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道治”政治哲学

“道治”是与“礼治”、“法治”相对的范畴,是对道家政治哲学的新概括,它揭示了道家思想的政治哲学性质。“道法自然”是“道治”政治哲学的核心,代表着中国古代的自由理念,也是中国古代民主观念的萌芽;“清静自治”是“道治”政治哲学的特征,无为和自治是其内在机制,“依道治国”和“以道治国”是其两种形态,二者之间体现为体与用、“道”与“术”的关系。     

“应当”之逻辑与现实——马克思政治哲学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

马克思以批判康德哲学的“是”与“应当”的二分为起点重建政治哲学,在此基础上批判性地继承了黑格尔的辩证法,主张从“现有”之矛盾推出“应有”.“是”与“应当”相统一是马克思政治哲学的逻辑前提;价值判断与科学论证相统一是马克思政治哲学的存在论依据;从“市民社会”到“人类社会”的过渡是马克思政治哲学研究的现实内容.基于上述方法论原则,马克思的政治哲学把科学论证和价值判断统一了起来,揭示了“人类社会”取代“市民社会”的必然趋势.在当代世界,市民社会已从单纯的市场经济领域进入了社会交往的公共领域.市民社会的这种演变,反映了当今时代社会发展的新趋势和新变化,为当代政治哲学发展提供了新的理论资源.基于这种社会事实,在当代推进和深化马克思政治哲学研究,需要重新审视市民社会及其蕴涵的价值和规范问题.     

政治哲学的社会功能

政治哲学形成于对人类政治生活核心问题──人民根本利益的认识及相应政治形式的形而上探索。人民根本利益即人民──特定政治社会的社会基本成员──所需要的政治,最初形态为现实生活中没有而人民又迫切需要的形而上存在。使人民所需要的政治成为现实中的政治,涉及人类多种形式的探索与实践,政治哲学只是其中之一。政治哲学的社会功能是发现、论证时代所需要的政治规范与政治价值。政治规范将现实中没有而又“应有”的政治关系确定为政治生活中的基本规则,为政治社会奠定基础。政治价值以具有特定社会文化内涵的“人”及其本质特征为核心,为政治生活确定目标与标准,使政治规范获得正义与道义。政治哲学承担着性质一致但内容不同的使命──在不同的政治社会,人民所需要的政治的性质、实现程度不同,需要政治哲学解决的问题也不同。当代中国政治赋予中国政治哲学的使命是解决政治价值问题,即提出、论证体现中国人民根本利益的政治价值。     

高校哲学社会科学思想政治教育作用的探索

哲学社会科学是促进人类发展的精神力量,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推动力量。大学生是实现中国梦的后备力量,所以高校哲学社会科学要有思想政治教育功能,以哲学社会科学为引领对大学生展开思想政治教育。因此,本文主要论述高校哲学社会科学思想政治教育的特点及其优劣势,并对高校哲学社会科学促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提出建议,期望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充分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的育人作用。     

“中国模式”下的中国特色政制——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政制理念

从政治哲学及道德哲学角度，解读了改革开放后发展起来的“中国模式”所蕴含的中国政制理念及其特点，以及未来发展存在的问题。     

孙中山政治哲学研究

孙中山为了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而推翻帝制,在建立丰功伟绩的同时,也形成了具有时代性的政治哲学。他用实际革命经验,以进化论、知行观、大同社会为基础,结合三民主义的革命理论,构建了自身的政治哲学脉络。他的政治哲学不仅符合近代中国的政治需要,也迫切要回答中国向何处去的历史主题,彰显了卓越的政治智慧。孙中山力图完成中国时局的变革而总结出的政治哲学,是通过进化论来揭示人类自身的历史存在,是用三民主义来开辟大众的当下生存境遇,以追求大同社会为终极目标,深刻地体现了该思想的深邃性和前瞻性。他的政治哲学既是革命实践的总结,又是他实施革命抱负的手段,虽然有资产阶级的不彻底性,但却显示出不朽的光辉,它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哲学的最高成就。     

中国国家哲学指导作用的实证研究——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例

"国家哲学"作为在一个国家内占统治地位的哲学,在当代中国表现为宪法意志的指导思想,它对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起着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用图表、指标等方法,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例探讨了哲学的抽象内容在社会生活中作用具体化的因素,用评价的方式实证分析了其实现形式的有效性,并从中得出了四点启示,以此引导国家哲学指导作用的充分发挥。     

