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人闺房愁绝——唐五代词“男子而作闺音”范式

田同之以“男子而作闺音”论词,准确地把握了词最为范式化的特质。花间、南唐词人,在创作中大都“遵循一种惯例性的艺术表现范型”,即“男子而作闺音”范式。这种范式由温庭筠开创,为花间、南唐词人所强制乃至发展和深化。     

“以文为诗”辨——关于唐宋诗变中一个文学观念的检讨

文学观念的发展变化是古代文学批评的主要研究对象之一。以往人们比较重视从先秦到六朝之间古代文学观念的发展进程,而对于此后文学观念的变化特点,相对地关注较少。本文将“以文为诗”作为切入点,就不同的诗文关系对诗歌创作的影响进行了分析,认为在诗文分论的背景下,诗歌创作往往面临着整体的文学观念的含混。其结果是,诗歌革新中审美趣味的游移不定或者诗学思想中复古倾向的蔓延     

唐宋词中“凭栏倚楼”意象探析

唐宋词中凭栏倚楼意象甚多,其表达的深闺幽恨、思归怀远、慷慨激昂、低回缠绵等情感触目皆是,为此,从凭栏倚楼的情感内涵、凭栏倚楼作为心灵停留的象征以及凭栏倚楼者高贵的孤独感和存在感三个方面来探析唐宋词的深远意蕴。     

尼采:一个奇特的大人物——为纪念尼采逝世100周年而作

作为一位在哲学史上跨时代的哲学大家 ,尼采以其特有的睿智、敏感、热情和勇气对人生价值和道德问题给予了极其严肃的关注 :重估一切价值 ,成了尼采为之奋斗一生的目标 ;进行道德重估 ,则构成了尼采重估一切价值尝试中最为恢宏的工程     

“梅”在唐宋词中地位的升迁

就花间词来看,词在发轫期由于文学传统、人文地理、社会风气等原因,词风以“艳”、“柔”为主要特征,词的植物意象青睐于纤弱的杨柳,而疏于梅。宋代词风重理趣,主风骨,情深志高,兼之梅有耐寒、清高的动人姿态及其意象丰富等原因,使宋词的植物意象在总体上表现为：钟于梅而疏于柳。梅意象在唐宋词中经历了由稀封繁、再到满树梅花的升迁过程。     

一个美丽而苍凉的“传奇”——“张爱玲现象”小议

本文主要从张爱玲文本的边缘化、个人化 ,她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中的地位以及历史偶然性等方面分析“张爱玲现象“产生的原因 ,进而揭示这一客观存在的成功与失败带给我们的启示。     

唐宋词中流行的“季节病”——谈词中“佳人伤春”和“男士悲秋”

在唐宋词中所出现的春与秋,不是“春秋多佳日,登高赋新诗”(陶渊明《移居》),词人们似乎都在生“病”——“佳人伤春”和“男士悲秋”的“季节病”。本文探讨了这种“季节病”的“病因”和“病症”。     

论唐宋词的“着色”艺术

唐宋词把色彩作为意象营构的亮点和意境构筑的关键,在前代文学作品的基础上对色彩的把握和运用不断深入。其对色彩搭配技巧的精益求精以及对色彩表意和表情功能的进一步拓展,不但使作品呈现出感性直观的造型美,且具有理性深层的识度美。同时,唐宋词中色彩意象所包蕴的深广的文化心理内涵,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独特的文化价值和审美意义。     

论唐宋词的“南唐范式”

“南唐范式”是唐宋词中有别于“花间范式”“东坡范式”“清真范式”三大创作范式的一种抒情范式,它起源于五代时期词人韦庄,定型于南唐李煜,而造极于北宋之世,对词体发展的进程产生了极大影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人士大夫之词。“南唐范式”善于书写人生痛苦,善于书写自我的真情实感,常书写怀旧、离别、相思、漂泊等有关内心感受的题材,同时还具备深情美、质朴美、真切美、悲剧美等审美价值。唐宋词的“南唐范式”成就了宋词一代之文学,在词史上有着极为关键的地位。     

再说“词音借用”

用旧词音来称说新概念从而创造出新的音义结合体（新词）时,有些是对旧词音的“借用”,有些则是对旧词音的“沿用”。由于文字的历史远远晚于语言的历史,很多词音借用发生时,其实并没有相应的字形借用立即伴随发生,而是要等到文字诞生之后才会发生“跨时”的伴随性文字借用。正如文字系统中有字形的借用、分化、合并,语言系统中也有词音的借用、分化和合并。     

唐宋词“生命意识”的透视

在中国,很早就有人试图对生死问题作出解释。道家说“生寄死归”(《淮南子·精神训》),佛家说生死涅槃。正统儒家思想对生命问题的解答,说过“死生有命”(《论语·颜渊》)。就中国文学来说,《诗经》自古代神话对“不死药”的追慕之后,表现了对无限生命的痴迷。至汉代,《古诗十九首》却唱出了“变徵之音”,汉人心中充满了感伤的情绪。但是,真正从“流逝”里把握“现在”,从对社会人事的热情转入对个体生命现象的思考,并试图对生命的意义作出完整解答的,则是自经历了战乱和分裂痛苦的唐末五代人开始,而后经宋人的不断开掘,将比较朦胧的“生命意识”拓展成多维的体验与哲理化的思索。同时,他们将这标志着人的理性成熟和个性觉醒的思索形象地呈现于词,使词这种一向被乐于谈“载道”、“言志”者目为“小道”、“末技”的体制反而逼真地记录了一代人灵魂的焦灼与挣扎。     

