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树理的创作生涯与社会政治学模式

历来的赵树理研究,均未能从一个时代文艺模式的兴起与衰落上,来说明赵树理的创作生涯。赵树理的作品和他本人的经历,对于社会政治学模式来说,其实是一个相当典型的例子。赵树理本与民间文艺有深厚的联系,有长期运用民间形式写作的经历。赵树理的小说确实可以看作是雅俗交汇的产物。赵树理是当时新文艺方向的代表。当他上升为整个文艺界学习的榜样时,并且要求他的创作符合于某种文艺理论的全面要求时,赵树理就难以适应新形势对他的要求了。一方面赵树理确应提高一步,提高其作品的概括性,但另一方面社会政治学模式所要求的典型形象中有着一种观念化的设定,这同赵树理向着实际的、易于吸纳事物复杂性的眼光,又难以协调。还有一个矛盾,即提高艺术水平的问题。赵树理主要是在一种民间大众文艺环境中发展起来的,他所熟悉的是如何适合群众的阅读欣赏习惯来写作的。赵树理遇到此种历史的尴尬,就其实质而言,反映了大众化文艺运动在走向全国后所面临的发展困难。社会政治学模式的观念设定,连像赵树理这样曾在为政治作宣传上获得一片喝彩的作家都难以适应了。与农民自在的文艺有着血缘联系的赵树理,要成为一个大作家,他应在思想的深刻性及艺术表现的多样性、丰富性上,有一个重大的发展,并愈益具有世界性的艺术眼光才行。赵树理虽集雅俗于一身,却是俗多于雅,因而他应向着雅的方向有一个更大的提升。他的创作存在三个缺点:一是"重事轻人",二是"旧的多新的少",即"写旧人旧事容易生活化,但写新人新事有些免不了概念化",三是"在一个作品中按常规应出现的人和事,本该是应有尽有",但因求速效,而将作品中应该有脑子里却没有的人和事省略了,"结果成了有多少写多少"。对这三个缺点的认识,表明赵树理对于他50年代初强调的"赶任务"写作的主张有了理性上的否定。赵树理的颓势是显然的:一是他的写实作风难以适应社会政治学模式,二是他的艺术上的危机也日益严重。赵树理经历了从社会政治学模式确立到衰亡的全过程。     

解读赵树理的小说观念

赵树理虽然在许多方面继承了传统小说观念,但他的小说创作的目的是"老百姓喜欢看,政治上起作用"的社会启蒙。和"五四"小说观念比较,赵树理超越了"五四"小说观念欧化风影响下的不注重读者接受的主观主义、个人主义,他更关心自己的小说是"为什么人"的。与建国初期"颂歌"式小说观念比较,赵树理执著地坚持为农民而歌的小说创作,坚持创作源自真实农村生活体验的"问题"小说。赵树理非常重视民间文学,他剔除了其中封建落后的思想倾向,吸收了其中明快幽默的叙事艺术技巧。所以,赵树理的小说观念是一种本着通俗化、大众化目的的兼容并蓄的小说观念。     

关于“十七年”文学研究的历史反思——以赵树理小说为例(英文)

以西方启蒙话语为标志的文学史观念,基本否定了"十七年"文学,赵树理小说是其中典型的例子。这种元叙述并非始于八十年代,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革命文学内部就表现出知识等级化倾向。赵树理坚持传统的文艺形式,以顽强的艺术个性开拓了传播五四新文化的文学途径。从抗日战争到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他的小说既表现为主体的实践活动,同时也在时代与社会的总体结构中被结构化地建立起来,由此突显出文学在现代化过程中的边缘性体验及其特点。重新阐释大众化时代所产生的这种文学形态,解释它对接受的传统定位,以及在尊重本土接受基础上多元的艺术取向,对认识当今大众文化市场是有一定的历史价值的。     

古老模式的现代置换——从两种叙事模式看古典文学对赵树理小说的影响

赵树理因其文学创作的平民化和大众化而成为解放区文坛上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但纵观其创作就会发现,这主要是继承和革新中国古典文学和民间传统文学的结果。文章结合他叙述故事时采用的"才子佳人"和"清官除暴安良"的结构模式论述了古典文学对赵树理小说创作的影响。     

赵树理:来到北京市的解放区作家

农民出身的赵树理 ,是一位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具有“转型”意义的作家 ,也是当代北京文学的开拓者。他的成功主要在于他自觉的通俗化追求顺应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确立的中国革命文艺的方向。随着社会的转型 ,原来的时代特点也会成为当今的时代局限。客观估量时代意识形态的制约作用 ,用美学的和历史的特点评价当代文学史上的赵树理 ,他无疑仍是最重要的农村题材作家之一     

文艺的民族传统与世界传播初探

当今世界各国各民族的文艺正处于广泛交往的时代,如何使本民族文艺走向世界,纳入世界文艺的开放系统,是当前文艺理论界应当探讨的课题。本文首先论证了文艺民族传统的稳定性与变异性,认为决定民族传统的稳定性与变异性的主因是一定的社会心理和文化观念。进而指出民族传统与世界意识并非矛盾的,各民族文艺的发达与繁荣,无不得益于外来的其他民族文艺;民族性愈鲜明,也就愈增添了世界文学的丰富性。最后,作者对文艺的世界传播问题作了探讨。     

