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瑞“为民”思想的阶级实质

我国的历史学家特别是吴晗同志,对海瑞的历史地位以及研究海瑞的意义早已有过明确的论述。吴晗同志在《论海瑞》一文中说:“对海瑞总的评论是当时的人民说他好,当时的大地主说他不好。”同时也指出了“他和官僚地主中有矛盾的一面,但也有一致的一面,因之,有些官僚地主们在大骂、排挤、攻击之后,也还是说海瑞一些好话。”     

“夺胎换骨”之我见

“夺胎换骨”之我见熊一坚黄庭坚是北宋大诗人，他的诗在有宋一代影响很大，但人们对他的诗以及他的诗论毁誉参半。“夺胎换骨”，就是黄庭坚受到人们抨击的“罪状”之一。此说始见于宋僧惠洪的《冷斋夜话》：“山谷云：诗意无穷，而人才有限，以有限之才，追无穷无意，虽...     

“凑合”婚姻

那年和一位老同学见面,我们淡起了各自的婚姻。他不无感慨地说起了自己的家庭,说自己怎样和妻子“凑合”到了一起。说的时候,眼神黯然,似有无限痛苦。但我却有些不明白,因为他们结婚之后曾双双来过我这里,当时那如胶似漆的样子,叫人无论如何也看不出有“凑合”的迹象。 后来,他们夫妻俩终于分了手。之后半年多,他和另一个女人结了婚。据他说,他们早就互相默默地爱上了,两人有很多共同语言。总之他满意极了。用     

剖析航海家郑和的伊斯兰教信仰——兼评郑氏“奉佛”、“崇道”说(下)

(五)诸说之综览辨析以上分述了郑三保与佛、道、伊斯兰三个宗教的有关史料,看来,都有难以割裂的联系。究竟孰先孰后,孰重孰轻,孰主孰次呢?如果确认他信奉某一宗教,又该如何理解他跟另外两个宗教的联系呢? 我个人认为,郑和主要的或根本的宗教信仰是伊斯兰教。奉佛崇道,只是表面现象,只是为适应他所面临的社会环境。这种适应,并不完全是被形势所迫,更不是受权力威逼,而是含有在特定条件下他自愿随波逐流的成分,但它们并没有达到导致郑和放弃或改变伊斯兰     

对劳动力“所有权”的探讨

六十年代初,于伍同志就提出:劳动力和生产资料一样,也是生产的条件。因而,劳动力不能不和生产资料一样,也是人们生产关系的担负物,也有各种不同的所有制形式。①现在人们又重新提出了这个问题。荣兆梓和倪学鑫二位同志说:“劳动力所有权在不同的社会形态中有不同的性质,但在各种生产关系结构中都是一个     

郑和下西洋到过新加坡

据考证,我国古代大航海家郑和在七次(一说八次)下西洋时,曾到过新加坡。郑和第一次下西洋是在明朝永乐三年(1405年)。从郑和下西洋的一张航海图《武备志·郑和航海图》中,清楚地记载着郑和的舰队经过新加坡开往马六甲的行程,其中写到“淡马锡”。这个“淡马锡”就是新加坡的古名。郑和下西洋的舰队是从福建起航,向南洋进发,驻扎在马六甲。当时的马六甲扼东西交通的咽喉,各国的商贾云集于港口,成为东方贸易的商港。华人也大量移居马六甲。郑和的舰队要到马六甲,毫无疑问必需经过新加坡海峡。当时陪同郑和下西洋的通译员,留下记载的有马欢的《瀛涯胜览》、费信的《星槎胜览》、巩珍著的《西洋番国志》及黄省曾著的     

郑和──他的文化意义

郑和──他的文化意义伍雄武郑和在五百多年前率领当时世界上最大、最好的船队，扬帆“西洋”，遍历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直抵非洲东岸。在郑和之后，东方开始兴起，特别是八十七年后哥伦布新大陆之行，更是资本主义新时代开始的标志和强大推动力。因此，人们总是在思考：...     

细说刘备——兼谈“城府”

目前品“三国”之风日盛，三国的人物成为人们评议的焦点。品评中人们似乎多着墨于曹操、诸葛亮、关羽这些名望颇高的枭雄、谋师和骁将。说刘备似乎成了一种捎带或陪衬，尽管文学及史学都把他界定为“正面人物”，是一世泱泱蜀汉帝王。这其中固然有其自身的缘由．但也不排除中国人的传统思路：在历史中留名的应是那些大善大恶、胆略超绝之人，恩泽百姓，     

