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音乐会田野研究的一个范例

目前,村落正在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最后栖息地,也是许多民俗学家涉足田野的地方。现代民俗志的基础是田野作业,并最终由从事这种实践的学者来实现。田野点的选择是一个探索发现的过程。进入田野作业,建立田野关系,实现田野互动,田野工作者需要在这一过程中遵守田野伦理,这种行为规范不仅来自一般性的学术理念,也来自一种学术传统,它是学者个人、社会、历史文化综合作用的产物。一部民俗志的写作,反映了学者的身份定位,民俗志材料的建构过程也是学者的学术追求和思想表达的过程。     

旅游实践中的文化整体性——斯图尔德“社会文化整合层次”理论新探

本文以在云南石林及其核心景区五棵树村的人类学田野调查为基础,对旅游与文化变迁关系现有研究中将旅游实践视为一种单向度的行为而给目的地社会文化变迁带来强大影响的观点进行反思,认为斯图尔德社会文化整合层次理论对从目的地社会内部主体性解析文化整体性及其结构性进程,从而更为客观地认识旅游发展与文化变迁的关系有着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民族杂居山区农民工与农民土地意识变迁——以乌江下游小王村为个案

伴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新出现的农民工群体带来了传统社会的巨大变迁。本文试以乌江下游小王村为田野调查点,探究农民工群体的出现对农民土地意识带来的巨大变迁。这种土地意识的变迁是工业化冲击下中国农民对传统土地制度和土地观念的一种强烈反弹,意义重大。     

年中行事与农耕仪礼的变迁——中日农耕民俗文化比较

中国和日本农耕民俗文化的互相影响源远流长。考察历史源流的演变,无疑是农耕民俗文化研究的重要方法,而以田野作业为基础的比较民俗学研究,又是探讨两国农耕民俗文化联系与差异的一把钥匙。在对中日南方农耕民俗文化考察中,我有意选择了年中行事与农耕仪礼的课题,这种选择出于两方面的考察。一方面,我认为年中行事与农耕仪礼在农耕民俗文化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它作为农业社会每个成员的行为规范,几乎是一种“习惯法”,对生产、生活具有约束作用。其次,年中行事,即中国所谓的“岁时节日”,是一种综合性的文化现象,它不仅体现着生产、生活中的多种文化因素,民间的信仰系统纳入其中,具有多种文化功能和价值。另一方面,想在田野作业的基础上,对调查所得资料进行排比,对年中行事与农耕仪礼的变迁,追究造成这种差异的种种原因。由于考察时间的仓促和访问对象的局限(如大多数访问对象都是60岁以上的老人),达到预期的目的也许会有一段差距,这只好等到将来有机会再行补救。     

大理周城白族栽秧会风俗变迁浅析

近年来,在文化人类学理论界一个颇受关注的现象是传统的复兴。本文提供了一个颇具特色的“传统复兴”个案──云南大理周城白族栽秧会风俗变迁的田野调查资料,进而通过对这一传统风俗的社会文化功能以及影响这一风俗变迁的社会环境诸因素的分析,提出笔者对这一传统变迁类型的思考。     

年例仪式与社会功能——以粤西电白县潭村为例

本文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对粤西年例仪式进行了详尽的民族志描述,并由此对年例仪式的社会功能进行了剖析.文章提出,粤西年例仪式具有社会认同功能、娱乐功能、心理功能及经济功能等多方面的社会功能,年例的演变是一种文化变迁.     

民间信仰的书写者 ———读《泰山香社研究》

民间信仰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是中国社会民间生活与文化的一种特殊的表达方式。而民间信仰组织作为这种文化所依托的主体,表达并传承着中国广大民众对神灵的崇拜与敬仰。民俗学家叶涛先生通过他在考察泰山香社时所搜集到的田野资料,运用文献学和田野调查的方法,来分析“以泰山神灵为奉祀主神、以到泰山朝拜为结社目的的民间信仰组织。     

鄂伦春火文化变迁

本文以田野资料为基础,论述了鄂伦春火文化的变迁,指出鄂伦春的火文化,不仅是记录在书上的传统崇火习俗,也包括现代生活中对待火、处理火的完整内容,以主动的态度防火,保护森林是鄂伦春人新的火文化,是其火文化变迁的一种形式。     

贵州苗族鼓藏节仪式的人类学考察——以贵州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榕江县计怀乡乌略村为例

通过田野调查对乌略苗族村鼓藏节仪式过程进行了具体的描述,分析了鼓藏节仪式的社会权利功能、社会认同功能、社群联系与娱乐功能、经济功能等基本社会功能,指出苗族鼓藏节仪式由于现代性的切入所发生的功能意义上的嬗变是文化变迁的一种必然结果.     

