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重话语规训：论萨义德“东方主义”理论

萨义德在《东方主义》一书中提出了“东方主义”理论。他主要借鉴了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理论、福柯的“话语”理论、葛兰西的“霸权”理论,将“东方主义”界定为一个高度封闭的知识领域、一种西方中心主义的思维方式、一套西方主导的权力话语。通过对各类文本进行政治化、历史化解读,萨义德揭示了西方如何凭借东方主义制造关于东方的知识,并以此为基础建构了一个沉默的、愚昧的、落后的“东方”,以实现对东方的控制、支配、征服。为了挣脱东方主义的桎梏,萨义德呼吁一种个人主义、多元主义、国际主义的人文主义,并鼓励知识分子成为“流亡者”“、边缘人”、对权势说真话的人。受福柯话语理论的影响,萨义德事实上造成了双重话语规训：一方面,他批评东方主义者无视东方的差异性,将其规训到东方主义话语中;另一方面,他本人亦无视东方主义的差异性,将其规训到自己的东方主义理论话语中。     

文明之野蛮:东方主义信条中的中国形象

本文讨论西方现代性想象中中国形象的野蛮东方化问题:一、西方现代性在东方与西方、野蛮与文明的二元对立的世界观念秩序中构筑中国的野蛮的东方帝国形象,使中国形象成为西方现代文明认同的“他者”;二、该形象生成于启蒙运动晚期到帝国主义时代,中国形象被东方主义纳入“野蛮东方”的话语体系,表现出所谓中国的“独一无二的东方性”;三、中华帝国的野蛮东方形象具有明显的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意识形态特征,其中知识与权力的共谋机制耐人寻味也令人生畏;四、中华帝国的野蛮东方形象富于话语活力,从帝国主义到新帝国主义意识形态,谱系不断,反思与批判这种想象的文化-意识形态,必须追溯到西方现代性与启蒙哲学本源。     

简析全球化语境中的“东方”形象

“东方学”明确地指出在西方本位主义视野中的“东方”是西方社会为了自身的文化需要而建构出来的“他者”。在当代世界全球化的文化背景中,在西方成熟的媒体运作模式和文化工业的覆盖下,许多人担忧西方的东方主义不仅是西方人的想象,也很可能成为东方人自我的想象,即所谓“东方的他者化”的趋势,并担心这种趋势会对中国的文化和国人的民族认同感造成直接的威胁。这种担忧有着确实的现实背景依据,而事实上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都始终处于变动之中,当东方主义指出“东方”一词是建构而来的时,本身也就否认了“东方”的确定性。“东方”同“西方”一样都是想象中的概念,两者都用彼此来确定自身的聚合。“东方”、“西方”的文化永远都在互动、交流、融合中传播。文化永远是不确定的动态演变,正如“他者”是永远确定的永恒存在,两者并行不悖。     

爱默生与东方主义

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是19世纪美国文学的思想领袖、著名作家和超验主义哲学家。他在建构超验主义思想体系时除了吸收西方文明本身的养料外,还特意把中国乃至整个东方文明纳入自己的视野,并从实际需要出发“品味”东方文明,不过,他在评判异族文化时依然采用一种根据东方在欧洲西方经验中的特定位置来处理、协调东方的方式。他对中国———东方的臆想及其种族观念在一定程度上契合了东方主义。本文以爱默生具体的文本为例分析并论述其东方主义思想及其表现。     

论汤亭亭《女勇士》的自我东方化

东方主义作为西方对东方的霸权话语除了出现在西方作家的作品中外,也渗透到了不少身处西方的华裔作家作品中.在西方东方化的同时,由于历史、学术和个人原因,东方也参与了自身的东方化.汤亭亭利用自己的双重文化背景,选取中国题材,采用传记体形式向西方世界反复言说和确证东方主义,成为自我东方化的典型代表.其<女勇士>以表现中国生活、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里存在的拼贴、扭曲甚至颠覆来实现自我东方化,以迎合东方主义话语中中国文化的淫欲、专制、落后、神经错乱等并不符合实情的特点.     

