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氧化碳减排与区域经济发展

国内的环境压力、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以及国际压力、大国的责任与承诺,决定着我国采取相应的政策手段来节约能源和保护环境势在必行。然而国内目前控制污染排放的政策主要依赖行政手段,缺乏利用市场的手段。中国国土辽阔,区域间的差异较大,但是针对污染控制影响的区域定量分析却少之又少。本文利用多区域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对全国各个地区施行统一的碳税对于区域经济、产业结构、二氧化碳减排以及地区差距的影响进行分析。研究发现,采用统一碳税的碳税政策,对资源丰富的西部地区造成的福利损失比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大约要大1到2个百分点;碳排放强度越高的省份,其福利受损的程度越大;统一碳税政策既会带来地区整体福利的下降,同时也造成地区差距的扩大。     

碳减排政策: 碳税、碳交易还是两者兼之?

基于动态CGE模型构建了中国能源－经济－环境政策模型,根据碳税和碳排放交易的政策属性,设计了单一碳税、单一碳排放交易以及碳税与碳交易相结合的复合政策等不同情景,模拟分析了不同政策的减排效果、经济影响与减排成本． 结果显示: 1) 碳税的GDP损失率 最小,减排成本较低,但不能确保2020减排目标的实现; 2) 碳排放交易情景下机制覆盖行业承受的减排压力较大,受到的冲击过大,减排成本较高; 3) 碳排放交易与适度碳税相结合的复合政策,一方面可以确保减排目标的实现,另一方面可以使较为分散的排放源承担一定的减排义务,降低机制覆盖行业的减排压力,减排成本适中,是较优的减排政策．     

钢铁企业节能减排方向研究

我国钢铁行业是能源消耗高、资源利用率低而且污染严重,而且钢铁行业的能耗和污染物排放量占我能耗和污染物排放量的很大比重。近几年,钢铁业呈现产量逐步提升和行业利润率下降特点,国家对钢铁业的节能减排也逐年重视起来,国家制定了一系列相关政策来鼓励企业进行节能减排工作,企业根据自身特点积极调整产业和产品结构,加大节能减排投入,提高能源二次利用率,努力把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和实施经济发展战略结合起来,加大科技投入和技术创新,把钢铁企业建设成为绿色、节能和可持续发展的行业。     

碳关税背景下中国主动减排策略可行性分析

针对中国能否主动减排以应对美国碳关税的威胁,提出一种基于成本公平性原则的差异化碳税政策,在该政策下碳税给不同国家带来的成本压力几乎相当,中美两国间总的竞争优势在碳税政策实施前后变化不大.通过设置美国对国内征收碳税、美国对国内征收碳税并对中国征收碳关税以及中美两国差异化碳税3种政策情景,运用环境版全球贸易分析模型探讨中国基于成本公平性原则主动减排是否可以成为一种应对美国碳关税威胁的选择.研究结果表明,碳关税不是一个有效的减排政策,其促进减少碳排放和防止碳泄漏的作用非常有限;居民福利和碳排放等指标的变化情况表明,中国基于成本公平性原则自主减排优于被美国征收碳关税,并可以应对美国碳关税的威胁.     

碳交易和碳税情景下碳减排二层规划决策模型研究

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时代背景下,碳交易和碳税被认为是最有效的碳减排市场激励手段,实施碳交易和碳税并存的复合型政策比只实施两者之一的单一型政策更易被接受、减排效果更好,该观点已在学术界达成共识。在复合型碳减排政策框架下,政府和企业如何决策以平衡减排与低碳效益之间的关系等问题成为碳减排政策理论研究的重要领域,更是实践复合型碳减排政策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分析发现,复合型政策情景下,碳减排决策过程表现为一个二层决策机制,即政府作为负责碳减排总体计划和控制的上层决策者,企业作为享有碳减排自主决策权的下层决策者。同时,政府拥有碳排放权配额和碳税水平两个决策变量,目标是实现碳减排社会总福利最大化;企业拥有碳排放量和产品价格两个决策变量,目标是实现自身碳减排经济效益最大化。 基于二层决策机制的层次性和动态反馈性,构建碳减排二层规划决策模型。 研究结果表明,模型很好地反映了政府与企业间的碳减排优化决策过程,兼顾各参与方的减排利益。政府通过决定初始免费碳排放权配额和碳税水平来实现碳排放总量控制,影响企业的减排决策。由于企业的利益诉求是政府碳减排目标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实现政府减排目标的同时不会过分损害企业利益,从而保护企业开展碳减排活动的积极性。在政府的决策影响下,各企业积极参与碳排放权交易,并考虑消费者的产品低碳偏好,确定碳排放成本最优和经济利益最佳的实际碳排放量和产品价格。显然,与单一型政策相比,复合型碳减排政策体系下企业享有更高的减排决策弹性。 通过数值仿真分析验证碳减排二层规划决策模型的合理性,该模型可作为政府及企业碳减排的有效决策支持工具,对模型的理论和实践意义进行充分的讨论。     