“中心”的与“去中心”的反身性——卢曼与黑格尔的政治哲学本体论基础比较分析

卢曼的社会学理论主张把纷繁复杂的现代社会的现象全部纳入系统论的理论框架下进行分析。该理论的哲学基础是一种“去中心”的德国观念论模式。在哲学层面,该理论与黑格尔哲学一样,核心问题都是“自身”与“他者”的“反身性”关系。两者的关键区别在于,卢曼的解释基点是“同一和差异的差异”,而黑格尔的则是“同一和差异的同一”。具体到政治哲学领域,黑格尔将普遍性和特殊性扬弃到个体中,构成其政治哲学的本体论基础,而卢曼则将个体“消解”进了社会的诸功能系统中。     

“哲学”与“政治”关系的学理研究——基于列奥·施特劳斯著作的分析

列奥·施特劳斯著作的重要性在过去十年中不断增强,乃至今日,他被认为是20世纪最独特、最有影响的思想家之一.人们曾一度把他看作是一位解释政治哲学传统经典的优秀阐释家,但是,今天人们已经开始把他看作是一位凭借自己的哲学思想成名的政治哲人.施特劳斯通过对西方传统经典的解释发现:“哲学”与“政治”之间存在着不可避免的冲突,最好的政制需要政治哲学,却承担不起对政治哲人的认可,这是政治生活的根本困惑.为了克服这种政治哲学的悖论,施特劳斯提出运用“显白教诲”和“隐微教诲”相结合的写作艺术作为政治哲学的根本任务,此中的微言大义破解了“哲学”与“政治”之间关系的千年难题.     

“价值清理”与“价值排序”——发展哲学研究的中心课题

近 10多年来 ,发展哲学作为哲学领域中一个富有活力的分支赢得了人们普遍的关注 ,许多哲学研究者把发展哲学研究视为推动哲学走向现实生活 ,让哲学积极参与中国社会转型、促进中国社会发展的最直接、最可行的途径和通道 ,并为此作出了切实的努力。在新的世纪里 ,随着中国社会转型进入越来越关键的阶段 ,发展哲学理应成为一个深具潜力的研究领域 ,起到为中国社会发展提供“思想力”的作用。为此 ,对一些最基本的、前提性的问题进行重新反思仍是十分必要的。在我们看来 ,在发展哲学研究中 ,有一个基础性的问题始终处于悬而未决之中 ,那就是 :…     

关于重建中国政治学理论体系的思考

政治学理论体系的意义不在于系统介绍有关政治现象的各类知识 ,而在于通过探讨、论述政治学研究的目的、对象、方法及基本范畴 ,为研究现实政治提供正确的理论与方法。基于人类政治需要及政治规律的特殊性质 ,政治学的研究目的应是正确认识人民根本利益 ,即具有二重性的社会共同利益 ;政治学的研究对象应是涉及二重性社会共同利益的所有社会生活领域 ;政治学的研究方法 ,既需要自然科学的实证方法 ,也需要哲学的形而上思维 ;同时 ,政治学研究也相应需要新的概念工具 :政治需要、二重性社会共同利益、政治真理、政治规律等     

An Important Problem in the Holistic Study of Marxist Doctrine ——The Inner Logic and Implications of Marx＇s Philosophical and Economic Revolution

马克思的哲学革命与经济学革命的内在逻辑联系,是关于马克思学说整体性研究中的一个关键性问题。马克思的哲学革命与经济学革命的内在逻辑联系是在马克思超越政治经济学领域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和超越哲学领域的哲学批判的过程中展现出来的,即：在超越哲学领域的哲学批判中构建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系统,同时在超越政治经济学领域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中丰富和发展初步完成的哲学革命的成果,最后在这两种“互动”的批判中基本完成经济学革命并使哲学革命的内容和形式趋于完善。马克思的哲学革命与经济学革命的内在逻辑联系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重要方法论启示是：作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其学说的整体性实际上包含着对后人研究和发展其哲学的一个最为根本的方法论要求——从其学说的整体性出发来研究和发展其哲学。为此,就必须形成由批判理念、问题理念和时代理念构筑而成的跨学科意识。     

