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商人与近代中印商贸交流

随着近代以来中国西南部门户的洞开 ,通过中国云南的对外通商口岸及一些民间商贸渠道 ,中国西南部与近代英属印度发生了较为密切的商贸交流关系。而承担这一商贸关系的主体正是云南的本土商人。本文对近代滇印商贸通道的交通状况、滇印间的商贸交流物资、从事滇印商贸的云南商人及其具体活动、在印度投资设号的云南商人的发展状况等一些鲜为学术界所关注 ,而对当前如何恢复发展中国西南部与印度间的传统商贸等现实问题颇有借鉴意义的一些相关历史状况作了一些较详细的梳理和分析     

近代中国商人与社会变革

中国的历史发展至近代,进入了一个充满着变革的转型过渡时代.新的社会群体不断出现,有的成为推动社会变革的进步社会力量,有的则成为阻碍社会发展的落后反动势力,还有的扮演着错综复杂的角色,不能以进步与反动简而言之.中国近代的商人,即是这样一种新兴的群体.对于类似这样在社会变革进程中常常转换角色和地位的复杂群体,当然不能用简单的定性方式作出历史的评判,而应进行具体的论述和分析.本文仅就近代中国商人在社会变革中求稳求变的矛盾心态特点及其具体表现和影响略作论述.     

近代西北商品市场变动中的回商与京兰商路——以皮毛贸易为中心

皮毛贸易的兴起不仅使回商再度崛起,也使京兰商路在近代西北商品市场变动中的作用得以凸显.其间,回商亦成为近代西北商品市场的主导力量之一.商路变迁和商人构成的变化是近代西北商品市场变动中的重要内容.商人构成变化高度决定于特定商品的贸易状况的变化--如皮毛的贸易状况--也成了京兰商路和近代西北商品市场变动的重要特征.回商深入民族地区收购皮货等土特产品和售卖民族地区所需京广洋杂货等,不仅有助于民族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更直接促进了京兰商路本身市场体系的扩展.同时,京兰商路中重要商业城市的兴起,也与回商的商业活动紧密相关.     

滇西民族商业资本的转化与近代云南社会

在近代云南,滇西民族商业资本异军突起,发展迅速,成为云南民族商业资本中的代表.本文从滇西民族商业资本的转化着手,研究了滇西民族商业资本和近代云南社会的相互关系,认为近代滇西民族商业资本虽然有向产业资本转化的一面,对近代云南社会的发展也有促进作用,但当时云南社会的内在限制和外部条件却使近代滇西民族商业资本更多地滞留在流通领域,走上了商人支配生产、商业资本主义和封建土地制度相结合的道路.     

论近代商人宗族与宗族文化的发展演变

随着经济、时代的发展 ,以及新兴商人群体与商人社团的诞生 ,中国商人宗族在近代出现了若干由旧趋新的发展演变。其具体表现 ,主要是产生了由大变小以及封闭性日趋削弱、开放流动性日渐显现 ,旧的功能不断弱化、新的功能日益明显等过去所没有的新发展趋向。与此同时 ,商人宗族文化在形式、内涵及其影响等许多方面 ,也相应发生了比较显著的变化。但无论是商人宗族还是其宗族文化 ,又都仍然不同程度地保留着某些落后的残余。     

论晚清民族手工业的变动因子——以湖南为例

晚清是中国“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时期,是中国近代工业和民族手工业等诸多方面的起点.作为晚清工业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民族手工业有着诸多的变动因子,但最为主要的当属商品化的发展、商路的变动、商人的助推和政府的倡导,以及特殊的军事需求等.这些变动因子相互作用,既阻碍了彼此的变动,但同时又促进了湖南乃至整个中国近代民族手工业及其经济的发展.     

近代商会与中国的民族主义

近代中国商人阶层的形成,有别于传统以地域或血缘为纽带的商人群体。商人的视域更加宽广,这是清庭新政中倡导商会建立的副产品,同时商人作为一个现代阶层也逐渐意识到了一个统一民族的存在。在列强殖民、国家危在旦夕的情况下,地方意识逐渐弱化。商人们开始从更大范围内解释自己目前的处境,逐渐产生了忧患意识与民族主义情绪。     

传统向现代的转型:近代胶东商人研究

近代以来,胶东商人的经济实力和社会地位不断提高,成为推动地方社会不断进步的重要力量,呈现出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趋势。来自于农民阶层的商人群体成为近代胶东商人的主要来源构成,并发展成为商人群体的中坚力量。近代胶东商人投资领域和经营观念的转变,使近代胶东地区的经济发展开始具备现代化生产的部分特征。商人组织形式的变化,则体现了近代胶东商人力量的联合及其向公共领域的渗透,使得近代胶东社会具备了市民社会的某些特征。在商人力量的推动下,胶东地方社会亦呈现出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趋势。     

认识西南与西南民族地区发展——西南大学张诗亚教授访谈

问:张老师,您好!您一直致力于西南民族地区发展和教育发展研究,并形成了鲜明的研究特色.在您看来,与中国其它地区相比,西南民族地区有何特殊性? 答:西南民族地区独特的山川地貌,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独特文化的"共生",便是这种特殊性的突出表现.     

