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文学的名义：《史记》经典价值的建构——张新科教授《〈史记〉文学经典的建构之路》与《史记》文学研究

《史记》是司马迁创造的文化奇迹，是第一部纪传体中国古代通史，由于《史记》的问世和影响，史学才冲破传统经学体统，以独立的学科自立于中国古代学术之林。司马迁对前代文化经典的接受塑造了《史记》的文化品格，被鲁迅先生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史记》所开创的叙事体例、语言表达范式、行文风格对后世叙事文学发挥了不可低估的示范性作用，作为文学经典进入世界文化的神圣殿堂。《〈史记〉文学经典的建构之路》一书系统深入地考察了自《史记》问世两千年来“以文学的名义”被接受、认知的文学经典建构之路，沿着这一研究路径，追溯、探索《史记》文学经典化的学术思想史，进而期待《史记》文学研究尤其是《史记》对叙事文学影响的进一步研究。     

《史记》的礼治思想探析

礼是中国文化的核心内容之一,礼治是中国古代政治文明的特征,礼的历史即是中华民族心灵的文化史。司马迁在《史记》中有关礼的阐述,在中国礼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从社会功能、情感因素、历史沿革三个本质方面来看《史记》的礼治思想,虽然带有等级社会的印痕,但同时也具有历史进步意义。《史记》倡言的礼,虽然因强调礼的社会规范功能而表现出浓厚的封建伦理政治色彩,但同时也具有人文精神;《史记》言礼,虽然强调礼有损益,但也重视对礼的坚守。"缘人情而制礼"是司马迁的重要礼学观点,在以往的研究中却多有忽略。探析《史记》的礼治思想体系对人性和人情的关注,有益于准确把握《史记》礼治思想的精华。     

近四十年来韩国《史记》研究综述（1971—2010）

《史记》是中国史学中一部继往开来的不朽巨著,作者司马迁开创的以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在汉代以后一直是历代王朝正史所沿用的体制。司马迁修《史记》,不仅尊重历史事实,秉笔直书,而且还注意语言文字的锤炼,文句优美。他将叙事、抒情、说理的不同文体有机地综合起来,达到思想上、艺术上的高度统一,为后代文史创作提供了范例。《史记》不仅是中国纪传体史书的开创者,而且对后世的散文、小说、戏曲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时它也早已流传至国外,在汉文化圈国家中亦有不小的影响。其中,《史记》传入韩国,特别受到韩国知识界人士的关心和推崇,为韩国学术界所重视。到了1960年代中期,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韩国整个社会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历史的新时期,不仅国家面貌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学术文化事业也步入正轨,同时韩国学术界对中国学术文化的关心及研究也重新得到了高度重视。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韩国学者对《史记》的翻译和研究有了较大的进展,在传播、普及和通俗化方面作出了积极的贡献。本文除简述《史记》在韩国的流传背景外,还分别论述自1971年至2010年近四十年来《史记》在当代韩国的翻译介绍与研究现状,并对其研究成果上存在的一些不足和空缺作一番客观的评价。     

二百年风云舒卷 一支笔彩绘斑斓——评《〈后汉书〉文学初探》

在＂前四史＂中,《后汉书》的文学研究相对薄弱。《史记》以其纪传体通史的开创性以及司马迁的不幸而备受注目。《汉书》与《史记》有较多的重叠部分,《史记》《汉书》比较,或是＂班马异同＂,已是老生常谈。《三国志》在《三国演义》的热潮下,也受到了相当的重视,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金批《水浒》的曲笔与《史记》

李卓吾首先指出,《水浒》也是“发愤之所作也”。过了半个多世纪,金圣叹又进一步在《水浒》批文中,指出《水浒》是“托笔骂世”之作,而且把《水浒》与《史记》作了许多分析比较。他说:“《水浒传》方法,都从《史记》出来,却有许多胜似《史记》处。若《史记》妙处,《水浒》已是件件有。”他对施耐庵和司马迁都极其佩服,称他们是“真正才子”、“非常之才者”,说施耐庵“如是手笔,实惟史迁有之,而《水浒传》乃独与之并驱也。”不独如此,金圣叹评点《水浒》,也用了许多《史记》的笔法。只要我们将《水浒》和《史记》的曲笔手法稍加比较,就会发现两者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汉唐间《史记》的传布与研读

《史记》的传布和研读是相互关联的两个问题。在汉代,主要由于政治上的羁绊,使得《史记》没能广泛传布。这一时期,对《史记》主要局限于政治意义的解读。晋唐间,主要出于对知识的渴望,人们克服经济、技术等困难,亲手传抄《史记》,使得《史记》的流传较汉世更为广泛,因此研读也渐为深入,逐步走向阐释《史记》学术意义的道路。     

从《史记》八书与《汉书》十志之比较看司马迁与斑固史学思想的差异

从《史记》八书与《汉书》十志之比较看司马迁与斑固史学思想的差异孙祖眉司马迁与班固是汉代最伟大的文化伟人，他们所著的《史记》与《汉书》可说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史书，《汉书》不仅在体例和规模上，而且在选材编排上都在向《史记》学习，甚至很多篇章与文字都是直...     

