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的主观幸福感及其影响因素分析——以武汉市512名农民工为例

本文基于中国人口学会在武汉地区对农民工的调查数据,对农民工的总体幸福感及其个人情况与社会方面的影响因素做了相关分析。研究发现:认为自己不幸福或很不幸福的农民工所占的比重并不大,大部分调查对象认为自己是幸福的或幸福情况一般;但相对于过去在农村来讲,认为自己“更加不幸福”的比例有所上升。通过对影响农民工幸福感的原因分析研究发现,影响农民工幸福感个人方面相关的因素主要是婚姻状况、心理健康状况、工作环境状况以及目前在本城市的生活水平等情况有关。     

当代都市青年幸福感的哲学反思

作为一种主观感受,＂幸福＂与个体的生存境遇、获取幸福的过程以及伦理道德规范三个要素密切相关。对于当代都市青年而言,其幸福感主要来源于这三个要素的有效整合。它们不仅构建了当代都市青年幸福感形成的现实维度、时间维度与价值维度,而且在更深的层次上影响着青年群体对＂幸福＂的感知。     

城市青年生活满意度与幸福感调查分析

根据对天津市青年的调查分析,当前青年群体对个人生活总体上比较满意,幸福感也处于较高水平。其中不同年龄、职业和收入者生活满意度差异显著,不同婚姻状况者生活幸福感差异显著。在生活满意度各项具体指标中,家庭生活、收入水平和人际关系对幸福感影响最为显著。     

National Happiness at a Time of Economic Growth： A Tracking Study Based on CGSS Data＊

为回应有关中国国民幸福感的争论，并评估过去10年宏观经济和政策变化对普通人生活的影响，本文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CGSS），分析了近10年国民幸福感的变化趋势。研究基于5个时点、44，166个样本，发现中国国民幸福感在过去10年内一直处于上升趋势，不同政治身份、户口类型、年龄、收入、婚姻状况、民族等群体的幸福感在过去10年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经济增长可能是幸福感提升的动力；如果经济收缩，那么幸福感也可能随之下降。要确保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尚需对幸福感进行更多、更细致的追踪和研究。     

教育程度、收入水平与中国城市居民幸福感 ——一项基于CGSS2005的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幸福研究的社会经济视角,通过引入收入水平作为中介变量,将教育程度对个体幸福感的影响分解为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也称教育回报效应）,并分析它们在不同时空条件下对中国城市居民幸福感的影响。研究发现,教育程度与城市居民幸福感呈现显著的正向关系,拥有中专、高中和大学以上学历的个体是最幸福的。在不同的空间条件下,无论对于市场化程度较高地区还是市场化程度较低地区,教育回报对城市居民幸福感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在不同的时间条件下,教育回报在高等教育扩招前对城市居民幸福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在高等教育扩招后,这种影响效应则变得不显著。     

主观幸福感的经济学分析

对幸福的追求是一个古老而时尚的话题,现代主观幸福感的研究始于20世纪50年代。主观幸福感具有主观性、整体性和相对稳定性的特点。积极情感、消极情感和对生活满意度的体验构成了幸福的主要方面,财富、健康、婚姻家庭、教育等因素都是通过影响被试的情感体验和满意度评价从而影响人们的主观幸福感的。     

预期收入与中国的“收入—幸福之谜”

基于中国最大的民生态度调查——“中国经济生活大调查”,通过实证分析发现,绝对收入、相对收入以及收入不平等等相关变量是解释“收入—幸福之谜”的重要因素。但相比之下,幸福感作为一个主观变量,更关键的是其会受到个体对环境变化预期的影响,即预期收入(而非总体收入或绝对收入)是影响和决定中国居民幸福感的首要因素,预期收入越高,其减少“很不幸福”“不幸福”和“一般”概率的可能性就越大。无论对居民总体、还是不同异质性群体而言,该结论均较为稳健。机制分析发现,增强文化自信和道路自信、提升国民的预期收入,能有效克服“收入—幸福之谜”效应。为此,应提倡政府不断强化预期管理,弘扬和践行“中国梦”精神,增强国民自信和理想信念,提高社会预期和经济预期。     

