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进程中东方作家的乡土立场

近现代东方社会普遍进入现代化历程,这个进程与反帝反殖反封建斗争交汇一起,20世纪中后期又面临“全球一体化”的冲击,“乡土”成为东方作家在民族（国家）现代化进程中选取的一个最根本、最本土、最自我的文化、文学甚至政治立场,他们以“离乡”和“批判乡村”拉开乡土文学的序幕,接着以“乡村批判”和“归乡”为乡土文学的自觉时期,后经“乡土”与“祖国”的同一以及“仰视乡土”的“新乡土文学”的创造,最后进入文学、文化、人类灵魂的乡土“寻根”之旅,“乡土”被赋予了文化批判与现代审美价值。     

沈从文之于“乡土”——兼谈乡土文学在当下的发展

沈从文的乡土文学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所激发的人道主义、平民主义思潮的有机组成部分，为“乡土”民族性与现代性的思考提供了现代启示；他的乡土文本使民间习俗文化与风物传统以及多样的民间生活成为了乡土文学的重要“养料”与“维生素”，完成了乡土中“自然人性”的美学构想，并为历史与文化、乡情与理性、城市与乡村的双重审视的文化母题，提供了难能可贵的解答思路。当下乡土文学应该注意当代农村问题、乡村题材的创作与研究，城乡整合中农民的关注与关怀，中国特色的“新现代性”建构以及土地大地的生态追根等问题。     

论以人的发展为导向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中国现阶段经济社会发展所面临的一场重大而深刻的变革。要真正使这一变革达到预期目的,必须明确基本导向问题。推进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应该明确提出“以人的发展为导向”。从理论上分析,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精华,也是当代人类文明发展的基本价值取向;从现实角度分析,它是摆脱“GDP中心主义”惯性运作的理性选择;从未来趋势分析,则是适应中国新阶段人的需求发生新变化的必然要求。
以人的发展为导向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应把握以下四个着力点：在需求结构方面,重在提高居民消费率;在产业结构方面,重在发展现代服务业;在要素投入结构方面,重在实现主体的自主创新;在可持续发展方面,重在寻求“天人合一”、绿色发展。
要做到以上诸点,不可避免地要触及深层的体制问题,尤其是以下四方面改革刻不容缓：第一,改革收入分配制度,解决“三个倾斜”问题;第二,改革城乡二元体制,推进城乡一体化;第三,按照“广义产权论”,构建环境产权制度;第四,促进政府转型,这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之所在。     

“搁置争议”视野下中国海权战略的选择

20 世纪70 年代,邓小平提出“搁置争议”思想,这既是国际政治环境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中国自身实力所限的历史必然。“搁置争议”思想提出后,我国当代几代领导集体坚持这一思想,一定程度缓解和平息了中国与周边国家的海权争议,为中国赢得可贵的和平与发展时代良机。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的“海洋强国”战略,为今后我国海权发展提出了新的任务和要求,在“搁置争议”思想下中国海权发展既面临机遇,也充满挑战。“黄岩岛”模式、“钓鱼岛”模式、“共同开发”模式、“自我开发”模式既是对“搁置争议”思想的继承,也是一种发展,是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中国海权发展战略的选择。坚持和发展“搁置争议”思想对中国海权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刘易斯二元经济结构理论与我国现实

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是建立在以自由竞争为基础的市场经济的基础上。而我国现阶段的市场经济,还称不上是完善的市场经济,只能称为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因此被扭曲为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体制。由此而派生的农民工劳动力市场和低附加值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大发展以及出口导向型的发展模式。我国农村劳动力无限供给的“人口红利”时代即将结束,“刘易斯拐点”即将到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方式转变的“倒逼机制”越来越强化。建立在农民工劳动力市场基础上的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已经走到尽头了。     