论新时期文艺变革发展的三个前提

本文认为新时期文艺的发展与种种论争表明,对“文革”古典主义的突破比较容易,而对更深层的“五四”以来所形成的新文艺观念模式的变革就复杂多了。因为它既是探索者做出更新选择的背景,又是制约人们走得太远的前提。作者从这一文艺观念模式的科学认识性(反映论)、艺术理想性(革命现实主义)和环境约定性(中华民族传统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三个方面分析了新时期文艺变革的的优势与局限,并提出了对它应当采取的基本态度。     

从《"锻炼锻炼"》中的干部群体看赵树理的反封建意识

《“锻炼锻炼”》是赵树理的一篇曾引起激烈争论的短篇小说 ,自发表之日起各界对它是毁誉参半。本文旨在通过分析小说中以村干部群体为主的诸人物形象 ,揭示作家流露出的反封建思想残余的潜在意识 ,从而发掘赵树理发现问题和体恤农民的复杂创作情感     

传播文化革命进程的演化

当代人类社会处在一个瞬息万变的世界之中,使人们认识这一生活环境而又能引领人们走向新世界的,则是影响力巨大而又深远的传播文化.传播文化发展经历了口语文化、书面印刷文化、电子媒介以及网络文化三个阶段.从人类"语文"时候开始,"传播文化"就已萌发,源远流长,对社会影响巨大.使人们在心理上更甚于在地理上的接近.随着时代进步和社会变迁,科学技术发展日新月异,传播方法和内容瞬息万变.电影、广播、通讯、广告、电视等媒体有如长江后浪推前浪,特别是继电视媒介后网络应运而生,新媒体的诞生及多元化是新一场传播革命,并将传播文化推向颠峰,使传播文化特性表露无遗.     

江南制造:精致,是一种生活方式

江南,自古以来都是物阜民丰之地.当中国很多地区还处于食不果腹阶段时,江南已经开始淡论时尚和文艺,开始追求生活品质.对如今的中国人来说,她是一个文艺小清新.精致和优雅的生活让江南显得卓尔不群,不仅有那些引山林入城市的江南园林,更有巧夺天工的"江南制造".     

瞿秋白领导左翼文艺运动身份问题研究

瞿秋白领导左翼文艺运动的身份问题,一直存在分歧.从新发现的史料来看,瞿秋白之所以能够成为左翼文艺运动的重要领导人,除了凭借他长期从事中共高层领导工作所形成的威望,个人的独特魅力以及知名文学家身份以外,还与第三国际的态度和党组织的安排有很大关系.对左翼文艺运动,瞿秋白是主动参加的但介入左翼文艺运动的指挥决策系统并参与左翼文艺运动的领导是经组织同意的,并作为对其病假期满后的一种工作安排.而代表中央宣传部代管"文委"工作和此后被推举为分管文艺、教育和宣传工作的苏维埃中央政府教育委员,就是时其左翼文艺运动领导人身份的确认.所有这一切,都说明所谓"王明控制的中央是不可能安排瞿秋白参与领导左翼文艺运动"的说法是难以成立的.     

资本全球化视域中的文化同一性探究——沃勒斯坦"世界体系"理论的跨文化传播及其启示

本文通过分析沃勒斯坦对文化概念的两种用途的论述,从"世界体系"理论出发对作为意识形态战场的文化概念进行讨论,并探讨其对在全球化背景下思考文化问题所具有的现实意义.论文从对跨文化传播主体的再思考,从整体上考察当代文化,以及关注传播过程中资本全球化的影响等三个方面来展开,为跨文化传播研究带来了新的视角和启示.     

个体与伦理视角下的女性形象比较研究——论曹七巧的泪与三仙姑的羞

张爱玲《金锁记》中的曹七巧和赵树理《小二黑结婚》中的三仙姑具有很多共性。她们都情欲旺盛,却都遭遇了不幸的婚姻,感情受到压抑,以至于性格扭曲,做出了种种不合常理的事情。不同的是,张爱玲在描写曹七巧种种＂恶＂的同时,还描写了她独自一人时的垂泪,而赵树理只看到了三仙姑的＂恶＂以及在这＂恶＂的背后三仙姑的脸红。可以说,张爱玲对曹七巧流泪的描写,说明作者走进了人物的内心世界,而赵树理对三仙姑脸红的描写,只能说明赵树理对三仙姑仅是远远围观,尚未进入三仙姑丰富的内心世界。对三仙姑的塑造反映了赵树理伦理本位的中国传统思想,对曹七巧垂泪的描写则体现了张爱玲对个体生命的尊重。     