基于成本优化的中国省际碳减排目标分配

中国政府大力提倡生态文明建设,重要措施之一是建立全国碳交易市场。如何将全国碳减排目标分摊到各省区从而确定初始排放配额,则是确保碳交易市场有序运行的前提和基础。在效率分析的理论框架下,对每一省级区域拟合出其GDP损失与二氧化碳减排量之间的回归方程。将减排引起的GDP下降视为减排成本,提出一种优化全国整体减排成本的规划方法,实现对碳减排总目标的省际分配、制定区域低碳发展目标。分摊结果显示了方法的有效性和易操作性,表明不同区域承担与其经济发展、产业结构、能源消费等现状相符合的减排任务;逐步回归分析下,GDP、人均GDP、二氧化碳排放量、第二产业比重和第三产业比重五个因素对于减排目标分配结果均具有显著影响。     

对钢铁企业循环经济的理解

由于产能过剩,铁矿石价格涨幅过大,资源浪费严重等问题的存在造成钢铁企业效益大幅下滑,长期增长势头难以为继。而循环经济概念的提出为解决我国钢铁行业当前的发展困境提供了有效的途径,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提升我国钢铁行业的国际竞争力。本文从新兴铸管新疆有限公司的实际出发,通过分析钢铁企业推行循环经济的必要性,以及钢铁企业如何推行循环经济两个方面,对钢铁企业推行循环经济进行了阐述。     

资源政策调整对减排和环境福利影响——以煤炭资源税改革为例

随着环境污染加剧,我国减排形势日益严峻,但目前资源政策设计过度关注社会经济影响,较少涉及减排和环境福利,不利于生态文明建设和社会可持续发展.本文构建动态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dynamic computable general equilibrium,简称动态CGE模型),以煤炭资源税改革为研究对象模拟资源政策调整的长期影响,分别采用煤炭资源税率调整和资源价值补偿政策场景,探索资源政策调整对促进减排和改善环境福利的作用.研究表明:总体而言,资源政策调整有利于促进减排和环境福利,但不同政策方案设计产生的影响差异性较大;煤炭资源税率提高会在一定程度上抑制资源消费,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和人均资源盈余,降低环境损失;而资源价值补偿政策实施将对我国环境质量改善产生积极作用,可以有效提高环境福利;因此,在减排和环境福利综合视角下,煤炭资源税改革必须注重资源政策方案设计的协调性和完整性,才能有效发挥资源政策对环境系统的有效引导和激励作用.     

碳税政策下闭环供应链网络均衡分析

针对由多个制造/再制造工厂和多个需求市场构成的闭环供应链网络，考虑两种碳税政策：单一比例碳税政策和超额累进碳税政策，分别量化两种碳税政策下工厂需支付的碳税，分析两种碳税政策下闭环供应链网络各成员企业的均衡条件，建立闭环供应链网络均衡模型，提出修正投影算法求解模型，最后，通过算例，对比分析两种碳税政策对闭环供应链网络成员企业新产品产量、网络间正向/逆向产品交易量、需求、价格、减排投资、碳排放量、碳税及成员利润的影响。     

基于政府补贴的企业最优减排技术选择研究

通过构建三阶段博弈模型，得到了清洁工艺治污和末端治污企业的减排研发绩效，并进一步利用数值模拟方法分析了最优补贴政策下，技术溢出率、污染损害程度及排污税对企业治污技术选择的影响。研究表明：无补贴政策下，企业最优的选择为末端治污技术，经济和环境无法取得双赢。最优补贴政策下，当污染损害在一定范围内时，无论技术溢出率取何值，基于利润最大化和政府福利最大化视角，企业的最优技术选择都为清洁工艺治污技术。最优补贴政策下，无论排污税取何值，清洁工艺治污模式下的企业利润都高于末端治污模式下的企业利润；排污税影响不同治污模式下的社会福利水平，当排污税较小时，清洁工艺治污模式下的福利水平大于末端治污模式下的情形，当排污税较大时，末端治污模式下的福利水平大于清洁工艺治污模式下的情形，为保证企业的减排技术选择和政府的选择一致，取得经济和环境无法取得双赢，政府应设置一个合理的排污税水平。     