新常态下农村公共服务的模式选择与制度设计

当前,我国正处于实现“四个全面”发展战略的关键时期。经济新常态下,我国的宏观环境、农民需求、国家政策等有了不同程度的变动。这些变动对我国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模式的选择提出了现实要求,同时也指明了进一步提升的路径。鉴于我国广大农村地区的实际情况,农村公共服务模式应以农民需求为导向,以改善民生为核心,以社会化改革为方向,以城乡一体化为支撑,同时逐步加强农村公共服务建设的制度设计,构建“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市场推进、民众参与”的“一主多元”农村公共服务多元差异化供给模式。     

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带动乡村:长江三角洲地区的经验及其对西部的启示

长江三角洲是我国现代城市发育最早、城市化水平最高、城市体系最完备的地区之一。在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带动乡村方面具有自己的特色,形成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带动乡村的乡村工业化与城镇(市)化协调城乡发展的模式。长江三角洲地区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带动乡村的一般经验有:城乡互动发展、以小城镇为主体和乡镇企业的集聚化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这些经验对西部地区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带动乡村的启示是:以乡村城镇化推进西部城乡一体化、以城镇的城市化加快西部城乡一体化、以乡村工业化推进西部城乡一体化。     

推进我国跨境电商与制造业集群协同发展的几点思考

在“互联网+”和“一带一路”背景下,跨境电商与制造业集群不仅要成就自身发展,更要实现协同发展。通过对产业集群及升级、跨境电商和协同演化等现有理论研究进行梳理总结,深度剖析我国跨境电商和制造业集群发展现状,论证两者协同发展的必要性,并有针对性地提出推进我国跨境电商与制造业集群协同发展的对策建议:着力加大政府部门扶持保障能力;增强电商与制造业企业的创新能力;壮大港航物流支付主体支撑能力。     

猺人、蜑人、山贼与土人

兴宁县位于韩江支流梅江中游,明正德十一年(1516)知县祝允明主修之《正德兴宁志》,为韩江中上游客家人聚居地区现存地方志中最早的一部。该方志有关猺人、蜑人、山贼与土人的记载,为讨论15至17世纪该地区族群关系的变迁及其社会意义提供有力佐证。作者发现,通过一系列艰难复杂、充满冲突与妥协的互动过程,原来“随山散处”的“猺人”和“舟居网捕”的“蜑人”转变为以农为生的“土人”,成为朝廷的“编户齐民”,而原来活跃于南岭山脉崇山峻岭间的“山贼”、“流贼”及其后代也更多地服从官府的管治,以合乎朝廷典章制度和官方意识形态的方式建构乡村的社会组织,地域社会的经济形态与文化面貌随之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该地区后来被视为“客家人”最重要的聚居地之一,而所谓“客家”身份及其认同,要在原来大量存在的“畲人”和“猺人”转变为“编户齐民”之后,才有可能产生。     

新时代进城落户农民“三权”问题的战略解构及其路线图

进城落户农民“三权”问题是关乎当今中国新型城镇化和农业农村现代化成败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将“三权”问题置于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的逻辑结构和城乡二元结构的历史变化中进行研究，发现进城落户农民“三权”问题是在剥削型城乡二元结构向保护型城乡二元结构转变的改革过程中产生的，成员权是其原因、本质，而“三权”则是成员权的结果、形式。在中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上，在成员权之得失与“三权”之变动的关系上应坚持缓和有因性主义。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不同战略阶段，“三权”问题所蕴含的矛盾的主要方面及政策取向将不断演变。由于“三权”中各项权利的诸多方面存在差异，进城落户农民有序适时退出“三权”的路线图呈现复杂的时空差序格局。     

城乡一体化进程中的城乡互动机制论析——基于合作治理的研究视角

在城乡发展一体化进程中,城乡互动是实现城乡优势互补、利益共赢、合作发展的有效途径。实现城乡互动必须打破城乡之间封闭和沟通的障碍,实行＂产＂、＂官＂、＂民＂一体的合作治理模式,构建多元合作的治理共同体,搭建多渠道、多形式、制度化的合作治理平台,培育多元复合动力系统,建立全方位的目标、行动引导规范机制和利益保障体系。     