影响幸福感的诸因素

幸福是个古老的话题,亚里士多德说过:“幸福是人类存在的唯一目标和目的。”虽然学术界直到近代才开始对幸福感 进行系统的测量与研究,但人们对幸福主题的兴趣已经有上千年的历史。1967年威尔逊(Wilson)回顾了关于幸福感的研究,他在《自称幸福的相关因素》中对幸福感研究领域作了总结。自那以来的30多年,有关幸福感的研究已硕果累累,为人类建构幸福生活、规划美好的社会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有价值的科学知识。     

苏北地区留守儿童总体幸福感现状及影响因素研究

本文以苏北地区435名初中生为研究对象,采用《总体幸福感量表》进行调查,探讨235名留守儿童幸福感现状并分析其影响因素,主要是分析是否住校对留守儿童的影响。结果表明:(1)从调查中发现留守儿童已占到学龄儿童的一半。(2)苏北地区初中学龄留守儿童总体幸福感高于常模水平,是否住校对留守儿童的幸福感有显著影响;对留守儿童的关爱需要多举措相结合。     

幸福感,社会心理的"晴雨表"

幸福是一个古老而又永恒的话题 ,但在我们这个时代 ,却被赋予了更为深远的涵义。现代有关幸福的研究 ,从其发展背景来说 ,其一是源于生活质量研究的迅猛发展 ;其二 ,是心理学中积极心理学的崛起所表达的对人类的生存与发展状况的关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来 ,有关幸福这个古老人生主题的研究从哲学层面扩展到科学层面 ,成为一个可操作、评估、实证研究的科学指标体系。迪纳（ＥＤＤｉｅｎｅｒ，２０００）认为 ,现代社会良性、健康运行需要幸福感的指标 ,这样就可以追踪不同时代、不同人群幸福感的发展与变化轨迹 ,从而制定相应的对策。幸福…     

收入、健康、社会公平感与居民主观幸福感——一个区域差异分析视角

本文运用CGSS2015年的数据,对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居民主观幸福感进行比较分析,并从收入不平等、健康和社会公平感等角度探讨了影响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因素及其区域差异。实证结果发现:东部地区居民的主观幸福感水平高于中部和西部地区;绝对收入差异对东部和中部地区的居民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影响,对西部地区居民主观幸福感没有显著影响;相对收入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具有一定的区域差异性;无论是东部地区还是中部和西部地区,健康自评程度越高,居民的主观幸福感越强,社会公平感知越高,居民的主观幸福感越强;居民主观幸福感在性别、年龄、婚姻和教育上的差异具有区域不平衡的特征。     

幸福感城乡差异的元分析

对国内涉及幸福感城乡差异的18项调查研究进行元分析,结果发现,城镇人幸福感比农村人幸福感高,且可以从社会比较和社会适应两方面进行解释。这一结果排除了发表偏倚,具有稳定性。国内对这一问题之所以存在争论,主要是因调查工具的不同造成的,即工具质量越高,越容易得出城镇人幸福感高的结论。     

政府质量与国民幸福:文献回顾与评论

政府质量是导致不同国家居民主观幸福感差异的主要原因之一。本文根据相关文献将政府质量划分为技术质量和民主质量。技术质量是指政府的行政效率、监管质量、法治水平和腐败控制水平,民主质量是指民意表达程度和政治稳定程度。政府技术质量对发展中国家居民的幸福起着关键作用,而政府民主质量对发达国家居民的幸福发挥主要作用。政府质量通过影响社会非正式制度、经济发展水平、公共支出结构等方式影响居民幸福。     

大学生自我同一性与幸福感影响关系研究

自我同一性、幸福感是当代心理学研究的两大主题,本研究采用自我同一性地位问卷和Carol Ryff的心理幸福感量表对1331名大一到大四的学生进行测量分析,发现:自我同一性各尺度得分与心理幸福感总分、各因子显著相关;自我同一性各地位分别与心理幸福感及不同因子曾显著正相关和负相关;自我同一性各尺度的高、中、低分组与心理幸福感总分存在着显著差异,且高分者幸福感高,低分者幸福感低;不同的同一性地位的学生也表现出不同的心理幸福感;自我同一性各尺度与地位对心理幸福感有预测作用。     