配额——交易机制下动态批量生产和减排投资策略研究

随着我国碳排放交易市场的建立和发展,在碳排放约束下逐步降低单位产出的碳排放水平成为企业生产经营管理中的中长期约束性目标。本文在一个多周期决策模型中研究了配额-交易机制下企业的最优动态批量生产、碳排放权交易和减排投资联合决策问题。生产商在整个决策周期期初决定是否进行减排投资以及投资规模,根据每个周期的生产计划决定减排设备的运行计划。根据节能减排技术的特点,本文假设生产商运行减排设备时不仅降低了产品的单位生产碳排放量,而且降低了产品的单位生产成本。本文基于广义Benders分解法对模型进行了最优性分析,得到了最优生产决策和最优减排投资决策的一些基本性质,并通过数值实验分析了碳排放配额和碳排放权价格对生产商总成本、总排放以及减排投资决策的影响。本文的数值实验分析结果发现:(1)当碳交易市场上的碳排放权充足时,减少碳排放配额或改变碳排放配额的分配方式并不能影响生产商的碳排放水平;(2)碳排放权价格是影响生产商的碳排放水平和减排投资规模的关键因素;(3)随着碳排放权价格的上升,即使拥有足够的碳排放配额,生产商仍会不断提高减排投资规模以获得减排收益。研究结果对碳排放交易体系下生产企业进行减排技术投资具有较强的管理启示。     

两阶段供应链碳排放目标减排量分配研究

由于不同企业减排成本和减排效率有所差异,将目标减排量在供应链企业间进行合理分配是顺利完成减排目标的关键。本文研究了制造商和零售商组成的两阶段供应链的既定目标减排量分配问题,考虑企业减排对产品需求有正向影响,根据制造商分配和零售商分配两种分配方式,以及制造商领导、零售商领导和垂直纳什三种渠道权力结构,构建了六种决策模型,分析分配方式和渠道权力结构对分配决策和供应链成员以及系统利润的影响。研究表明,在三种渠道权利中：由减排对需求影响大的企业进行分配,制造商和零售商会分摊减排量,由减排对需求影响小的企业进行分配,减排量全部由对方企业承担,市场需求更大;作为领导者比作为跟随者承担更多减排量;由减排对需求影响大且减排效率低的企业分配减排量,可以实现减排量在供应链企业间分摊以及系统利润最大化,由减排对需求影响小且减排效率低或略高于对方的企业分配减排量,虽然系统利润最优,但是以单个企业承担全部减排量为代价。     

碳市场中市场势力对减排技术采用的影响

碳市场是助力中国实现双碳目标和能源转型的重要市场工具。本文研究了当企业处于不完全竞争的产品市场时,碳市场中的市场势力对低碳减排技术采用与扩散的影响。我们将异质性企业刻画引入Reinganum提出的技术采用模型框架,构建了碳交易背景下的异质性企业策略性技术采用博弈模型。模型中企业需要同时考虑采用新减排技术的效益和成本,以及其竞争对手的策略性行为,从而确定采用新技术的最佳时间。理论分析与仿真结果表明,有市场势力的情况下,企业都将推迟采用新的低碳减排技术。而且当产品需求与弹性较小时,它将导致更晚的技术扩散。本文研究结论为碳市场推进低碳减排技术扩散的机制设计和优化提供更多的理论参考依据,有力推动中国绿色低碳转型。     

碳排放交易对实现我国“十二五”减排目标的成本节约效应研究

本文针对实现我国"十二五"期间减排目标的现实背景,构建了一个省际排放权交易模型,重点探讨了在实现各省减排目标的过程中,碳排放权交易机制发挥的成本节约效应。研究设置了无碳交易市场(NETS)、仅包含北京等六个碳交易试点省市的碳交易市场(PETS)和全国范围内实施碳排放权交易(CETS)三种政策情景。通过模型分析得到以下结论:(1)为实现"十二五"碳强度减排目标,扣除自然下降率,全国二氧化碳排放需要减少约6.39亿吨,占当年总碳排放的6.65%;无碳排放交易时全国需要付出约157.62亿元的减排成本,占当年GDP的0.04%;六省市参与碳交易情景下,全国总的减排成本约为150.66亿元,节约减排成本4.42%,碳交易量为0.22亿吨CO₂,占总减排量的3.39%,均衡碳价约为70.55元/吨CO₂;全国碳市场情景下,全国总的减排成本约为120.68亿元,相比于无碳排放交易情景节约减排成本23.44%,碳交易量为1.21亿吨CO₂,占总减排量的18.98%,均衡碳价约为38.17元/吨CO₂;(2)碳交易市场对参与交易的省份的成本节约效应各不相同,总的来看,东、西部地区成本节约较为明显,部分西部地区能够在完成自身减排目标前提下,通过加入碳交易市场而获取正的收益。     

