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次性别递进比研究

作为孩次递进方法论的新拓展,本文以新的理念和方法,创立了孩次性别递进比人口发展模型及孩次性别递进比指标系列;开创了独特的人口指标类型及其表达形式;给出了计算方法和实例,探讨了应用前景,论述了孩次性别递进比方法的应用前景和在出生性别比分析中的独特优势。     

中国出生性别比升高的孩次性别递进过程分析

应用孩次性别递进分析方法,使用1990年和2000年全国人口普查原始抽样数据和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原始抽样数据,对我国出生性别比变化情况进行分析,并就1990年以来出生性别比升高的内在机制进行深入探讨。研究发现,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已经显示了生育性别干预的特征,2000年以来纯女户生育性别比升高到190以上,纯男户生育性别比下降到90以下。2005年纯女户的偏男倾向依然非常明显,生育第一孩的性别比也表现出明显的人为干预现象。正是由于对生育第一孩的性别比的直接干预,才促使了出生性别比持续升高和高孩次生育性别比及高孩次生育率的下降。     

全面二孩政策实施下的中国人口发展态势

在全面二孩生育政策实施背景下,文章运用分家庭类型的分年龄别孩次递进生育率模型测算政策目标群体并根据其再生育意愿和计划完成时间推测新增出生人口,得出生育水平、生育模式,并对未来人口发展趋势进行预测分析.结果显示:十三五期间将累计多出生近2100万人,总人口峰值将推迟到2030年的14.66亿,略大于不调整政策的情况.同时,“全面二孩”生育政策一定程度上放缓了总人口和劳动力人口的减少速度;增加了2035年之后的劳动力供给、减轻了劳动力负担和人口老化程度.但预测结果也显示总人口的减少趋势并没有改变,2030年后我国人口将以平均每年640多万的规模持续减少,到本世纪末人口减少到10.16亿.     

子女孩次性别结构与女性再生育——基于孩次性别递进生育率的分析

现有子女的孩次性别结构是影响女性再生育的重要因素。使用中国2000年人口普查数据和时期孩次性别递进生育指标对女性生育水平进行了测算。结果显示,女性普遍生育但终身只生育一个孩子的比例很大,基于孩次性别结构的生育行为体现了男孩偏好;城市和镇在生育第一孩时就存在性别选择;第一个孩子是女孩的女性生育二孩的可能性较大,且二孩是男孩的比例显著大于是女孩的比例;第一个孩子是男孩的城市和镇的女性大部分不再生育,而农村女性有很大比例会生育二孩,但几乎不存在性别选择。采用某地区2019年的数据进行补充验证,同样发现:只有一个女孩的女性相比较只有一个男孩的女性生育者生第二孩的可能性要高很多,以上研究发现对当前二孩生育行为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孩次递进生育指标和生育指标的调整——与郭志刚教授商榷

文章主要针对郭志刚教授《关于生育政策调整的人口模拟方法探讨》一文,从普查数据计算年龄别孩次递进比、依据递进生育率推算的出生数和根据递进生育率进行预测三个方面讨论了郭志刚教授该文中的方法,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出生性别比变化对生育率的影响

本文应用孩次性别递进法,定义了达标生育率指标FRG和状态子空间及其基本运算规则;证明了历经概率“行列和”定理;分别导出了达标生育率对出生性别比和生育性别比的导数公式;给出了导数的计算方法和计算实例并对结果做了分析。     

孩次结构与中国出生性别比失衡关系研究

中国出生性别比的升高与生育水平的下降存在着时间上的紧密关联。生育水平下降所导致的孩次结构变化与出生性别比失衡的关系,是本研究关注的主要问题。研究发现,第二孩尤其是多孩生育的减少对我国出生性别比的失衡起到了明显抑制作用,且作用幅度从1981年至1999年逐年加强,2000年至2010年又有所减弱。2000年以前,中国出生性别比的失衡主要由二孩及多孩出生性别比水平的大幅升高所导致,2000年以后第一孩出生性别比水平升高的影响也日益显著。     