亚洲或东方的中国形象:新的论域与问题

分析现代印度与日本的中国形象,发现他们表述中国的知识框架与价值立场都是“自我东方化”的,中国形象不过是“去东方化”与“彼此东方化”构筑的文化他者,目的在西方现代性世界观念秩序中确认自己的文明身份。不论日本或印度,都不可能在西方中心主义话语外表述中国,也不可能在西方中心主义话语之外认同自身;亚洲不同国家的中国形象,不仅意味着该国与中国的双向文化想象关系,更重要的是意味着不同东方国家面对西方现代性进行彼此参照、自我确证的三角关系,其中西方现代性具有覆盖性与宰制力量,东方国家在“彼此东方化”中将自身与对方同时置于西方现代性的他者地位;东方的中国形象成为西方的中国形象话语的再生产形式。“东方”或“亚洲”作为表述中国的主体,缺乏知识与价值的自我奠基。东方或亚洲国家在现代性叙事中构筑中国形象,不管是依附西方现代性还是另辟东方现代性,都无法超越西方现代性的基础与前提、方向与方法。     

《灵感女孩》中的"东方主义"

赛义德指出,东方主义不仅仅是基于东西方思维差异,以西方的主权意识为基础来审视东方,从而创造出的一个遥远而变形的东方,形成的一种对非西方的“集体观念”,它更是西方统治东方的一种权力符号。以此分析谭恩美的作品,她的创作虽然反映了她渴望消除中美文化对抗,实现中美文化融合的美好愿望,但其文本中仍不自觉地显露出了东方主义的痕迹,其实质仍是东方主义。     

从东方主义到后东方主义——以中国传奇的西方重构为例

全球化语境中如何实现理论创新与中国话语建构是学界难题,后东方主义为此提供了新的思路并作出阐释。萨义德的东方主义建构是一种叙事可能,然而,真理观与身份、视角之间的"悖论"以及从话语理论到话语霸权的"转变"使其陷入窘境。后东方主义力图从中拓立出另一种叙事可能;以代言政治衍化、共同体意识的形成、消费群体多元化的形成为主要特征的后东方主义叙事语境加深了好莱坞的叙事焦虑,为中国传奇重构提供了契机。中国人逐渐成为中国故事的主角,这一过程将伴随东方主义叙事的解构与后东方主义叙事模式的开启。     

现代东方参与了自身的东方化——赛义德对东方学的另一种解构

解构东方学是后殖民主义理论的一项重要内容.赛义德不仅批判了西方人对东方的“东方化”,而且还深刻地揭示了东方人对“自身的东方化”,本文认为,赛义德视域中的“东方对自身的东方化”主要体现在东方人自身观念中的“西化”意识以及为了对付东方学所炮制出的”西方学”中。本文结合德里克提出的“东方人的东方主义”,对赛义德的“现代东方参与了自身的东方化”这一命题进行了较详尽地阐述。     

正确认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东方主战场地位

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的东方主战场地位，一直是西方史学界无视或者刻意回避的重要学术问题，在他们的话语建构当中，中国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贡献不大，中国战场并非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东方主战场，东方战场在绝大多数西方史学论著中失语、失声。西方史学界之所以不能正确看待中国的东方主战场地位，主要原因是西方史学界始终秉持“欧洲中心说”,以强烈的文明优越感凌驾于其他国家之上。除此之外，我们自身话语体系不够严谨周密也影响了东方主战场话语体系的建构。为改变这种状态，必须从建立科学严谨的战争贡献评判体系入手，提升在全球第二次世界大战话语体系中的话语权。     

中国红色文化的价值自信及其话语体系建构路径——基于对“东方主义”的审视和批判

萨义德的《东方主义》从西方话语体系的压迫、刻意塑造的“东西文化价值对立”、基于“自我意识”的“西方文化中心主义”三个方面将西方文化殖民的阴谋暴露于世,由此揭开了后殖民主义理论新的批判视角。无论是全球多元文化的现世交融还是当前国内外学界的普遍共识,都呼唤着“中心主义”的消解和“自我文化”的重建。中国红色文化从消解“他者”形象、驳斥“东西文化价值对立”和超越“西方中心主义”三个方面审视和批判了“东方主义”的内在逻辑。从叙事逻辑、话语站位和传播载体三个方面着手构建新时代中国红色文化的话语体系,有利于突破西方文化霸权主义的压制,从而坚定红色文化的价值自信,提升红色文化的生命力、感染力和影响力。     

东方主义与西方主义比较研究

论述赛义德的东方主义和与其对应的西方主义。东方主义分为自为东方主义、拟东方主义;西方主义分为自为西方主义、拟西方主义。自为东方主义和自为西方主义分别反映实际存在的真实东方和真实西方;拟东方主义和拟西方主义分别反映被歪曲的想像性东方和想像性西方。在相同文化地域内,人可以认识现实客体;在相异文化地域内,人只能认识虚拟客体。     

“东方主义”的亚洲想象

20世纪80年代,《东方学》的问世开辟了一个殖民话语和霸权研究领域的东方学视角。萨义德集中阐述了19世纪西方对阿拉伯世界的认识想像,除此之外,我们可以很明显看到在更为广阔的时间和空间也存在着一种东方主义观念。亚洲不仅在地理范围内属于东方,也是传统的东方学的研究对象。通过对亚洲的历史文化、民族、社会、政治等各方面的表述,西方以东方主义思维模式、知识结构和话语权力构筑了亚洲的形象。     