唐至清代傈僳族、怒族流变历史研究

聚居于怒江、澜沧江上游地区的傈僳族、怒族为远古氐羌系统民族,由中国西北向西南迁移后演变而来的,这已在学术界达成共识。但自唐以后如何沿滇西北民族迁徙走廊迁移到怒江地区并演变为两个民族共同体,其分化融合的历史过程如何,则引起学术界长期的争论。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作者从文献史料入手,结合民族学和语言学的材料和研究方法,首次考证了两个民族同源而异流的原因,并梳理了其流变的线索。     

论近代中国行业组织制度功能的转化

随着近代中国行会到同业公会制度变迁历程的完成,行业组织的制度功能也发生了相应的转化,实现了由传统向现代的转换。在组织功能上,行业组织从行会制度下按习惯与习俗运行为主转向同业公会制度下的制度化与规范化运行,社会功能方面实现了由传统的伦理道德取向向资本主义理性功利取向的转变,经济上则完成了由非资本主义向资本主义功能的转化,政治上从传统社会中的“在商言商”向工商社会里的“在商亦言政”过渡。尽管还带有某些传统痕迹,但制度功能的转化,总体上有利于行业组织在政治、经济、社会生活中发挥更大作用。     

“走西口”移民在推动包头城市社会变迁中的作用

包头市是一个典型的移民城市。清朝至民国年间,以旅蒙商为主体的＂走西口＂移民大潮直接推动了包头旧城的形成;促进包头商业和金融业的兴盛、土地关系的变化和社会风尚的变迁,使包头成为＂皮毛一动百业兴＂的商业城市。     

见代小说中的小城场景

在现代学的小说创作中,有一些以小城镇为背景的小说,这些小说呈现出与乡村题材和城市题材小说不同的生活场景和化况味,而且不同作家笔下不同地区的小城镇,在地理环境、自然风俗、化生活等方面也存在着差异,通过一幅幅各具特色的小城场景,不仅可以领略那个时代的小城和小城人的生活,还能够感受到社会的风云变幻,体味到小说审美艺术之外的社会生活和历史化。     

宗族与风俗:明代中后期社会变迁的缩影——以浙江余姚江南徐氏为例

明嘉靖万历时浙江绍兴府余姚地区的社会风俗变化很大,并深刻影响到生活方式以及人们的观念。嘉靖时徐天泽将风俗的变化归结为人们的"物欲",在讲求"义"的伦理政治下,"物欲"表现出的"利"对于社会的冲击无疑是巨大的。人们不再安分守己,以满足欲望为追求。余姚江南徐氏在明代由于科举人才辈出,引人注目。地方志从批判的角度记载风俗奢靡,编纂者号召人们移风易俗,反映了地方官的意志以及地方绅士的主张。最值得注意的是,士大夫通过宗族建设来移风易俗,维护社会秩序,造成宗族乡约化,进而组织化。     

乱世中的稳健势力:民初广州的银钱业及其组织

民初是广州银钱业及其组织从传统向现代转变的关键时期 ,至 30年代初 ,其发展达于巅峰。由于新式银行的业务发展尚未成熟 ,故银钱业仍执广州商贸之牛耳。银业同业公会的成立与活动促进了本地域内金融资本家由分化走向整合 ,加之追求和平与有序 ,故成为近代乱世中之稳健因素 ,并在地方经济社会事务中经常发挥重要的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村庄治理及其方式演进

乡村是社会的基础,乡村治理也是社会变化发展的体现。我国是农业大国,村庄治理一直在实践中进行各种探索。我国的村庄治理经历了传统社会痕迹的宗族治村、传统管理方式的精英治村、经济社会大变革浪潮下的富人治村和适应新形势的大学生村官变迁,呈现出不同的时代特征。     

论明代乡村教化的发展历程

乡村是农业文明国家形态及其政治体制赖以形成和发展的基础.我国封建社会历代君主莫不把乡村教化作为其施政重点,在潜移默化中增强了不同风俗习惯的人们对于封建伦理价值的认同.因此,了解封建社会的教化政策及其发展变化,将有助于全面了解我国封建社会伦理本位的文化特征,揭示其合理因素,为构建现代文明体系提供借鉴.     

抗战时期人口内迁背景的西南大后方现代化

抗战时期的人口内迁是中国现代史上最大的一次人口内迁运动,至少超过一千万的沿海人口为躲避战乱纷纷迁入西部大后方。大量人口内迁,有力地推动了西南大后方城市化、教育现代化和社会习俗现代化。抗战时期西南地区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其动力因素主要来自于外部。抗战时期西部现代化属于中国的“后发外生型”现代化类型。     

系统视域中的农村社会习俗变迁与文化基因

在系统视域中,农村社会习俗是内蕴文化基因的外显与表现形式,文化基因则是农村社会习俗表现与变迁的内因与根据,它集中地体现了民族精神。当代农村社会习俗变迁的特点在于时代性、复杂性、顺应性,而文化基因特性的表现在于渐变性、内蕴性、动力性。在新的形势下,必须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指导,既要主动顺应农村社会习俗变迁,努力传承传统文化基因;也要积极引领农村社会习俗变迁,着力优化特色文化基因;还要自觉创设农村社会时代风尚,大力重塑民族文化基因。     

论町人价值伦理的近代转型

近世町人阶级价值伦理具有促进商业资本发展和催生近代资本主义和近代取向的功能, 在此基础上,对其在日本由封建社会向近代资本主义社会转型的结构性变革中,如何与维新改革精神相契合和从社会角色到价值伦理实现近代转型的进程进行考察和分析,可以揭示日本近代资本主义伦理的形成轨迹和特征。