乡村社会关系网络中扩大影响力,提升社会地位。声望追求能够强化村干部的公共属性,为乡村发展与治理提供持续动力。     

信访制度下村干部的多重身份和生成逻辑

村干部因直接接触上访群体和落实信访政策而成为信访研究热点。多数研究文献对村干部的定位是上访事件筛选者,忽视了村干部在信访制度中的多重身份。在转型时期的信访制度下,村干部不仅是沟通“国家—社会”的双向代理人:既协助国家维持基层稳定又嵌入乡村社会关系网络中;而且可能成为上访制造者:或因侵害村民合法利益使自己成为信访事由,或因治理需求和私利驱动参与村民上访。这些都表现出信访场域中村干部的身份的复杂性,其生成与“国家—社会”的结构夹缝、信访制度的刚性和资源下乡的拐点密不可分,分析这三重逻辑有助于全面理解基层官员与制度运作之间的互动和乡村治理权力再生产的过程。     

社会资本与和谐村庄建设

社会资本是"现实或潜在资源的集合体,这些资源与大家共同熟悉和认可的、已形成体制化的关系网络有关"。因此,社会资本与和谐村庄建设之间有密切关系。通过对四县市农村居民面临冲突的情况的调查,结果表明:性别、年龄等个人社会特征以及社团参与、信任、社会网络等社会资本因素对村民与本村其他村民之间的冲突有着显著影响。透过社会资本等因素关注村庄冲突状况,有利于了解冲突发生的内生机制,帮助寻求化解冲突的方法,从而促进和谐社会的建构。     

村干部管理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探论

村干部是农村经济政治最底层最具体的管理者,其管理效率往往具有更现实的意义。但长期以来,大多数村干部并没有很好的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主要问题是缺乏一套行之有效的激励和制约机制。建立一套村干部业绩评估体系,并以此与村干部经济利益挂钩,将对村干部有重要的激励作用。     

村干部考核体系创新研究

村干部所做的工作有12项,考虑到其本身的素质,从19个方面对村干部进行考核。每项指标的权重是根据对村民和村干部的调查确定的。建议由村民代表给村干部打分,然后根据权重计算总分。依据每个村干部的得分,村民和上级主管部门可准确客观地考核和评价村干部,并以此作为奖惩村干部的重要依据。     

迈向精细化的乡村治理——以一个陇西移民村的治理实践为例

自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推进社会治理精细化,构建全民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的总目标以来,"精细化治理"成为推进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议题。以一个移民村的治理实践为例,分别从政策执行的精细化、村干部权责的精细化以及村民日常生活的精细化三个维度阐释D村乡村治理中的精细化趋向及其背后的运作机制与内在逻辑。研究发现:在国家的精细化治理要求下,细致的政策制定构建了精细的乡村治理组织体系,从而进一步明晰了村干部的权责匹配,由此形成了自上而下的精细化乡村治理路径;同时,村民在日常生活中的精准需求助推了乡村治理评价体系的细化,又自下而上地倒逼着乡村治理朝向精细化发展。但迈向精细化的乡村治理仍然存在若干现实问题,如何能在这一路径下实现乡村治理有效,还有待进一步的理论探讨与实践探索。     

村庄的契合性与契合型村庄的治理模式——以苏北房庄的调查为例

以苏北房庄的个案调研为基础,探讨区域性的村治模式。以行动单位为理解村庄生活的切入点,考察个体同家人、村民以及村干部之间的互动关系以此来理解村庄的性质,同时分析契合型村庄的治理模式。     

土地流转背景下的村干部角色冲突与调适

村干部扮演角色的多重性与复杂性,在土地流转过程中常会出现冲突的情况,如角色内冲突、角色间冲突与角色外冲突。角色内冲突基于村民社会分化以及村干部理想与现实角色的差异,角色间冲突基于村干部的多种代理人身份的张力、应然角色与实然角色的分歧,角色外冲突基于乡镇干部对村干部的领导与被领导关系的界定以及村庄政治的竞争性格局等。经过对土地流转过程中村干部角色冲突类型及冲突原因的分析,提出了从三个层面来缓解角色冲突的调适策略：即要在社会与政策层面、村庄层面和村干部层面开展具体的行动,采取具体的措施,如此才能让土地流转规范有序,乡村治理有序转型。     

农民分化与村庄社会整合

当前农村社会日益严重的阶层分化与农民经济分化有关,但高度的经济分化并不必然产生阶层分化。发生在熟人社会场域中的农民分化受到村庄社会整合机制的作用,形成了村庄社会的低度分化。村庄社会整合机制体现为：基于血缘地缘关系形成的宗族结构,为村民提供情感认同与价值规范;以集体经济为表现形式的经济基础,强化村庄治理的公共性与村民的利益关联;以公共生活为载体的媒介机制,为村民提供价值再生产空间,形塑互助合作的阶层关系;以村规民约为主要形式的制度基础,通过对个体的行为约束维护村庄公共秩序。村庄社会整合的四重机制通过维护村庄公共性弱化了不同阶层之间的分化与区别,重塑了一个稳定有序且有活力的熟人社会秩序。     

干群关系与村委会选举中的群体性事件

村委会换届选举中的群体性事件正呈现多发之势。村委会选举中的群体性事件是农村干群矛盾激化的结果,凸显了干群矛盾的严重性和危险性,也表明以此为契机,构建良性互动的干群关系的紧迫性。密切干群关系,依法妥善处置村委会选举中的群体性事件,需要完善村民自治的法律制度,加强对干部的管理与教育,重塑政府形象,提高农民群众政治参与制度化的水平和完善农民群众利益诉求的表达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