民族社会学视野中的丹噶尔藏人家庭文化变迁研究

本文在对丹噶尔藏人家庭文化的田野调查基础上,梳理了丹噶尔藏人家庭文化变迁的历史脉络,并从民族社会学的角度阐释丹噶尔藏人的家庭文化变迁,为研究西北地区民族婚姻文化变迁提供了实证素材。     

试论田野作业中的参与观察法

试论田野作业中的参与观察法蔡家麟社会文化人类学和民族学的田野作业是这门人文科学研究的基础，是每个调查研究者必须具有的经验。被认为开发丛林调查的先驱之一、英国的社会人类学家Ｂ·马凌诺斯基（１８８４—１９４２）说过：“除非你与异文化部落的人们唇齿相依地住...     

如何理解中国社会:从模式争论到立场反思——对杨庆堃和施坚雅集市研究的比较分析

中国社会研究中一直存在着微观社区模式与宏观理论模式之争。对杨庆堃与施坚雅不同模式下集市研究的分析表明,对于理解中国社会而言,根本问题并非模式问题,而是在研究过程中中国中心观的树立问题。在全球化的当下,中国中心观的树立有赖于扎实的田野作业。这一田野作业必须建立在对世界性社会把握的基础上,立足于中国社会的历史与现状,通过对研究对象日常生活的准确介入与把握,在互为主体性的过程中理解中国社会。这既是经典人类学的基本要求,也是中国社会研究合法性的根源所在。     

论社会文化变迁中的编辑角色

由于编辑活动在人类精神产品生产和消费中居于中间环节,编辑就成为身负特殊责任和使命的社会角色。现代社会是一种文化导向型社会,现代化的肇始和归宿都体现为一种文化变迁过程。文化变迁的契机凸现了编辑文化选择的权利。编辑是文化传播的使者和文化创新的“设计师”,在文化变迁中具有不可替代的角色地位     

全球化语境下人类学田野作业的困境与应对

当地方社会与文化日益受到全球化影响之时,人类学者在实践中逐渐意识到经典田野作业所面临的困境。在对学科某些既定概念的反思中,新的田野作业方法和社群研究理念已被提出。这些方法和理论上的更新,将有助于人类学在全球化语境下保持研究的适用性和解释力。     

撒拉族青少年社会化问题刍议

青少年社会化问题是社会学及文化人类学家关注的重要内容。本文根据作者亲身经历和田野作业资料 ,对撒拉族青少年社会化问题进行了初步研究。     

瑶族人类学研究的学术传统与延续

现代人类学学科意义上的瑶族研究走过了90年的历程。以中山大学师生瑶族研究的学术史为主线进行梳理,可发现人类学研究瑶族的学术传统是运用田野调查方法,民族志写作聚焦瑶族的历史文化传统,关注瑶族区域的社会发展变迁。在新时代,瑶族研究应接续人类学者优良的学术传统,立足田野,扎根中国大地,把脉瑶族群众的主要矛盾,进行跨学科跨领域研究,加强与境内外人类学的对话,为正在进行的乡村振兴战略服务。     

翻译与文化：feminism在中国的翻译及其演变

Feminism本身在西方原初语境中就经历了以政治内涵为主到以文化内涵为主的演变过程。“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最早出现在法国的feminism一词经由英美、日本传播到中国，始被译作“女权主义”。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社会和文化环境的变迁，随着女性对自身越来越强的关注，“女权主义”这个带有强烈政治色彩的译法开始受到广泛的批评，越来越多的人倾向于将feminism翻译成“女性主义”，以体现其中所包含的文化维度。Feminism两种译法的演变，表明翻译决不是一种纯语言的行为，而是扎根于语言所处的文化之中，不仅反映着不同文化之间的碰撞和交流，而且浓缩着文化和人们社会心理的变迁。     

文化人类学田野作业若干问题研究

民族学或文化人类学的田野作业是文化认识活动的重要方式;对“田野作业”与“田野调查”作了概念的区分;对学科调查与行政或企业调查作了方法论的区分;并对于观察研究中的客观性、异文化的困扰及调查中的文化互动等问题作了讨论。     

论现代设计的社会文化属性

形成于20世纪初期的现代设计,以机械化大批量生产为前提,以社会公众为目标受众,包含着社会化的设计观念和社会性的公共设计主题,并伴随着社会文化思潮的变迁而发展。现代设计在本质上是一种社会文化行为,社会文化对设计师及其设计作品的风格具有主导作用。     

“千供”仪式的调查研究——以化隆县塔加乡塔加一村为例

"千供"仪式是藏传佛教中传统的祭祀文化,它不仅代表了一种宗教文化,更代表了一种地域文化、民族风俗和虔诚的信仰。而化隆县塔加乡塔加一村的"千供"仪式在表现形式上有着自身独特的仪轨,形成了其特有的社会属性及文化特质。笔者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通过观察与访谈的形式,对塔加村的传统"千供"仪式进行了实地调研,试图探析社会转型时期民族村落在文化交流和变迁中如何保持和发挥其民族文化的传统性及功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