文艺价值的功能及其实现

<正> 也许这样说并不过分:文艺价值的功能象阳光一样,泽被万物而恒久不息,具有包罗万象的性质.随着人们研究的深入,文艺价值功能的更多方面正在得到进一步的发现和界定. 文艺价值的功能与作品本身的性质密切相关.艺术杰作总是要比那些二、三流的平庸之作赢得更多的欣赏者,产生更为广泛、持久的社会影响;再者,在文艺行为流程中总是艺术家确定"写什么"和"怎么写"在前,文艺作品的实际作用在后,这一先后次序是不能颠倒的.另外,作品的思想意蕴、题材、形象、风格、体裁乃至艺术媒介的固有性质对于文艺功用的发挥也总是具有主导意义.总之必须联系作品的性质来看待文艺的作用,这是考察文艺价值功能的一个出发     

法共《新评论》讨论"先锋派"文学和党的文艺政策

法共《新评论》杂志1977年6、7月号合刊,发表了关于"先锋派"文学的讨论会记录.同年1月,法共中央委员、《新评论》主编弗朗索瓦·安盖尔还在《文学新闻》上发表了关于法共文艺政策的谈话.自1975年法共提出在党纲中取消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以后,文艺政策有了明显的变化.安盖尔在谈话中明确表示反对党对文艺的干预.现将讨论会和安盖尔谈话的主要内容简介如下.     

延安时期毛泽东文艺与政治关系思想对现代文艺转型的意义

延安时期,毛泽东提出"文艺服从于政治"的命题,与当时亟需借文艺进行革命动员、毛泽东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独特理解、时人对"文化"一词的理解和使用以及对列宁《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篇名的误译有关。尽管这一命题为文艺与政治规定了一种为现实所需要的"不平等"关系,但毛泽东始终反对政治对文艺的过度挤压,主张二者应是一种张力关系,即文艺不应脱离政治,但又须在关注和表现政治的同时保持自身的艺术独特性。这一关系远非"文艺服从于政治"所能概括。毛泽东对文艺与政治张力关系的建构,对于中国文艺走出狭小的个人生活、发掘和表现底层群众的社会生活与诉求,以及辩证处理政治性与艺术性的关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对今天亦具有启迪意义。     

数字多媒体时代的大众文化与国际传播

本文将当今传播时代命名为"数字多媒体时代",分析了现时代大众文化的形态发展和国际传播的趋势.作者认为,数字多媒体对大众文化领域的渗透乃是一种技术范式,它为大众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动力,大众文化的生产和传播已经日益技术化、全球化,并指出,在大众文化国际传播领域既存的不平衡现象进一步强化的同时,数字多媒体时代也赋予后发展国家文化工业以前所未有的机遇,新的国际文化秩序的建立正在悄然进行之中.     

新媒介文化语境与文艺、审美研究的革新

媒介演进显示出了从硬媒介向软媒介,从原子材质媒介向比特媒介转变的嬗变趋势。后信息社会的文化范式是一种混融转换式、集成整合式、去中心化、多元共生的范式。多元并存、立体伸展的媒介融合集成的"全媒体"格局和文艺跨媒体运营的实践经验为当代文艺、审美研究提供了新的视阈,开启了新的问题意识。20世纪以来,经过"语言学转向"、"文化转向",文艺理论和文艺美学范式正面临着一次新的转换,一种"数字媒介转向"正在深刻影响今日的文艺与审美研究。这种情况客观上要求当代文艺学因应时势,积极转型,从传统文艺学的语言学思维模式转换到数字媒介学文论研究模式。传统的线性思维、链状模式文艺美学是与文字思维、印刷文化、作者—文本—读者的主从单向度顺接关系相适应的,而与数字化生存、全媒体、超文本、网络传播时代文艺审美实践的去中心多维动态交互关系相适应的则是非线性、立体化的网络状模式的文艺美学。     

文艺社会学的历史回溯——文艺社会学纵横观(上)

文艺与社会的关系是不可分割的。在现代社会中,随着社会结构交叉,社会节奏加速,社会内容更新,人们对文艺与社会关系的视域大大开阔了。一些以往未受注意的文艺社会现象纷纷跳入人们的眼帘:文艺与科学的结合、文艺产品的社会价值、文艺信息的传播、文艺观众的行为、文艺选择的倾向、文艺职业的差异、文艺设施的功能等等,对此,传统的文艺理论研究已无法包容,迫切需要开辟新的研究领域,一门新兴的学科——文艺社会学应运而生了。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古罗马的贺拉修斯、文艺复兴时期的达·芬奇、十七世纪的培根、十八世纪的歌德、十九世纪的别林斯基、我国的刘勰、钟嵘等都曾对社会文艺社会关系作过探索。然而,这些早期文艺社会学思想往往仍脱离不开哲学、美学、文艺学的范畴。     

论"人的全面发展"与文艺的社会功能

马克思不仅终生关注人的自由和解放,而且关注社会中个人的解放的程度."人的全面发展"也提醒人们注意文艺的社会功能.文艺有改造人的灵魂的作用,但它对接受者又并非耳提面命,而是潜移默化;不是诉诸人的理智,而是打动人的情感.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文艺工作者,特别是一个有着马克思主义立场的文艺工作者,应时刻不忘文艺在"人的全面发展"中的重要的社会职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