燃油税、融资约束与企业行为——基于DSGE模型的分析

征收燃油税在实现节能减排的同时也会增加企业的财务负担。如何在保护环境的同时减少对经济的冲击,有赖于对燃油税的科学评估。本文构建了一个包含燃油税和融资约束的随机动态一般均衡模型,并基于1995年第1季度至2018年第2季度的数据对相关参数进行了校准和估计,系统考察了融资约束下征收燃油税对环境经济以及企业行为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征收燃油税对促进节能减排有显著效果;但同时也会抑制消费、投资和产出,增加失业,对经济产生负影响。此外,融资约束会通过金融加速器的作用放大燃油税冲击的影响。而且,当融资约束越强时,降低燃油税对经济的刺激作用也越明显。     

考虑双重异质性的碳配额分配及交易机制研究

构建包含政府-企业-消费者三方的碳配额分配及交易减排供应链,其中消费者基于自身低碳偏好进行产品选购,政府基于行业社会福利最优进行企业配额分配和碳指导价设定,企业基于利润最优进行生产和销售。通过建立混合博弈模型,对比分析了考虑企业和消费者双重异质性的配额分配及交易机制对政府、企业最优决策行为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该减排机制能在保持社会福利最优的基础上更好地提升消费者和企业的参与积极性,实现对异质企业的双向和持续性减排激励。消费者低碳偏好和单位碳排差异度是影响减排机制实施方案和实施绩效的关键因素,其中,消费者低碳偏好决定了行业最优碳价和配额分配规则,且在主动和被动两个层面影响企业决策和产品价格;单位碳排差异度是影响企业利润、消费者主动支付倾向和减排绩效的重要因素,严格的差异度划分有利于形成正向激励;差异化的配额率易于形成减排激励,其与自主配额率间的差异是造成碳价波动的原因之一;研究也表明,过低的单位碳排差异度不适合进行企业异质性划分,在减排机制设计中应弱化“碳收益激励”目的。     

不同权力结构下碳税对供应链减排水平的影响

随着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不断推进,促进供应链协同减排成为生产和消费领域落实绿色发展理念的重要举措。在绿色供应链的管理实践中,不同类型的供应链核心企业在进行减排决策时会有不同的侧重点,因此供应链权力的结构成为影响供应链减排水平的关键因素。本文在一个由两个制造商和一个零售商组成的两级供应链中研究了不同权力结构下的供应链最优减排和定价决策问题,分别给出了零售商主导和制造商主导的Stackelberg-Nash博弈均衡解,并分析了产品的单位生产成本、单位批发价格、碳税税率等参数对供应链最优决策的影响。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1）在两种供应链权力结构下,当产品的单位批发价格固定时,降低产品的生产成本都可以促使制造商提高减排水平;但是当产品的单位生产成本固定时,提高产品的批发价格却不一定总是能够激励制造商提高减排水平;（2）在两种供应链权力结构下,对于低排放行业的制造商来说,提高碳税税率可以增加产品的减排水平,但是对于高排放行业的制造商来说,提高碳税税率反而会降低产品的减排水平;（3）一般来说,零售商占主导地位的供应链中产品减排水平和供应链总利润相对较高,供应链碳排放总量相对较低。最后,与供应链集中决策模式相比,随着产品批发价格的增加,两种分散决策模式下的供应链双重边际效应逐渐增强。数值实验结果显示：在碳税税率的一定取值范围内,这种双重边际效应会使得两种分散决策模式下的产品最优减排水平和供应链碳排放总量均优于集中决策模式。本文的研究可为碳税政策下供应链的协同减排提供有益的管理启示。     

火力发电企业离散决策及其对碳排放权价格影响

随着碳交易市场的建立,对于参与减排企业,如何制定合理的减排决策从而降低减排成本成为了一个重要问题。在有效市场下,参与减排企业的边际成本将直接影响碳排放权价格的走势。以往研究大多基于连续时间模型,运用动态优化原理解决此类问题。而事实上,企业的决策过程是离散的,这是由于碳排放权不能跨期交易,如果简单连续化会使得企业有过度减排的可能,与现实不符。基于此,本文以电力企业为例,运用动态优化方法,建立电力企业的离散减排决策模型,从而得出企业的最优边际减排成本,为政府调控碳排放权市场提供理论指导。为了验证模型,本文采用深圳碳排放权的相关实际数据进行数值模拟。研究表明,当企业做出离散减排决策时,企业的减排成本及边际减排成本与初始排放量、配额、单位惩罚成本、减排决策次数等因素相关。企业的离散决策会使得企业的边际减排成本波动加大,进而可能引起碳排放权市场的动荡,但企业的离散决策更有利于企业完成减排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