差异互补:城乡一体化进程中公共服务的布局原则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既是促进城乡一体化的有效途径,又是城乡一体化的最基本表征。长期以来,公共服务在城乡之间的不均衡分布,阻碍了城乡一体化的进程。城乡一体化不是城乡＂一样化＂,把握城乡发展的差异是合理布局城乡公共服务的基础。目前,城乡之间在人口构成、空间布局、资源配置方式、社会结构形态等方面,既存在客观差异又存在互补性,这就决定了城乡一体化进程中的公共服务要遵循＂差异互补＂的布局原则。既要针对城乡发展的不同需求提供不同的发展性服务,又要打破在保障性服务配给中的绝对平均主义。     

城乡融合发展与共同富裕：内涵、国际经验与实现路径

党的十八大以来,由于经济结构的调整以及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中国经济发展进入了新的阶段,共同富裕这一目标愈受关注。由于中国长期执行城市偏向性的政策,城乡差距长期存在,阻碍了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城乡融合发展这一新的理念,以解决城乡发展失衡的问题。城乡融合发展注重城乡之间的平等关系与要素的自由流动,在物质、权利、发展机会、精神和生态环境等维度上与共同富裕的内涵紧密联系。在共同富裕的目标下,针对农民权利、产业发展、收入分配、教育公平、生态价值转化、村际一体化发展等角度的政策路径将有效推动城乡融合发展。     

西部高寒区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模式研究--以青海省为例

青海省地处高原,由于地理、气候、人文等因素导致城乡一体化水平低,城乡融合度较差,需要利用该地区独特的资源优势来发展城乡一体化。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和层次聚类分析法,从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和生态建设三个方面建立指标体系,测算出2012年青海省各区域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水平,进一步总结出青海省城乡一体化的西宁海东模式和三江源模式,这两种模式都能为西部欠发达地区提供必要的经验借鉴。西部欠发达地区发展城乡一体化发展应该从加强中心城市地位,优化区域城镇体系;保护生态环境,优化城乡空间布局;依托区域特色资源,发挥各自竞争优势;加强制度设计,促进城乡社会统筹发展四个方面来推动和实施。     

马克思、恩格斯的城乡融合思想及对我国小城镇发展的启示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城乡对立是社会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并随着生产力的发展逐步消失,城乡融合才是城乡关系发展的最终目标,提出了在未来社会消除城乡对立和差别的"城乡融合"思想,并通过阐释"城乡融合"的必然趋势,实现"城乡融合"的条件与途径从而形成了系统的城乡融合理论,是我国进行城乡一体化建设的理论基础。小城镇作为城市和新农村建设的结合部,是联结城乡发展的纽带和中间体,是我国进行城乡一体化建设的切入点,发展小城镇对促进我国城乡融合,实现城乡协调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以马克思、恩格斯的城乡融合理论为指导,探寻小城镇促进城乡融合的路径,可以更好地发挥小城镇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功能。     

农民工市民化影响城乡融合发展的理论阐释与实证分析

将农民工市民化与城乡融合发展纳入统一分析框架,在构建城乡融合发展进程评价指标体系和计算农民工城市融入工资测算农民工市民化程度的基础上,基于2009—2021年省级面板数据,构建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农民工市民化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能够显著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分区域看,农民工市民化对城乡融合发展的促进作用在中西部地区更加明显;通过加快农业现代化、加快农村现代化、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以及提高新型城镇化质量等作用渠道推进农民工市民化促进城乡融合发展。     