从著作看日本先哲的《史记》研究——古今传承1300年间的变迁

不朽的名著——司马迁的《史记》,传来日本大概已有1300余年了。这部《史记》,在日本大学国学制设立(701年)以来就被选为教科书之一,成为学生的必学课程。史学家、经学家、文章家以及研究汉学的人无不读《史记》。这期间,潜心研究《史记》的人层出不穷,留下了许多优秀著作。今天,我们依据这些著作来寻找先哲研究的轨迹。他们研究的范围非常广泛、复杂,在     

从天文星象说到牵牛织女——《诗经》民俗文化论之三

在中国古典诗歌领域内,以天文星象入诗自《诗经》始。表现于《诗经》中带有神秘和朦胧色彩的宇宙意识,其来源可以溯之于远古就已具有的观象授时的天文知识和文化基础。星宿文化是人类文明与文化的重要表象之一。早在远古时期,我们的祖先就对天文星象有所观测和研究,并用以定方位、定季节和定时间了。《史记》载古帝颛顼(高阳氏)命火     

从《虎符》与《信陵君列传》看郭沫若对古典文学的继承与革新

《史记》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历史巨著,同时也是第一部卓有成就的传记文学作品,鲁迅称《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本文分析了司马迁的《信陵君列传》与郭沫若的《虎符》,考察了二者的异同,寻求其原因;研究了两位作家的艺术个性,探索郭沫若对古典文学如何继承、借鉴与革新;并在此基础上总结文学艺术发展的规律。     

《史记》的悲剧性

《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已成定论。论者多循其“实录”精神和“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写作目的进行研究，而对《史记》悲剧性的系统论述则为少见。如果说，《史记》溶入了作者强烈的爱憎而使它带有浓重的抒情意味，是比较容易理解的，那么，怎样理解《史记》的悲剧性呢？歌德说：“一个作家的风格是他内心生活的准确标志。”①司马迁身受宫刑，是一场意想不到的横祸，对他的打击也是异常惨重的。“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所如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②因此，司马…     

南朝鲜发现《三国史记》的最早版本

据南朝鲜《东亚日报》1981年3月9、10日报道,南朝鲜最近公开了重要古籍《三国史记》的最早版本,在南朝鲜史学界引起轰动.《三国史记》是朝鲜高丽朝金富轼编纂的一部史籍,是当前研究朝鲜古代史的重要文献,首次刊印     

《史记》体系再考察

长期以来史学界对《史记》的研究一直存在着一个问题,即不以司马迁本人的认识来解读《史记》,而是将后人的某些“程式化”的认识强加于其书。文章试图以司马迁本人的史学思想为指导重新对《史记》作一考察,以还原其本来面目。     

关于“太史公曰”的几个问题

我国古代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中经常以“太史公曰”的形式,或对各种历史事件进行评论,或对形形色色的历史人物予以褒贬,或对纷纭复杂的历史现象作出某种说明。由于“太史公曰”是司马迁直接作出的论述,所以更能反映出他的思想和观点。“太史公曰”是研究司马迁思想的重要资料。长期以来,研究者大都重视对《史记》五体结构的研究,而对“太史公曰”却缺乏应有的注意。即使有些史家涉猎了“太史公曰”,也都是在篇章结构或表现手法上下功夫,并不理解“太史公曰”所蕴含着的丰富思想,不能认识“太史公曰”的价值,甚至还发出种种的不满和斥责。至今,在《史记》的研究中,对“太史公曰”也还存在着不少混乱的认识。因此,有必要对“太史公曰”做一番考察。     

论孔子对司马迁及其《史记》的影响

司马迁推崇孔子，并把自己写作《史记》比作孔子作《春秋》，在《史记》中多次引用孔子及其《春秋》之言语，甚至以孔子语代言．《史记》的撰著，深受孔子实事求是的治史态度和寓论于史的修史方法的影响．     

司马迁文化形态学的想象建构与意识形态分析

《史记》不仅为我们开创了元叙事的先河,也为后世构建出几种不同的文化形态,尽管未以理论的形式出现,却能够以不同的叙事方式、不同的叙事视角以及不同的叙事意味彰显出深层的文化形态意向,实际上应和了新历史主义有关历史话语与意识形态之间关系操作的策略,甚至成为历史哲学研究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     

司马迁祠现存碑石与价值探讨

司马迁是我国西汉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创作了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人们为纪念司马迁,特地在陕西省韩城建造了一座祠庙,名为＂汉太史司马祠＂。祠内现存古今碑石一百余通,内容涉及司马迁的人品与人格、司马迁祠墓的历史变迁、修缮祭祀活动、历代文人墨客的诗词评价,以及《史记》相关篇章中的名言警句等,是研究司马迁、《史记》、司马迁祠庙的珍贵财富,价值甚大。     

论《史记》所弘扬的中华民族的气节风范

司马迁的《史记》是对近三千年来中华民族文化精神的总结与弘扬。在这部巨著中,司马迁深刻地总结与大力地弘扬了中华民族崇尚气节、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民族精神与气节风范,并对"游侠"与"刺客"的作用与积极意义进行了深刻的辨证。这种民族精神与气节风范生动地体现在《史记》各种人物传记中,它对中华民族凝聚力、向心力的形成产生了深远而巨大的影响。     

论《史记》所谓“不绝”——兼及中华文明连续不中断因素的思考

《史记》多有言及“不绝”的文字。《史记》所谓“不绝”,可以从史学史的视角思考中华文明数千年持久发展、长期连续不中断特点的历史缘由。考察、理解司马迁有关“不绝”的表述和说明中华文明之所以连续不中断,探寻其中的相关历史文化信息,可以发现汉代杰出史学家就宗亲关系、祠祀礼俗、文化权威、道德精神及艺术传统等方面的重要提示均值得重视。     

司马迁撰著《史记》的动机与目的

本文认为司马迁写《史记》的动机是多重的,有深层的情绪动机和表层的功名成就动机及职业道德动机。他把《史记》作为史书和子书来写,并将二者完美地融于一体。《史记》的客观社会效果和影响与主观创作目的基本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