“《罗尔斯篇》”与古今之争的得失——试论斯特劳斯派对现代性学问的挑战

斯特劳斯派所代表的古典政治哲学在中外学术界受到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他们对现代性以及现代性学术范式的批评也受到了不同的回应和评价.斯特劳斯的主要弟子布鲁姆对当代政治哲学的代表人物罗尔斯的批评集中体现了两大学术范式的冲突的焦点.作者用虚拟的"<罗尔斯篇>"展开双方的冲突,并运用"强者政治学和弱者政治学"的解释模式对它们各自的得失进行分析和反思.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三种形态及其历史命运(英文)

马克思哲学分析和解决的“总问题”,是资本占有劳动与无产阶级的解放。马克思哲学在探索这一问题的过程中,形成了大众形态、学术形态和政治形态三种有机统一的基本形态。然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在马克思以后的发展史中,却呈现出不同的演变和命运。马克思哲学的三种基本形态在当代中国的命运可概括为：大众形态得以倡导,但尚未完全实现;学术形态强劲,但疏离政治和大众的倾向较为明显;政治形态突出,但需进一步得到学理支持和大众认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健康发展,不仅需要廓清马克思哲学的完整结构,而且要营造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环境”,以推动其大众形态、学术形态与政治形态的良性互动。     

立足于中国的具体实际开展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英文)

立足于中国的具体实际开展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应有的方法论原则,它要求我们以中国的具体实际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其实质是要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立足于中国的具体实际开展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要求和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不断实现理论创新的根本途径和整合当前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多样化思路的基础。要切实践行立足于中国的具体实际开展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这条方法论原则,就必须坚决反对各种形式的教条主义,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学术性与现实性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并在与中国传统哲学和西方哲学的互动中坚守自己的基本原则。     

论哲学的作用--兼论当代中国人文精神的塑造

创造有世界意义的哲学是中国作为世界大国的必要条件。哲学为人类提供生存的意义;哲学的文化传统影响科学的发展;哲学是推进社会平等的力量。当代中国从事着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实践,也应该创造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哲学。     

马克思学说整体性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英文)

马克思的哲学革命与经济学革命的内在逻辑联系,是关于马克思学说整体性研究中的一个关键性问题。马克思的哲学革命与经济学革命的内在逻辑联系是在马克思超越政治经济学领域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和超越哲学领域的哲学批判的过程中展现出来的,即:在超越哲学领域的哲学批判中构建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系统,同时在超越政治经济学领域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中丰富和发展初步完成的哲学革命的成果,最后在这两种互动的批判中基本完成经济学革命并使哲学革命的内容和形式趋于完善。马克思的哲学革命与经济学革命的内在逻辑联系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重要方法论启示是:作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其学说的整体性实际上包含着对后人研究和发展其哲学的一个最为根本的方法论要求——从其学说的整体性出发来研究和发展其哲学。为此,就必须形成由批判理念、问题理念和时代理念构筑而成的跨学科意识。     

马克思主义科学哲学的两个研究传统——中俄科学哲学的发生学比较

俄(苏)和中国的科学哲学同属马克思主义传统,但各有特点.俄(苏)科学哲学的基础是苏联时期的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研究,20世纪60年代发生的"认识论转向"促成了俄(苏)科学哲学的兴起.中国科学哲学的产生根源于自然辩证法研究范式的转换.中俄科学哲学的比较研究,既可以揭示哲学的民族性,更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各自民族的文化个性.     

The Chinese Logic of Consultative Governance

Contemporary China needs to change from a Western to a Chinese-style governance discourse so as to form and explore a consultative governance discours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is is profoundly evident in the following: the Marxist philosophy of the state is the theoretical premise of contemporary China’s consultative governance; traditional Chinese thought on governance and practice are the soil in which contemporary Chinese consultative governance grows;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s the realm in which contemporary Chinese consultative governance exists; the masses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CPC are the necessary subjects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consultative governance; and the target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consultative governance is a multi-layered and diverse existence. Realization of national governance through consultative democracy is the basic form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consultative governance; the balanced development of public, collective and individual interests is the basic objective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consultative governance;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consultative governance are equality, inclusiveness and peace; and the criteria for assessing contemporary Chinese consultative governance are authority, consensus, institutions and the rule of law. Guided by the Marxist view of the state, rooted in the tradition of China’s fine political culture, and founded on th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claims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socialist consultative governanc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constitutes the Chinese form of contemporary governance theo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