乡村振兴战略下乡村发展的差异化路径设计——基于发展潜力评估的案例研究

乡村振兴战略是当前我国三农工作的重要政策抓手和制度依据,也是未来促进乡村现代化发展的重要战略思想。然而,我国的区域经济社会差异和自然地理特点使得不同地区的乡村存在着较大差异,难以通过相同的具体路径实现不同乡村的同步发展,根据乡村的独特属性分类推进乡村现代化是解决当前发展难题的有效措施。分类推进乡村振兴战略需要明确区分乡村的潜力特征和分类依据。因此,构建科学的乡村潜力评价指标和分类方法具有重要意义。文章作者基于现有乡村振兴研究相关文献,梳理了当前乡村发展潜力及类型评估的研究思路与技术方法,结合实地调研,运用层次分析法构建了乡村发展潜力评价指标体系。同时基于"三类空间"框架和指标存在的分值特征,结合乡村实际情况设定了类别划分标准。进一步,通过对宁夏回族自治区泾源县随机选择的40个乡村发展潜力的评价验证了评估框架的有效性。研究发现:乡村发展潜力评价体系,包含了交通便捷性、用地适宜性水平、人口与经济规模、设施承载水平、产业规模、空间扩展水平、各类资源要素7个维度的因素,下含19个子指标;根据综合评估分数,泾源县40个案例村可划分为移民迁建型、整治优化型、集聚发展型、城镇改造型四个类别,突出了不同类别乡村发展的主要方向。基于此,文章从土地使用制度创新角度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制度创新的具体路径和具有探索性的政策建议,认为在通过分类推进城乡融合的过程中,应当积极推动乡村治理制度与产业发展相融合,促进乡村发展的各类要素形成集聚效应;同时推进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制度优化,有效发挥集体资产在促进乡村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此外还应当搭建村庄改造合作平台,通过构建公共论坛促进乡村合作治理模式的形成与发展。文章丰富了分类推进乡村振兴研究的方法运用,发展了当前乡村振兴研究中的类型学划分依据与评估方法,案例的应用有效地检验了评价方法的可靠性和科学性,同时通过评价也明晰了泾源县乡村发展潜力的整体特征和可参照的发展路径,具有较强的理论创新和实践性。     

广西城乡统筹发展的理论分析与战略对策

城乡统筹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对广西还有独特意义。它覆盖城乡均衡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实现以工补农和以城带乡、推进城乡一体化、实现城乡良性互动这五个战略要点。正确处理建设新农村与推进城镇化两者之间的关系,是当前统筹城乡关系的重点和难点。为此,建设新农村是城乡统筹发展的基础,需要在城乡统筹发展的其他五个战略要点配合下进行。新型城镇化是城乡统筹发展的关键,其发展要注重产业基础的厚实与生态约束。     

苏州城乡一体化进程中被撤并乡镇功能定位研究

苏州通过撤并乡镇和城乡一体化综合配套改革,为新时期全市经济社会的全面可持续发展和区域经济的集聚发展、协调发展、特色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被撤并乡镇在发展中也存在体制不顺、功能重叠、投入不足、建设不够、服务弱化、办事不便等问题。究其根源,被撤并乡镇的定位研究不足是重要原因。因而,被撤并乡镇在功能定位时应依据政策与规划的指引、新镇域与周边地区的功能定位以及自身发展条件与潜力,遵循经济性、独特性、前瞻性与动态性原则,通过整体规划、分类改造;统筹兼顾、互补发展;创新制度、优化环境,将撤并后的乡镇演化为城乡产业集聚发展的平台、新型居住区的最佳选择点、城乡文化的交融区、乡镇自治的平台以及新农村建设的服务中心。     

“十四五”时期支持城乡融合发展的财政政策研究

支持城乡融合发展是“十四五”时期财政政策需要重点关注的内容之一。该项财政政策的制定需要充分考虑新形势下城乡融合发展的内在要求及其所面临的制约因素,在相关部门的通力合作下力求实现政策制定的科学化。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力促城乡产业融合;以健全全民覆盖、普惠共享、城乡一体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为宗旨,提升新时代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水平;以加强监督和绩效评价为手段,提高财政支持政策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