安身乐教 幸福人生——写在第27个教师节

如果我们把职业当成事业来经营,相信你这一生都是快乐着的.9月1号,央视节目《开学第一课》谈论的就是关于幸福的主题.9月10号,"感念师恩"的教师节主题教育活动中,我也在思考关于教师的幸福.幸福其实很简单,幸福感源于真爱.唤起教师的职业幸福感,一方面随着社会对尊师重教的重视程度与日俱增;另一方面来源于教师自己对幸福教师的认知和理解.诚然这个城市的早起搭乘公交车最早的,莫过于老师和学生.徘徊在学校和家庭两点之间忙碌的穿梭不已.面对日复一日反复、繁杂、琐碎的教学常规工作是身心疲惫的.当老师真的很辛苦,当个好老师就更辛苦.学会苦中作乐,学会安身乐教,以致爱生善教,对于提升教师职业幸福感很重要.     

当代大学生幸福观探析——基于在长江大学的问卷调查

当代大学生对幸福的认知是比较客观、全面、理性的。大学生的总体幸福感处于一个中高水平。大学生感到幸福的主要因素包括身心健康、家庭美满、和谐的人际关系等。大学生感到不幸则与个人的生存、生活、学习状态、人生目标的清晰程度等有着直接关系。多数大学生能够正确对待恋爱与幸福的关系。调查表明,当代大学生幸福观主流是积极向上、健康的。总体来看,具有多元化、不稳定、可塑性强等三个显著特点,而在部分大学生身上,依然存在缺乏对幸福内涵的正确理解、缺乏对幸福的切身感受、缺乏实现幸福的创造能力等问题。     

锐新闻

正@禁止未婚性行为:违者可能面临1年监禁9月底,印尼对新版刑法修改草案进行表决,草案中将未婚同居、婚外性行为等纳入违法行为。草案中规定,有婚外性行为者将被处以最高一年监禁。在印尼,婚外性行为是指已婚人士与配偶之外的人发生性关系,还可指未婚人士之间的性行为,这意味在印尼所有的未婚性行为将被禁止。此外,该草案还将未婚     

幸福感对利他行为影响的实证分析

当人们的行为和内心的价值观一致并整体协调的时候,幸福感则会产生。通过以实证研究的方法描述并探讨360名大学生志愿者的幸福感与利他行为之间的关系,同时将他们的不同信仰状况纳入研究视野,结果显示:在利他行为上,信仰共产主义的志愿者的得分与其他三种信仰状况的志愿者的得分差异显著;在幸福感上,信仰共产主义的志愿者幸福感得分与信仰宗教和信仰其他的志愿者得分差异并不显著,与无信仰的志愿者得分差异极其显著;大学生志愿者的幸福感得分普遍较高,不同信仰的大学生志愿者的利他行为水平与幸福感显著相关。验证性因素分析的结果表明:大学生志愿者的幸福感状况影响其利他行为,这种影响以信仰作为其调节变量。     

城市“空巢”老人与孤独感研究

本文运用对烟台市230位城市老人的问卷调查数据,研究“空巢”与城市老人孤独感之间的关系及影响老人孤独感的因素。研究结果表明,“空巢”与老人的孤独感没有统计意义上的相关关系;大多数的老人自愿选择与子女分住;代际间的交往受居住距离的影响;影响老人孤独感的主要因素有婚姻状况、子女是否孝顺及对自己赡养现状和子女照顾的满意度等。通过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烟台市,“空巢”对老人的孤独感没有显著的影响,而婚姻状况和子女是否孝顺是影响老年孤独感最为重要的因素。     

“同在一个屋檐下”:居住安排、居住观念与农村老年人幸福感研究

采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对居住安排与农村老年人幸福感的关系展开实证研究,发现同住在农村地区确实能够提升老年人幸福感,两者发生作用的内在机制是:同住增加了代际间见面机会而作用于老年人幸福感。在进一步控制了居住观念这个文化因素之后,发现农村老年人和子女同住只有在主观上也认同同居时才能产生幸福感收益,从而支持了文化观念是居住安排与老年人幸福感发生联系的重要调节因素,这些发现在政策上启发:农村老年人的最优居住安排应与农村老年人的居住观念保持一致且能够增加代际间见面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