“卡塔西斯”与亚里士多德美学思想的再认识

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给悲剧下定义的时候,曾提到悲剧具有“卡塔西斯”(catharsis)作用。由于亚里士多德语焉不详,这个概念的含义一直是研究者们争论不休的问题。在西方,自文艺复兴以来,对卡塔西斯有种种解释。根据罗念生先生的归纳,这些解释可分为两大类:第一类主张净化说,第二类主张宣泄说。主张净化说的以布乞尔为代表。他在《诗学》英译本中,将“卡塔西斯”一词译为Purgation(净化),从而有力地表达了他的观点。我国学者朱光潜先生,也是主张净化说的,他也将“卡塔西斯”译为“净化”。但朱先生的净化说,也包含有宣泄的意思,可以     

文学理论的“用”

一、悖论:文学理论的“无用”当我们将视野框定在文学理论的“用”的范围,我们按理有充分的理由来自信,似乎可找出若干用途,只是需费心思用语言来组织起若干条目.这种自信的基础在于,人们从事某种活动总是有一定心理动机的,当这一动机不能实现后,人们一般也就会转寻他途来满足自己的需求,使得原先进行着的活动中止.而文学理论的活动历时悠悠,甚至可能追溯到人们创拟文字之前的时代,诚如有学者指出的,“文学评论与文学的孪生姐妹,同时诞生的.”由于文学在有文字记录之前就有口头文学的形式,也许文学理论在早期也就以口头的方式来表达人们对文学的评价、总结,这样一种传统悠久的活动如果说没有“用”的话,那就当然不可思议.但是,就是这样一种理所当然的事细究下来时出现了疑问.“用”,如果把它的含义理解为满足实践当中的需要的话,那么文学理论就很大程度上是“无用”的.美学家鲍桑葵曾指出,“人们常说,艺术是无用的;在类似的意义上,也不妨说,美学也是无用的.”虽然他言说的对象是美学,但其道理对于文学理论来讲也是适用的.在这里,艺术的“无用”是指艺术的描写并不能代替现实,所谓画饼不能充饥即此之谓;文学理论的“无用”是指文学理论并不宜于去干涉作家的创作,文学创作应是作家进行的精神探索的创     

郑和与哥伦布：两个偶然角色，两种必然命运

郑和是一个谜。600年前,这位中国历史上罕见的航海英雄,做出了令现代人惊叹的伟大壮举。他的船队有2.78万人,分乘63艘巨型宝船和更多小一些的船,浩浩荡荡七下西洋,足迹遍及东南亚、南亚、阿拉伯半岛、东非沿岸。有人甚至说他还到了美洲。历史记载,郑和的最大宝船长44丈、宽18丈     

弘扬文化郑和推动历史与现实的思考

郑和航海开一世界航海之新纪元,这已是史学界不争的事实。郑和七航同时亦把人类文化交流推至历史发展的极盛,故有文化郑和的提出,且与之域外文化形成积极互动。按理说,郑和每次都肩负着多重使命,但每次都以文化使臣的身份先行。人们看重这一点,正是看重文化郑和所凝结的一种气魄,它不仅具备着作为文化历史现象的自在价值,更有着能为现实所借用,能不断地被开发、不断地被利用、不断地可推动文化事业做强做大的他在价值。这对中国、对世界有着无以估量的开发前景及广阔的推动经济发展空间。     

杜甫何时“考中进士”的?

近读傅璇琮先生的《李白任翰林学士辨》(载《文学评论》2 0 0 0年 5期 ) ,获益良多。但文中有这样一段话 :“因杜甫虽考中进士 ,与个别翰林学士也有过交往 ,但他本人与当时的翰林学士院毫无关系。”颇令人困惑不解。杜甫与当时的翰林学士院有无关系暂且不论 ,说他“考中进士” ,却是闻所未闻的 ,因为《旧唐书》本传有明确记载 :“甫天宝初 ,应进士不第。”《新唐书》本传也说得很清楚 :“甫字子美 ,少贫 ,不自振……举进士 ,不中第。”两书都说“不第” ,没有一点含糊之处。杜甫一生只参加过两次科举考试。第一次是开元二十二年 (735) ,时年…     

郑和初名三保,不是三宝

《航运史话》(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78年12月版第152页)说:明代航海家郑和“名字叫三宝(亦作三保)。”柳丛在《郑和与三不老胡同》一文(《北京晚报》1981年3月30日)说:郑和“小名叫三保(或三宝)。”三宝、三保,音相同,在史籍上曾出现些互混的情况。但郑和之名是三宝,还是三保,或两说并存呢? 三宝,《辞源》:“佛家语,以佛法僧为三宝,佛说法而僧保守之,得永以济度世人,故皆为宝也。”郑和出生于一个“回教巨族”的家庭,祖父、父亲都是虔诚的回教徒,曾“行险涉远”,到天方觐见教主,并被尊称为“哈只”(见袁嘉谷《卧雪堂文集》卷九《昆阳马氏哈只碑跋》)。在这样的一个“回教巨族”的家庭中,不太可能给郑和取个佛家语的“三宝”作为名字的。     