"东方主义"与后冷战时期美国的"中国威胁论"

“权力话语方式”是萨义德所称的“东方主义”的含义之一。后冷战时期美国的“中国威胁论”——一个作为整体的有关“中国威胁”的理论和“话语体系”,是长久以来美国的“东方主义”的一部分。敌对的“二元对立式的”世界观和对至上权力的追求从深层次解释了后冷战时代美国出现鼓吹“中国威胁论”的原因     

汉学、汉学主义与东方主义

汉学主义概念的出现与汉学或中国学以及萨义德的《东方主义》一书有关,因为中西现存的少数涉及该词语的资料都赋予了它这样一种特征,认为它是汉学研究中的一种东方主义形式。因此,汉学主义与东方主义和汉学都有关联。这种双重关系必然会导致两个问题:汉学主义是等同于或者近似于汉学或中国学的一种形式,汉学主义是另一种东方主义或西方中心主义。事实上,汉学主义不是汉学,也不是东方主义或其他形式的西方中心主义。汉学主义是一个独立的、带有独特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理论范畴,是关于知识生产的研究。确切地说,汉学主义是对相对于西方和世界的中国及其文明的知识生产的一种批判性研究。     

论列宁的东方理论

从1920年共产国际二大期间列宁的文献看,他的东方理论已经产生。从他逝世前夕留下的文献看,东方理论已经成熟。东方理论包括东方国家容易发生革命、东方的民主革命容易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东方国家虽然经济文化比较落后但可以实现社会主义、东方国家可以先于西方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东方国家必须渐进地组织经济建设、东方国家的社会主义进程伟大而曲折等重要观点。东方理论在马克思主义史上实现了由“西方重心论”向“东方重心论”的转移,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跨越卡夫丁峡谷”的理论,为正确地认识20世纪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提供了思想指南。     

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的"东方"概念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东方问题”的概念,含义指沙皇俄国与西方一些大国为瓜分东方的土耳其而进行斗争。他们提出,只有通过欧洲革命,才能解决“东方问题”。他们认为,东方的“中央集权的政府”和“东方专制制度”,建立在农民生活的孤立性及彼此隔绝状态的基础上,它是造成东方社会发展缓慢的重要原因,东西方社会发展的相互作用将导致东方专制制度灭亡。     

跨文化形象学的“东方化”问题

在现代性观念体系中.西方/非西方的二元对立的世界现念结构似乎左右着现代不同国家民族自我认同的想象秩序.日本、印度等在历史与地理、制度与文化上与我们有诸多关联的国家的中国形象,其知识框架与价值立场都是西方的,是这些国家、地区在现代性自我认同结构中"自我东方化"与"彼此东方化"叙事的一部分.关于亚洲国家自我东方化的讨论,包括三个相关的问题:一、自我东方化;二、去东方化;三、彼此东方化.这三个问题,是解析东方或亚洲国家的中国形象的关键.     

论西方现代生态伦理学的"东方转向"

西方现代生态伦理学的基本思想全然不同于传统伦理观,其吸收、借鉴东方传统文化中丰富的生态智慧,呈现出“东方转向”的趋势。这种“东方转向”是西方现代生态伦理学对造成现代生态危机的西方文化传统的批判否定之后所做的文化选择和价值转换,是对东方传统文化的丰富意蕴和价值的再发现。但它在方法论和价值取向上也存在意识决定论、以道德话语代替制度变革等局限性。所有这些都值得我们对中西文化的互动、传统与现代的撞击做深入的思考。     

东方的审美之旅——弗莱的理论与高更的旅行

弗莱与高更的东方主义对西方旅行文学与旅游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弗莱艺术理论中对东方艺术的赞美已是众所周知,高更的东方旅行更是西方文化史中一个标志性的跨文化事件。如果说弗莱的东方主义仅仅是对东方之美的书面赞美的话,那高更的东方之旅则是用脚步丈量了异域的山水,用生命体验了他者之美。广义的东方世界对大多数西方人来说仅仅是一个遥远的常常只能在想象或艺术中才能触及的异域世界,理解并深察什么是真正推动世界旅行文化不断前进的精神动力,正是从事理论探讨的人所不可回避的重要问题。文化艺术旅游深含对异域文化的热爱与追寻,甚至怀着无限的渴望及各种不可预测的冒险精神来探索实现自己的梦想,是对文化及异域之美的无上追寻,而这正是那些勇敢无畏的艺术家及其理论支持者所做的开创性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