谈谈唐宋词中“处”字的特殊用法

“处”字在唐宋词中,一般都是作“地方”、“处所”解,表空间概念.有时也作“际、时”解,表时间概念.对此,王锳《诗词曲语词例释》已有论述.这里我们要讲的是“处”字的一种特殊用法:一身同时兼二任,既作“地方”、“处所”讲,又作“时、际”解.且看几例:李珣《南乡子》:“相见处,晚晴天,     

论唐宋词的“享乐意识”

前人在对“诗”与“词”作整体比较时,有过许多话头,诸如“诗庄词媚”,“(宋)诗言理而(宋)词言情”,“诗之境阔,词之言长”等等。但另有一段话则似乎还未得到应有的重视,那就是朱彝尊在《紫云词序》里所发的议论。他说: 昌黎子曰:“快愉之言难工,愁苦之音易好。”斯亦善言诗矣。至于词或不然,大     

论唐宋词“梦”的意象

日常生活中,人们常会做梦。而对于想象力特别丰富的诗(词)人来说,则“梦”就成了他们笔下的一种奇妙“境界”。翻开唐宋词的史册,我们就随处可以碰到这个颇带些朦胧色彩和神秘意味的“梦”字,如: 花非花,雾非雾,夜半来,天明去。来如春梦不多时,去似朝云无觅处。(白居易《花非花》) 紞如三鼓,铿然一叶,黯黯梦云惊断。(苏轼《永遇乐》) 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秦观《鹊桥仙》) 几乎可以这样说:差不多每位诃人都曾有过自己的“梦”,不论它们是甜美的还是悲哀的;也差不多每位词人都曾写到过自己的“梦”,不论它们是真实的还是虚构的。     

说唐宋词中的“鼎足对”

“鼎足对”,顾名思义,乃是一种“鼎足而三”的对仗格式,即三句互为对仗。这种形式,历来被认为是散曲中“一种特殊的对仗格式”。对此,元明以来的学者文士均无异辞;而且,论曲名著如元代周德清《中原音韵》、明初朱权《太和正音谱》等书中又均有论列。这就易于给人们造成一种印象:似乎“鼎足对”乃是散曲特有的对仗格式。比如著名学者王季思先生就曾明确指出:元代散曲中,“对仗的种类也增加了,     

唐宋时期的“士人经商”现象

传统的中国士人一向以“清高”自命,他们热衷于仕途,而不屑于商务。但由于种种原因,士人经商者代有所见。本文以唐宋时期整个社会变革为背景,全面考察了此时期的“士人经商”现象。分析了唐前期“士人经商”稀缺的原因及唐宋之际“士人经商”的两个变化趋势,并对此时期士人经商的原因及最终归宿作了论述。     

联绵词与单字词音近义同现象的思考

联绵词与单音节词有音近义同的现象,如"窟隆"和"孔","葫芦"和"瓠","辗转"和"展".这是语言现象,但不能排除文字现象的可能性,即单个书写形式跟两个音节对应.上古文献中文字跟语言不对应的现象并不少见,这提示书面语以单字形式记录双音节词的可能性.除了联绵词单字形式的事实,一字的两读正好构成联绵词两个音节的奇特现象也暗示联绵词的单字记录形式,并透露出部分联绵词来源于复辅音声母的迹象.这对认识双音节词的演变以及早期汉字的性质,提出了新的思考.     

论唐宋词的“娱乐至上”精神

作为当时风靡于社会各个阶层的流行歌曲,唐宋词呈现出较为显著的"娱乐至上"精神。不可否认,"娱乐至上"精神根植于消费文化的土壤中,在一定程度上会导致艺术向商业社会和大众审美趣味的谄媚和盲从。但是,从积极的方面来看,唐宋词"娱乐至上"的精神也凸显了宋人对文艺本质特征的重新认识和再发掘,同时,宋人对曲子词娱乐功能的重视,又体现出个人主体价值的提升和自我独立意识的觉醒。     

“谁爱风流高格调?”——论唐宋闺情雅词的审美特征

<正> 两宋文人词发展的结果就是确立了雅词的正宗地位,并形成雅词在艺术风格上以婉约为本色的词学观念。前贤和时贤对词的“雅正”和词的“婉约”风格分别都有深刻的论述,但正因为是分别的论述,故总有“两张皮”的遗憾。本文则打算从词的闺情题材入手,把“雅正”和“婉约”统一在一个命题中进行探讨,庶几作整体的美学把握。词的雅化和婉约风格一般说来都是同闺情题材分不开的,因为词多写闺情风月,自然就形成的婉约柔媚美学风貌,也因为词多写闺情风月,稍加放任就流于佚宕淫靡,才有秦、周、姜、张的“复雅归宗”运动以匡正。而闺情词的雅化结果就形成这样一个总体的审美特征,如     

唐宋语境中的“以诗为词”

从晚唐五代开始的"以诗为词"的创作实践和北宋中期围绕这一创作现象的批评论争,不仅涉及到词的创作方法和词史发展的方向问题,更对诗词体性的异同之辨产生了重要影响."以诗为词"在唐五代及北宋前期的创作实践中,主要表现为填词对诗歌句式句数及婉媚风格类型的趋同,而从北宋中期开始的相关评说则重在分辨诗词体性之异.唐宋语境中的"以诗为词"在强调词体之独立和本色的同时,也主张通过诗人句法来体现词中的情感力度和壮阔风格;而在演唱风格上则在宋代普遍流行的女音之外,追求声调高逸的男音色彩."以诗为词"的内涵及其演变在唐宋语境中可以得到准确阐释,并可借此展现宋人词学观念的变化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