试论郑和下西洋的主要目的

2005年是我国明代伟大的航海家郑和首次下西洋600周年。关于郑和下西洋的目的主要有“寻找惠帝踪迹说”、“联印抗蒙说”、“发展对外贸易说”等多种,所持各有其理,亦各有偏颇之处。从其活动范围和时间间隔看,应该根据郑和七下西洋的时间将其目的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的主要目的是政治目的,即巩固帝位;后期的目的发展为政治目的和经济目的并重。     

近代中国人研究郑和应始于1905年--梁启超《郑和传》发表时间考

以学术史的眼光审视郑和下西洋盛事 ,当代郑和研究学者普遍认为 ,真正称得上对郑和及其史迹作较完整的研究 ,当为近代之事。“1 90 4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以笔名‘中国之新民’发表《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一文……对于传统史学具有突破性的意义”① ,“首先揭开了近世郑和研究的序幕”② ,乃近代中国人科学研究郑和的开山之作。 1 90 4年具有标志性意义。但是 ,这一为学术界普遍接受且几无异词的“1 90 4年说”却是错误的。最近笔者查阅发现 ,刊载梁启超文章的那期《新民丛报》是 1 90 5年 ,而非1 90 4年。尽管只相差 1年 ,但准确弄清楚…     

“诗中有画”的再认识

自东坡论摩诘之作“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后,天才一言,遂成定论,但千百年来,心领神会式的理解,妨碍了我们对它作出细致和理性的评析,而今一般解释王维诗中有画也都是说他的诗形象鲜明,有声有色,有对比,有衬托,这无疑是正确的,但不够精确,因为这只是优秀诗歌的一般特征,作为王维诗歌的一大个性特征还嫌研究得不够深细。我们认为,“诗中有画”还突出地表现在如下三方面:(1) 诗中有画法——他的某些诗中融会了绘画的法则。(2) 诗中有画意——他的山水诗与水墨画有着内在精神上的契合。(3) 诗中有画风——他的山水诗与他的绘画在风格上是一致的,以下试述之。     

“滋味”解说

<正> 中国古代文论中,有许多含义独特的文学范畴。“滋味”,以其丰富的内涵而愈来愈受到人们的重视,如今,当我们融现实视界与历史视界为一体时,就更能看清它的文学合理性。“滋味”第一次正式被突出为文学的标准,实为钟嵘的功绩。“滋味”是他诗歌理论以及实践的最高理想和准则,他说:“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在批评玄言诗时他也说: “理过其辞,淡乎寡味”(《诗品序》)。值得一提的是,“味”在钟嵘的《诗品》中,触及了文学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作为在“指事造形,穷情写物”(《诗品序》)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文学意蕴,即“滋味”,或称“意味”。这一点在中国古代文论的长河中影响很大,后来的“意境”说,就滥觞于此。而另一方面则是从文学审美鉴赏的品味、体验意义上来讲的,如“使味之者无极”(《诗品序》),它属于鉴赏论的范畴。钟嵘在《诗品》中重点是谈的前一个方面,所以本文也只是对前者作些探讨。     

“菩萨低眉”与“金刚怒目”：一位儒家的矛盾心声——程千帆《闲堂书简》读后

倘想了解程千帆教授的人生情怀、价值取向,他的一番夫子自道不可不读。在给朋友周勃的一封信中,程先生说:“我始终是个儒家,也信马克思主义,但儒家是本体。我相信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一切的根本,人活着就得做一点对人类有益处的事。就凭这一点,我在十八年的右派生活中活了下来。     

“冲决网罗”与思想解放

在中国哲学史上,有很多独立思考的思想家。清末流血变法的谭嗣同,就是近代思想史上敢于大胆解放思想的战士。 谭嗣同面对几千年的封建专制主义传统对中国人思想的钳制和束缚,他大胆地提出了一个解放思想、突破禁区的口号,叫做“冲决网罗”。这“网罗”,就是封建的“三纲五伦”。他说:“数千年来,三纲五伦之惨祸烈毒,由是酷焉矣。君以名桎臣,官以名轭民,父以名压子,夫以名困妻……”君主用它来桎梏臣下,官僚用它来统治人民,父亲用它来压制儿子,丈夫用它来束缚妻子,这种反动的纲常成了人们头上的紧箍咒,一有触犯,便高叫:“是当放逐也,是当诛戮也。”谭嗣同深恶痛绝地呼喊人们起来“冲决”这“网罗”!谭嗣同把批判的矛头直指最高统治者,他说:“二千年来君臣一伦尤为黑暗否塞。君臣之祸亟,而父子夫妇之伦,遂各以名势相制为当然矣。”他大胆提出:“君也者,为民办事者也;臣也者,助办民事者也;赋税者,取之于民所以办民事之资也。如此而事犹不办,事不办而易其人,亦天下之通义也。”他把君臣都看作是办事员,办不好事就“易其人”,撤换他们,这在清朝末年,是一种多么可贵的思想!提出这种冲决网罗的思想,需要多大的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