孩次递进比的计算与调整生育指标的理解

文章就姜全保的商榷订正了根据普查数据计算年龄别孩次递进比公式,并进一步探讨了生育递进指标与去进度效应总和生育率指标的应用。     

生育支持的政策瞄准——基于“初婚—生育孩次”递进模型的发现

国际经验表明,政策瞄准偏差是鼓励生育的家庭政策未能取得预期效果的主要原因之一。文章基于社会政策瞄准的分析框架,运用“初婚—生育孩次”递进模型和生育率弹性系数对中国生育支持政策进行瞄准分析;并以K省为例,深入剖析“初婚—生育孩次”递进率对总和生育率的影响及其社会阶层差异。研究发现：（1）现阶段20～29岁女性的初婚递进率对总体生育水平起主导性作用;（2）20～34岁女性的一孩递进生育率对生育水平的影响大于二孩及多孩递进生育率;（3）女性初婚和生育进度在不同社会阶层呈现分化趋势。当前中国各地的政策瞄准过度关注婚育进程的后端,存在瞄准偏差和低效问题。生育支持政策的重心应适当前移,瞄准对青年群体初婚和一孩生育的支持,重视对20～34岁不同社会经济特征的育龄人群提供针对性的政策支持。     

中国育龄妇女孩次递进比分析

通过孩次递进比计算方法的比较选择,本文运用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1%.抽样数据分别计算中国2000年育龄妇女的各年龄别孩次递进比、城乡孩次递进比、区域孩次递进比,揭示中国育龄妇女生育水平的分布状况.     

中国育龄妇女递进生育模式研究

在对递进生育模式优点进行充分讨论的基础上,文章以1982、1990和2000年全国人口普查育龄妇女分孩次递进生育模式研究为例,分析中国育龄妇女递进生育模式的基本特点与基本规律。     

基于出生队列的中国人口性别结构特征分析

一个国家的人口性别结构主要由出生人口性别比、死亡人口性别比、国际迁移人口性别比共同决定。中国并非移民国家,人口性别比结构主要由出生人口性别比和死亡人口性别比共同决定。本文利用各年普查数据进行估算和预测,构建连续的出生队列并以此数据对我国人口性别结构进行分析。研究认为中国人口性别比长期持续偏高,而在我国的生育文化特征下女性人口在低龄组更容易被瞒报,所以统计数据的瞒报、漏报在一定程度上夸大了低龄组人口性别比偏高的程度,但不能把瞒报、漏报认定为性别比偏高的主因。根据生物学一般规律,在同等客观条件下男性的死亡概率在任何年龄均高于女性,总体上同一出生队列的人口从出生到进入婚龄,男性死亡人口规模大于女性,所以婚龄人口性别比在没有国际人口迁移影响的前提下必然要小于出生人口性别比。低年龄组死亡人口性别比对于婚龄人口性别比具有重要影响,但由于科技进步和医疗水平的提高,死亡率不断降低,死亡人口性别比不会给婚龄人口性别比带来决定性的影响,不会改变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会导致婚龄人口性别比偏高的基本事实。通过对2020年婚龄人口相应出生队列的分析,认为无论采用哪种数据来源和方法计算,持续偏高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必然会导致婚龄人口性别比失衡,进而导致一系列的社会、经济以及文化问题。     

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育龄妇女递进生育史研究

文章以全国人口普查原始数据为基础,通过建立分孩次递进生育模型,重构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育龄妇女递进生育水平和生育模式连续变化的历史过程,分析中国生育转变的基本特点,以期为深入研究中国生育问题和规律奠定基础。     

Study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arity Structure and Imbalance of Sex Ratio at Birth in China

In China, the increase of the sex ratio at birth(SRB)associates with the decline of the fertility level. The change of the parity structure,one of the main reasons of the low fertility level,may also play an important part in the change of the SRB. We fi nd that the decrease of the proportion of the second and higher parity deters the imbalance of the SRB in China. The increase of the SRB in China is mainly caused by the increase of the second and higher parity's correspondent level of SRB before 2000,and the fi rst parity's SRB also Plays more and more important role after 2000.     

中国人口的不确定性研究

文章对2000年人口普查所反映的生育水平、出生性别比和人口年龄结构等主要人口指标存在的不确定性进行了梳理,并运用概率人口预测方法系统讨论了中国未来人口变动趋势过程中相关人口变量的不确定性问题。结果显示,当前对中国生育率水平、出生性别比和低龄儿童人口数量的估计都存在很大的差异。这些差异直接影响中国人口目前和未来的不确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